涛声：《崛起的诗群》与一个时代的诗魂

庐陵茶人阿鹏

写在前面：此文是几年前，在深圳一次海峡两岸诗歌沙龙的发言，原题“重读《崛起的诗群》”。现略作修订，并改为现题。八十年代初，《崛起的诗群》发表时，正读大学理工专业，同时参加了市文联诗歌讲习班的学习，所以对当时诗潮的涛声依旧，有着很深的情结。

深圳的夏日，空气中总悬浮着一种特殊的密度。这座城市没有明显的季节分野，只有永不停歇的生长声，像极了它怀中那些不断拔高的楼宇，在时间中垂直攀升。但此刻，我手中捧着的，却是一篇与这种“垂直生长”逆向而行的文章。1983年初，甘肃兰州的《当代文艺思潮》上，刋载的徐敬亚于两年前在大学时期创作的学年论文——《崛起的诗群》。当时，这篇诗论一经发表便如一枚重磅炸弹在诗坛炸响，随后引发了一场针对这篇诗论乃至朦胧诗运动的大批判。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像一个静谧的旋涡，将我从眼前这座未来之城的喧嚣中，瞬间卷回四十年前那片苍茫的北方土地。

2018年5月的长春，年过八旬的诗歌评论家谢冕与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等诗人齐聚一堂。他们曾以“赤子心诗社”、“北极星诗社”的名义，在吉林大学那片土地上点燃了中国诗歌的星火。而今，这些星辰已散布四方，有的仍在燃烧，有的已沉入地平线。今天当我读到过去的那些诗句，我突然明白了这场聚会超越时空的意义，它不仅是一场诗人们的聚会，更是一场诗歌精神的壮行仪式。

在这个崇尚速度和效率的时代，重读《崛起的诗群》，如同逆着时间的洪流行走。徐敬亚在1989年完成的同名诗论中曾激情宣告：“我感到一个崛起性的开始，已经降临！”“我想大声宣告，中国诗歌迎来了怎样一次全新的变革呀！” 今天，我试图在他的文字中，打捞那个时代留下的精神遗产，并以此观照自朦胧诗兴起至今四十余年中国诗歌的流变轨迹。

如果要为当代诗歌寻找一个精神起点，很多人会指向1979年3月《诗刊》上发表的那首《回答》。北岛以冷峻的笔触写下：“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紧接着是那句石破天惊的宣告：“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在那个刚刚解冻的年代，这不仅仅是一句诗，更是一代人精神独立的宣言。它标志着“朦胧诗开始由地下状态进入公开状态”，一个新诗潮时代就此拉开帷幕。

几乎同时，在福建鼓浪屿，舒婷正写下《致橡树》。她摒弃了传统爱情诗中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呼唤一种平等独立的爱：“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而在北京的胡同深处，年轻的顾城用最简单的意象浓缩了一代人的命运：“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些诗句迅速在青年中流传，成为精神的密码。

为什么这些诗能引起如此强烈的共鸣？徐敬亚在那篇著名的《崛起的诗群》诗论中敏锐地指出：“我郑重的请诗人和评论家们记住一九八O年，这一年是我国新诗重要的探索期、艺术上的分化期。”“在这一年，带着强烈现代主义文学特色的新诗潮正式出现在中国诗坛”。他进一步分析，这些诗歌的特点是“细节形象鲜明，整体情绪朦胧；内在节奏波动性大，类似小说中的意识流手法；结构奇兀闪跳，类似电影中的蒙太奇；语言，似乎可以擦亮读者的眼睛”。

但朦胧诗的意义远不止于艺术形式的创新。《诗刊》主编李少君后来总结道：“朦胧诗是‘文革’后期出现的一种诗歌新潮，追求个性，寻找自我，呼唤人性的回归和真善美，具有强烈的启蒙精神、批判思想和时代意识。” 这正是一代人精神觉醒的写照。他们在经历了理想幻灭、信仰危机后，开始重新思考“人”的价值和尊严。诗歌成为他们表达怀疑、寻找答案的载体。

徐敬亚有对诗人“寻找自己”的论述：“诗如其人——我愿意反过来说：一个诗人应该通过诗创造出自己。这个人，是从诗人的气质、人格、情趣和种种经历中走出来的。同时，‘他’应该比我们自己更接近真理，更美。” 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朦胧诗人们如此执着于自我表达——他们不仅在写诗，更在通过诗歌建构一个新的主体，一个经历过历史创伤却依然坚持思考、质疑、寻找的现代主体。

