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坊，我的第二故乡

霜天红叶

　　1968年11月19日是信阳一高的第一批城市学生下乡落户启程的日子。那天清晨，我在好友徐宪荣的陪伴下来到集合地点，心里却一片茫然——我不知道自己将和谁同行，也不知道最终会在商城县的哪个地方安家。我们班十位女同学中，七位已回原籍，留在信阳市的仅剩三人。在熙攘的人群中，我们俩找不到一个熟悉的同班女生身影，顿时不知所措。徐宪荣像姐姐一样建议我跟随有熟人的小组。我唯一熟悉的只有同班男生伍强在场。打听后得知，他选择的小组里有高二的宋小芹——校篮球队的学姐，以爽朗大气闻名；还有高三的靳小侠，在校园里也有很好的口碑。听说我同班的黄德武也可能加入，我便登上了那辆开往未知的卡车。直到车子发动，黄德武始终没有出现。我就这样带着满心迷茫，开始了知青生涯。

上车后才得知，我们这一组已有十一人：高一四人，高二两人，高三五人。目的地是商城县上石桥公社古城大队——一个后来才知晓的地方，位于商城与固始交界，离县城七十多里，被称作“商城的北大荒”。我们这个集体后来逐渐扩大到十七人，朝夕相处，同甘共苦，亲如一家。尤其是守芝、金华、小芹、桂芳、仲媛和我，六个女孩更是情同姐妹。

姐妹照，缺仲媛，满心憾。

      1970年10月，因篮球特长被抽调离开我们两个多月的宋小芹回到知青点办理回城工作手续。她的离开，仿佛吹响了我们这群人陆续返城的序曲。之后，知青点里的人一个接一个被招工、上学离开。而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外坊子的，为这段集体岁月画上了句号。
      1973年7月，我和守芝参加了高考。守芝一直和我相伴到她九月份接到入学通知书，她走时是我送她的。外坊青年大院独自留下了我，心里空落落的，孤独，煎熬迷茫都是有的。但我当时觉得还有希望，也怀着期待。不久，大队民兵营长金永银通知我去当小学老师。学校就在外坊子邻近的金姓村子边上，十几个孩子分属不同年级。课后，我带他们唱歌、跳绳，日子过得平静，几乎在脑海里挤跑了所谓的“煎熬”。

       那段日子，外坊的乡亲们待我格外温暖：同院的周科帮我打稻子；十七岁的小姑娘金惠常来陪我说话；队长金韩功夫妇、因修鲶鱼山水库迁来的胡姓夫妇，总会叫我一起吃饭、聊天；民兵队长小高带着大家帮我把陷在水田里的麻捶沤出来……这些点点滴滴，让我不断感觉到温暖。
       十月初，我收到守芝的信，得知她已到信阳卫校报到了。同时，我也被卫校检验专业录取。没过几天，入学通知书很快也到了我手中。欣喜之余，我开始收拾行装。周科等乡亲帮我卖掉了剩余的稻谷、麻和那头秃尾巴小猪，一共得了七十多元——在那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到校报到后，我与守芝重逢，一起分享了这份来自土地的收获。
       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天离开的外坊，推算应是十月中下旬。乡亲们一直送我到村西头的高岗上，叮嘱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记得最清楚的，是周科的父亲——大家都叫他“周老头”——用沙哑的嗓音喊道：“明欣啊，还来啊！”我用力点头，泪水早已模糊双眼。转过身，我在心里默默地说：再见了，乡亲们！这里也是我的故乡，我一定会回来看你们。
        几十年过去，那一幕始终清晰如昨。我常常想起他们——周老头、周科董荣两口、周娃子、周琴子、金韩功队长夫妇、金惠小妹妹……也常常想起在外坊的岁月：学长学姐教会我做饭、拆洗棉衣；乡亲们手把手指导我割稻、插秧、薅秧、割麦。正是外坊这片土地，磨炼了我的意志，也悄然规划了我未来的人生道路。
       2018年10月，我们终于结伴重回金外坊。五十年了，古城大队变成了什么样？外坊子又是什么模样？从信阳直达上石桥的大巴下车，早有乡亲在路口等候。得知我们要“回家”，大队特意派了车来接——昔日不通汽车的古城大队，如今车辆已能直抵大队部门口。
       外坊子早已不见当年的茅草屋，更令人惊喜的是，村里建起了文化广场、篮球场和乒乓球台。广场上迎候的乡亲们，竟能一个个唤出我们的名字，如数家珍。

　　我一眼就看见了人群里的金惠——她比我们小几岁，头发却已斑白。周科和他的老伴董荣都老了，他们的笑容却依然精神。五十年前离别的场景忽然重现眼前：也是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周老头那句“明欣啊，还来啊”随风飘来，我泪流满面地答应。五十年后，我真的回来了。望着眼前一张张熟悉而苍老的面容，心里涌起深深的安宁——外坊子从来不是一段逝去的记忆，它是生命里扎下的根，是无论走多远，一回头就能看见的灯火。

本篇文案源自明欣同学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