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法卡山的星空与硝烟</p><p class="ql-block">1985年的夏天，海南军区的椰风还没从衣领里散尽，我们这批被挑出来的通信兵已经背着电台钻进了广西的密林。出发前三个月，紧急集合时那声刺耳的哨音总在我梦里炸响——就是因为迟到15分钟，我的三等功勋章在表彰大会上被临时换成了通报批评。营长把我叫到橡胶树下，树皮的纹路像他紧绷的脸：“上了阵地，迟到15秒就是一条命。”</p><p class="ql-block">法卡山的2号高地比地图上看着更狰狞。主峰3号高地像块烧红的烙铁悬在头顶，我们的猫耳洞就嵌在半山腰的岩石缝里，雨季时能积起半尺深的水。每天清晨，我都会用刺刀刮掉电台天线上的露水，耳机里永远是滋滋的电流声，偶尔夹杂着主峰指挥部的指令：“东北方向，越军炊事车动向正常。”</p><p class="ql-block">最难忘是那个被烟头点燃的夜晚。那是1985年9月，徐刚抱着手榴弹蜷在我旁边擦枪，他说等轮战结束就回家娶邻村的桂英。凌晨三点，新上来的四川兵小李实在困得顶不住，摸出藏了半个月的“大前门”香烟，打火机刚擦亮，对面4号高地就泼来一梭重机枪子弹。我眼睁睁看着小李像片叶子似的滚进交通壕，子弹在他刚才趴过的地方犁出串火星。徐刚拽着我往猫耳洞拖，电台天线被流弹削断，铜丝在月光下闪着冷光。</p><p class="ql-block">排雷是徐刚的最后任务。10月12日那天雾特别大，他走在最前面，探雷针每插入土地一寸，我心里就揪紧一分。突然他喊了声“有情况”，随即猛地把我推开——那声巨响之后，世界只剩下耳鸣。我爬过去时，他胸前的止血包已经被血浸透，手里还攥着没来得及递过来的罐头，那是他攒了一个月的午餐肉。</p><p class="ql-block">后来我常常想起训练场上那个迟到的清晨。在2号高地的105个日夜，我们用高倍望远镜数过越军阵地上的炊烟，用无后坐力炮打哑过敌人的机枪巢，却数不清有多少战友的名字永远刻在了界碑旁的石碑上。现在每次路过文具店，看到红色的印泥，我总会想起徐刚牺牲那天，教导员把我们的血指印按在请战书上的样子——那红色，比任何勋章都鲜艳。法卡山轮战</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