朦胧诗人们大多有着相似的背景：知青经历、地下阅读、思想苦闷。正如资料所载，“当时，围绕某一知青点曾出现许多诗歌创作群落，其中尤以‘白洋淀诗歌群落’最为有名”。这些年轻人在河北白洋淀插队期间，秘密传阅着《麦田里的守望者》《在路上》等西方文学作品，在精神的荒原上悄悄播下现代主义的种子。当1978年《今天》杂志以民间刊物的形式出现时，这些散落的火种终于汇聚成一片燎原之势。

值得注意的是，朦胧诗虽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但其精神内核却异常清晰。它们是一种“见证的诗”，正如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朦胧诗人们在反思和对自我价值的探寻之后，终于找到了自己作为‘历史的见证人’的位置，其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就是为后人提供历史的见证，因此，‘提供历史的见证’也就成了‘朦胧诗’的最终主题。”

正是这种“见证”意识，使朦胧诗超越了单纯的文学实验，成为一代人的精神肖像。当我重读这些诗句时，我感受到的不仅是一种审美体验，更是一种历史在场感——我仿佛能听到那个时代的心跳，感受到那些年轻灵魂的震颤。

朦胧诗并非一开始就被主流文坛接纳。相反，它们最初被贬称为“古怪诗”，甚至被批评为“令人气闷的‘朦胧’”。这种隔阂不仅源于艺术观念的差异，更源于两个时代、两种思维方式的对撞。

1980年，谢冕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在新的崛起面前》，呼吁对诗歌探索者给予“适当容忍和宽宏”。这被认为是“新诗变革的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宣言”。随后，孙绍振在《诗刊》上发表《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对这批艺术创新者给予了最初的艺术总结。但这些支持的声音起初并非主流，“其余呢，不是反对，就是沉默。迟钝、顽固的沉默！”后来这三篇诗论，被人称为“三个崛起”。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徐敬亚于1981年完成了长文《崛起的诗群》。这篇“第一篇全面评述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宣言式文章”，如同“一枚重磅炸弹，炸响了当年解冻之后仍相当沉闷保守的诗坛”。徐敬亚不仅为朦胧诗辩护，更系统阐述了它们的艺术特征和历史意义。他明确指出：“它的出现既有中国新诗因长期压仰而造成的自我否定，又有伴着文艺解放而来的外部文明的交融促进。这无论就文化发展和政治变革几方面看都有着一种必然性。”

重读这些诗论，我惊讶于徐敬亚当年的勇气和远见。他面对的不仅是艺术观念的冲突，更有意识形态的压力。但他依然坚定地写道：“诗的变革，首先是内容和情感的更新。诗要发展，必须首先争得艺术思考的权利，必须确立诗在生活中的正常地位。” 这种对诗歌自主性的坚持，对创作自由的呼吁，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有趣的是，徐敬亚不仅是一位评论家，也是一位诗人。他在《诗五谈》中分享了自己的创作体会：“诗，是永远体味不尽的东西。过去几年里，我曾几度弄不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每逢那时，便再也没有勇气重读一遍自己写的东西。这是痛苦，又是幸福。” 这种创作者的真切体验，使他的诗论不仅具有理论深度，更充满生命的温度。

对朦胧诗的论争持续了数年，直到1985年《朦胧诗选》出版，这些作品才被系统整理并广泛传播。这本淡绿色封面的诗集，“成为80年代文学青年的文化标识”，也成为朦胧诗经典化的重要里程碑。如今回望，那场论争的意义不仅在于为朦胧诗正名，更在于它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开始尊重艺术的多样性，开始接纳不同的声音。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朦胧诗逐渐从“崛起”状态走向分化。徐敬亚曾将诗歌分为两种：“一种深沉、强烈；一种清晰、柔美。前者富于理性，感情宜有强度，犹如辐射；后者要求敏快丰富，情调上重细致含蕴，犹如熏染。中国古代有‘豪放派’和‘婉约派’，苏联有‘大声疾呼派’和‘悄声细语派’，就是指此。” 如果说朦胧诗前期更接近“大声疾呼”，那么随着时间推移，“悄声细语”开始成为新的诗歌倾向。

李少君将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概括为“文学寻根时期”。他指出：“最早具有寻根意识的作品被认为是杨炼的诗歌《诺日朗》等。后来则是小说界将之推向高潮。” 这种寻根意识反映出诗人们开始将目光从西方现代主义转向中国传统文化，试图在古典资源中寻找现代诗歌的精神依托。

