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陈列室(二)——夏商西周时期

刘海影

前言

“古代中国陈列”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它以王朝更替为主要脉络，分为远古时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夏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八个部分。该陈列以古代珍贵文物为主要见证，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古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生活以及中外交流等方面的发展状况，突出展现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华民族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陈列室(一)——远古时期

夏商西周时期 (约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

夏、商、西周时期是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形态的形成与初步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王权政治得以强化，并不断完善。青铜铸造达到鼎盛，辉煌灿烂。丰富的汉字材料，记录了当时政治、经济与文化面貌。西周统治者推行的礼制，重在彰显、维护等级秩序，对此后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初步发展

夏、商、西周是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形态的形成与初步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伴随着朝代更迭，王权政治得以强化，并不断完善。盘庚迁殷之后，商朝开始强盛。西周统治者通过分封诸侯巩固了政权，同时将影响区域空前扩大。

夏、商、西周时期形成的政治结构，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与文化的繁荣，也为此后中国古代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周晚期，王室衰微，各阶层间矛盾激化，社会变革势在必然。

1.1 夏朝的建立

约在公元前21世纪，禹治水成功，被推举为联盟首领。禹死后，其子启继位。自此，传统推举首领的“禅让”制为王位世袭制所代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王朝——夏。

夏人的主要活动地域在今河南西部与山西南部。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二里头文化”，分布地域和延续年代基本与夏人活动的地域和时间相符，是目前探索夏人历史面貌的主要遗存。

在国家博物馆中国古代基本陈列夏商西周时期展区，展出的文物很多，注意但没有一件文物明确标注是夏朝的。这是为什么呢?

夏朝是中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王朝。《诗经》、《左传》、《尚书》等众多先秦典籍均提及夏朝。西汉司马迁《史记》记载了夏商周三朝更替的历史。但一直没有发现明确属于夏朝的文字类文物。

有一种意见认为二里头遗址为夏朝中晚期都城遗存。国家博物馆展厅文字介绍: 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二里头文化，是目前探索夏人历史面貌的主要遗存。

东下冯遗址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夏县埝掌镇东下冯村青龙河两岸的台地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典型遗址，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记载，从约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开始，到公元前476年春秋时期结束，是中国的奴隶社会。禹的儿子启建立的夏，是中国最早的奴隶制国家。 约公元前1600年，夏王桀在位时，被商汤率兵灭亡。

大禹像

山东嘉祥武梁祠东汉画像石拓图

二里头遗址宫殿基址发掘现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供图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村南，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是当时一处繁华的都邑。遗址内分布纵横交错的道路、宮城、大型宫殿基址及青铜铸造、玉石器加工等手工业作坊遗址。

遗址上最为丰富的文化遗存属二里头文化，其年代约为距今3800年-3500 年。遗址内发现有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窖穴、墓葬等遗迹，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角器及蚌器等遗物。二里头遗址对研究华夏文明的渊源、国家的兴起、城市的起源、王都建设、 王宫定制等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里头遗址1号宫殿基址复原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供图

二里头遗址内目前已揭露出10余座宫殿建筑基址，其中规模最大的1号宫殿基址略呈正方形、主体宫殿坐北朝南，,殿前为广庭，四周有廊庑建筑。此神宫殿建筑形制多为后世沿用，开创了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先河。

青铜爵

二里头文化

1984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

青铜爵始见于二里头文化，是目前已知最早出现的青铜酒器，通行至西周中期。青铜爵与斝、觚、尊、鼎等器物组成礼器群，在商周礼制的继承与发展过程中，成为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核心之一。

二里头文化发现的青铜爵在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由于青铜器与文字、城市并称为文明的三大标志，而青铜爵作为最早出现的青铜容器之一，冶铸水平的技术要求不同于刀、镜等扁平器物，其诞生揭示了科技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飞跃。另一方面，正因为具有划时代的文化内涵，青铜爵在消亡后，仍广泛存在于后世文献，反映出深远的文化影响力。

1.2 商朝的强盛

约在公元前16世纪，成汤率领商族趁夏乱起兵，灭夏，建立了商朝。商初建都于亳，后又经数次迁徙，约在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 直至公元前11世纪商朝灭亡。盘庚迁殷之后，商朝的发展进入了强盛。

《史记·殷本纪》记载的商王世系

商代甲骨卜辞“周祭谱”中的商王世系

青铜鼎 (杜岭大方鼎) / 商乳丁纹青铜方鼎

商前期(約公元前16世紀一前14世纪)

