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说到信史：读《史记·夏本纪》随笔

陀罗山人

　　《史记·夏本纪》这部关于中国第一个世袭王朝的记载，既承载着先民对远古英雄的记忆，又寄托着史家对信史构建的渴望。在传说与信史的交织中，我们窥见的不仅是夏朝的面貌，更是中华文明自我认知的演变轨迹。

　　《夏本纪》及其它早期典籍，共同勾勒出一个脉络清晰的夏代兴衰史：从禹会涂山确立王权、启伐有扈稳固世袭，到后羿代夏的政权中断、少康中兴的艰难复国，再到孔甲乱政的衰败之始，直至商汤伐桀的王朝终局。这些为世人熟知的事件，构成了文献中的夏朝叙事核心。

《夏本纪》开篇处，笼罩着浓郁的神话氛围。大禹治水的事迹，与其说是严谨的历史记录，不如说是民族精神的寓言式表达。“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的描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半神半人的文化英雄形象。禹的父亲鲧因治水失败而被殛，禹承父业，“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这样的叙述模式与世界各地治水神话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司马迁在记录这些源自《尚书》、《左传》等经典的传说时，面临的根本性困境在于：如何将这些长期口耳相传、文学色彩浓厚的故事，转化为可信的史实？

大禹治水

　　这位伟大史家的选择耐人寻味。他一方面大量采撷《尚书》《诗经》等早期文献，另一方面又以严谨的态度进行筛选和质疑。司马迁对夏朝世系的整理尤为关键——他将原本可能零散的、神话色彩浓厚的帝王传承，整理成一个有内在逻辑的世系表。这种整理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化过程：通过将神话人物纳入线性时间序列，赋予他们“历史人物”的身份特征。当禹从“治理洪水的神”转变为“夏朝的开创者”，当启从“石破而生”的神奇诞生转变为“承父位而王”的政治继承，传说便开始向历史过渡。

　　更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的“阙疑”精神。对于夏朝年代，他谨慎地表示“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对于某些明显神异的情节，他或淡化处理，或直接质疑。在《五帝本纪》中，他坦言：“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这种清醒的史学意识，使得《夏本纪》在吸收传说的同时，又保持着与神话思维的微妙距离。

　　二里头文化乳钉纹铜爵是夏代晚期的青铜礼器，为中国早期青铜文明的核心代表器物。

1975年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

　　如果说《夏本纪》为我们勾勒了夏朝的文献轮廓，那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则正在为这幅轮廓填充血肉与筋骨。位于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其存在的年代（约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30年）与文献推算的夏朝中晚期高度吻合，被视为探索夏文化的关键钥匙。自1959年史学家徐旭生为寻找“夏墟”在豫西调查时发现二里头遗址以来，二里头遗址的每一次考古推进，都为《史记·夏本纪》中的“夏代”从传说走向信史增添了一块坚实的基石。

　　《夏本纪》载“夏有天子，有万国”，描述的是一种以王权为核心的早期国家形态。二里头考古以震撼的实物证据呼应了这一描述。规模宏大的宫城遗址——面积达10.8万平方米的围墙之内，纵横交错的“井”字形道路网络，划分出严谨的功能区划。其中，一号与二号宫殿基址尤为壮观：一号宫殿基址总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主体殿堂前有广阔的庭院，四周廊庑环绕，其严整的轴对称布局、明确的中轴线设计，开创了中国古代宫室建筑的先河。这绝非普通聚落，而是一个具有强大行政控制力和资源调动能力的广域王权国家的权力中枢。宫城的存在，正是“天子”威仪与国家权力的物化象征。

　　“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这一传说暗示了青铜器与王权的特殊关联。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将这一传说照进了现实。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官营青铜礼器铸造作坊，出土了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鼎、爵、斝等礼容器。这些器物工艺复杂，器形规整，并非实用炊器或酒器，而是专用于祭祀、宴飨等礼仪场合的“礼器”。尤其是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与龙形器，其原料获取、精密制作所需的社会分工与高端技艺，只能由垄断稀缺资源的统治阶层掌控。青铜礼器系统的出现，标志着用以“明贵贱，辨等列”的礼制已经形成，这正是国家社会等级秩序的物质体现。

　　绿松石龙形器被认为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证明了早在夏代，龙作为神圣和权力的象征已被崇拜。2022年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

　　文献中，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描绘了夏王朝作为天下共主的向心力。考古学上，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力范围远超其直接控制区。源于二里头的陶礼器（如爵、盉）、玉器（如刀、璋）以及先进的青铜冶铸技术，向北到达燕山南北，南至长江流域，西抵黄河上游，东及江淮地区。这种前所未有的、跨越多元文化区的强势文化扩散，被考古学家许宏称为“中国第一次‘青铜浪潮’”。它实证地揭示了一个强大的核心文化的存在，其文明成果被四方广泛认同与模仿，这与文献中夏王朝的文化中心地位若合符节。

　　当然，考古发现也带来新的思考与张力。例如，二里头遗址尚未发现像殷墟甲骨文那样的同时期文字系统，这使得对其绝对身份的认定仍留有余地。其宫室格局与后世“前朝后寝”的成熟形制尚有区别，显示出早期国家的过渡特征。然而，正是这些“不完美”的对应，反而更真实地展现了一个早期国家从传说到信史演进过程中的复杂面貌。考古学并非简单地“证实”文献，而是在提供一个独立的、物质文化的证据序列，与文献叙事进行批判性对话，共同构建更立体、更坚实的历史认知。

　　从文化记忆的视角看，《夏本纪》的创作本身就是一场对集体记忆的重塑。夏朝作为中国历史叙事中的第一个王朝，承载着“家天下”政治模式确立的关键记忆。司马迁通过撰写夏本纪，不仅是在记录一个朝代，更是在构建华夏文明的政治合法性谱系。这种构建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历史观念——从此，夏商周三代更替成为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叙事框架，夏朝则成为这个框架中不可或缺的第一环。

　　在“从传说到信史”的漫长旅途中，《夏本纪》与二里头考古共同占据着独特位置。前者代表了文明对自身起源的历史化叙述与哲学思考，后者则提供了国家形成期的物质实证与文明图景。它们既不是纯粹的神话，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信史，而是一个文明在特定历史阶段对自身起源的理解与表达，以及现代学术对此进行的科学探寻。司马迁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揭开了夏朝所有的历史真相，而在于他在传说与信史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而现代考古学的意义，则在于它以科学方法，将这种平衡建立在日益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

　　当我们今天同时阅读《夏本纪》与二里头考古报告时，或许应当超越“夏朝是否存在”的简单追问，转而思考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一个文明如何通过历史写作与考古发现的双重路径来理解自己的开端？在文献与实物的互证中，在传说与信史的张力中，我们获得的不仅是一份关于夏朝的知识，更是一种理解文明源流的方法论——在敬畏传统与追求真实之间保持平衡，在神话思维、历史理性与科学实证之间建立开放而批判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