与此同时，诗歌界也出现了新的群体和探索。1986年，徐敬亚策划组织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以七个整版的规模发表六十八个民间社团流派的作品。这次大展虽然促进了艺术民主，激活了诗歌探索，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夸张的诗歌规模、注水的诗歌流派、放肆的诗歌主张和写作风气，由此得以泛滥”。

这一时期，台湾现代诗歌对大陆产生了重要影响。李少君指出：“台湾现代诗正好开始转向自身传统寻找资源，创作出具有一定示范性的代表性作品，比如余光中的《乡愁》、郑愁予的《错误》、洛夫的《金龙禅寺》等。” 这些作品为大陆诗人提供了一种范本——如何在现代主义框架中融入中国古典美学。

朦胧诗代表诗人之一的顾城，在这一时期也经历了创作和人生的重大转变。从早期充满童真和梦幻的诗歌，到后期更为幽深复杂的作品，顾城始终保持着“一种心智不健全者的纯净和天真”。然而，这种“拒绝长大”的精神状态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剧。1993年，顾城在新西兰的寓所自杀，结束了这位“童话诗人”矛盾而痛苦的一生。他的死亡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象征着一个诗歌时代的终结。

90年代的中国诗歌进入了更为多元也更为分散的时期。诗人们不再有统一的旗帜和口号，而是各自探索自己的道路。陈仲义在评论当代诗学时指出，唐晓渡提出了“个体的主体性”概念，将“一个原本出于高度思辨、倾向于静止的哲学概念，改造成一个动态的、切合诗歌创作实践，且具有可操作性的诗学范畴”。这恰恰反映了90年代诗歌的一个核心特征：个人化写作成为主流，诗人们更加关注个体的生命体验和内心世界。

重读《崛起的诗群》，尤其留意到徐敬亚对诗歌变化的敏锐观察：“从固有的审美兴趣里走出来多么困难，那意味着抛弃所有支撑你站起来学路的昔日诗集，把真实的生存带进语言和文化。” 这句话仿佛预言了后来诗歌发展的轨迹——当朦胧诗的集体性话语逐渐消退，诗人们必须面对更为复杂的现实，寻找新的语言和形式来表达个体的生存经验。

进入21世纪，中国诗歌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李少君将这一阶段称为“诗歌的‘草根性’时期”。他指出：“新的创作机制、传播机制、评判机制、选择机制发生了变化。诗歌进入一个相对大众化、社会化也是民主化的时代。” 这一变化的重要背景是互联网的普及，它为诗歌创作和传播开辟了全新的空间。

“草根诗人”的崛起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现象。“被称为‘草根诗人’的有杨键、江非等最早引起注意，而打工诗人郑小琼、谢湘南、许立志等也被归于这一现象。2014年年底余秀华的出现，使‘草根诗人’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现象，达到一个高潮。” 这些诗人大多没有受过专业的文学训练，他们的诗歌直接来自生活经验，语言质朴而充满力量。

与此同时，地方性诗歌开始兴盛。“雷平阳、潘维、古马、阿信等被誉为代表性诗人。而少数民族诗人的兴起也可以归入这一现象，如吉狄马加等少数民族诗人，为当代诗歌带入新的诗歌因素，并成功进入主流文学。” 这些诗人将地方经验、民族记忆融入诗歌创作，丰富了中国诗歌的文化地理图谱。

另一个显著现象是女性诗歌的繁荣。“女诗人几乎人人开博客和微信微博等自媒体。自媒体有点像日记，又像私人档案馆，还像展览发布厅，自己可以做主，适合女性诗人。” 网络平台为女性诗人提供了表达空间，使她们的创作得以进入公共视野。

微信的普及进一步改变了诗歌的生态。“朋友圈分享，证明诗可以群。微信适合诗歌阅读和传播，快捷，容量小，并可随时阅读，日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习惯。” 诗歌从纸媒走向屏幕，从精英圈层走向普通读者，这种传播方式的变化也反过来影响了诗歌的创作风格。“从网络诗歌开始就有的‘口语化’趋势，也使诗歌更容易被读懂和广泛接受。”

微信的普及进一步改变了诗歌的生态。“朋友圈分享，证明诗可以群。微信适合诗歌阅读和传播，快捷，容量小，并可随时阅读，日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习惯。” 诗歌从纸媒走向屏幕，从精英圈层走向普通读者，这种传播方式的变化也反过来影响了诗歌的创作风格。“从网络诗歌开始就有的‘口语化’趋势，也使诗歌更容易被读懂和广泛接受。”

徐敬亚还曾提出：“诗，是历史写的，虽然笔握在诗人手里。” 在21世纪的今天，这句话有了新的含义——诗歌不仅是诗人个人情感的表达，也是对时代经验的捕捉和转化。无论是草根诗人的生存叙事，还是女性诗人的内心独白，或是地方诗人的文化记忆，都在以各自的方式书写着这个时代的历史。

李少君在展望诗歌未来时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观点：“向上，确立新的现代的美学原则，创造新的美学形象，建立现代意义世界，是一个有待完成的目标。” 他认为，诗歌应该“兼具自然性、人性、神性三位一体”，因为“自然乃人存在的家园，这是基础；而对人性、人心、人权的尊重和具备，是必需的现代准则。神性，则代表一种向上的维度，引导人的上升而非坠落”。

这一愿景与徐敬亚四十年前的呼唤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徐敬亚在《崛起的诗群》中曾激情宣告：“我感到一个崛起性的开始，已经降临！” 今天，我们是否已经完成了这种“崛起”？或许，诗歌的发展不是一个线性上升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回旋、不断深化的旅程。

重读《崛起的诗群》，特别被徐敬亚对诗歌精神性的强调所打动。“真正的诗人是超越自己姓名的。他与人类最高最美的意识同在。” 这种对“最高最美意识”的追求，在今天这个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诗歌或许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但它能为我们提供一种精神的维度，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可能性。

陈仲义在评价徐敬亚的贡献时指出：“徐敬亚产量不多，时隐时现，但每一次‘现身’，都加速对陈旧诗歌的冲击，参与新时期现代主义诗歌的更新。” 这种“时隐时现”的姿态本身就有一种象征意义——诗歌的精神不是时刻处于聚光灯下，而是在沉寂中积淀，在关键时刻迸发。

当代诗歌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全球化、数字化、消费主义等力量正在重塑文化的面貌，诗歌如何在这种环境中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深度？或许，朦胧诗人们留下的最宝贵遗产，不是某种固定的风格或技巧，而是一种精神态度：对自由的追求、对真实的坚持、对创新的勇气。

徐敬亚曾这样描述诗人的痛苦：“诗人的痛苦常常来源于自己。诗，并不是一旦写起来就可以写整整一生的事情。” 这种痛苦源于诗人对自我的不断质疑和超越。在今天这个鼓励自我展示、追求即时满足的时代，这种“不断否定，不断痛苦”的创作态度显得尤为稀缺，也尤为必要。

合上《崛起的诗群》，窗外的深圳已华灯初上。这座城市的夜晚没有真正的黑暗，只有不同层次的灯光交织成的光影之网。但在这片人造的光明中，我仿佛看到了另一种光——那是从书页间透出的精神之光，是从四十年前那片思想冻土上艰难萌发的诗歌之光。

从北岛的“我不相信”到顾城的“寻找光明”，从舒婷的“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到今天无数草根诗人的生存吟唱，中国诗歌走过了曲折而丰富的四十年。这四十年不仅是诗歌艺术的演进史，更是一代人精神成长的见证史。

《崛起的诗群》这本书，像一座桥梁，连接了过去和现在，北方和南方，精英和大众。那些曾经年轻的诗人们已步入中年甚至老年，但他们诗歌中的精神依然年轻。正如徐敬亚所言：“诗，说到底，是属于青春期的东西，在有些人身上，青春期当然可以长期保持，甚至一生。”

在这个信息爆炸却意义匮乏的时代，诗歌或许无法改变世界，但它能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它提醒我们，在数据、效率、实用之外，还有情感、想象和美存在的空间。它告诉我们，人类的体验是如此复杂而微妙，需要一种特殊的语言来捕捉和表达。

重读《崛起的诗群》，人们能明白了一个道理：诗歌的“崛起”不是一次性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个持续的精神过程。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崛起”，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新的“崛起”。当我们在书页间与那些诗句相遇，与那些灵魂对话，我们也在完成属于自己的精神觉醒。

窗外，深圳的夜依旧喧嚣。但在这喧嚣之中，我听到了另一种声音——那是从书页间传来的涛声，是无数诗歌灵魂汇聚成的精神海洋的涛声。这涛声穿越了四十年的时空，依然清晰而有力。它提醒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类对美、对真理、对自由的追求永远不会消逝。而诗歌，正是这种追求的永恒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