1974年河南郑州社岭出土

青铜鼎是商周时期数量最多、地位最为重要的青铜器。除了作为贵族日常生活的炊器与盛食器，鼎也是贵族进行宴飨、祭祀等礼制活动时最重要的礼器之一。成语“钟鸣鼎食”即把鼎与钟分别作为商周贵族使用礼乐器的代表，可见鼎地位的尊贵。此外，鼎也被当做王权的象征。《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楚庄王问鼎中原的故事为人熟知，表明鼎在商周社会中具有极为特殊的地位。在中国，九鼎象征九州，是国家政权的象征。

1974年出土于河南郑州张寨南街郑州商城遗址青铜器窖藏坑，埋藏时两鼎口沿齐平，较大的鼎（杜岭一号）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较小的鼎（杜岭二号）藏于河南博物院。

这件青铜方鼎是目前发现商代前期青铜器中体量最大者，应是当时的国之重器。是人类所能认知的年代最早、体量最大、铸造最为完美、保存最为完整的青铜重器，比后母戊大方鼎还早了近300年。从科技价值角度来看，杜岭大方鼎也具有划时代意义，展现出商代前期质朴而高超的青铜冶铸技术，是对大型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探索之作。以杜岭方鼎为代表的郑州商城遗址的发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文明在郑州商城时期，已经进入初现辉煌的时期。

其出土为郑州商城遗址升级为商代早期都城提供了重要证据，推动郑州列入“中国八大古都”[。1982年、1996年该遗址又出土两批形制相似的青铜方鼎。

深腹，腹壁微内敛，平底，下有四个上粗下细的空柱形足，鼎身有八组饕餮纹和乳钉纹规则地分布在四壁的中上部和四周，装饰错落有致，巧妙地创造出富有变化的庄严感，一派王者风范，却又生机勃勃。

杜岭方鼎造型浑厚庄重。鼎口沿外折，两侧沿面上有圆拱形立耳，微微外张，耳的外侧面呈凹槽形。

该鼎为多范分铸而成。口呈长方形，上立二次铸成的拱形立耳一对。

器身四面和四隅各铸单线兽面纹一组。每面两侧与下部饰乳钉纹，足上部各饰兽面纹。

在整个安阳殷墟，对应着的高等级的国王及大贵族墓葬有着专属位置，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专用墓地，可惜的是几千年来挖的挖、盗的盗，现在只留下一些车马坑、随葬坑和空空的“亚字形”、“中字形”大墓，所以在建国后还没有真正发掘过一座完整的王室墓坑。

妇好墓是目前发现唯一保存完整的殷墟商代王室墓葬，墓室不大，面积约二十平米，随葬品却极为丰富，共出土青铜器、玉器、骨器等珍贵文物近两千件，根据墓葬的发掘材料推测，墓上原建有甲骨卜辞中称作“母辛宗”的享堂。

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之一，也是最有能力、备受宠爱的王后。武丁是商后罕见的明君，他四处征讨，打败了诸多的敌人，从而扭转了商朝一度衰落的国运，根据现有的甲骨文材料记载，妇好曾多次率领军队出征，最多的时候达到一万三千人，浩浩荡荡地开向边疆，开向与商朝作对的土方、羌人、巴方等国，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为商王朝拓展疆土立下汗马功劳，成为商代第一女将。妇好是我国有历史记录的最早的女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

青铜方尊

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尊是贵族社会举行重大祭祀、典礼时所使用的礼仪用器。商周时期各种造型的青铜礼器中，方形器的礼仪规格比圆形器高，妇好墓出土的大量青铜方鼎、方尊、方彝、方觚(gu)体现了墓主人妇好作为商王王后的身份和地位。

“后母戊”青铜方鼎 —— 禁止出境！

商王武丁时期

传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

人称“青铜之王”的商代铜鼎。它通体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壁厚6厘米，重达832.84公斤，是目前已经发现的中国古代最重的单体青铜礼器，因鼎腹内壁上铸有“后、母、戊”三个字而得名——后母戊鼎。

后母戊鼎因其腹壁铭文得名。鼎的造型方正，形体巨大，显得雄伟庄重。鼎身四壁沿周缘装饰饕餮纹,足部也装饰饕餮纹，鼎耳上部则装饰鱼纹，鼎耳外侧装饰虎食人纹。今测鼎重832.84千克，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

以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技价值三个主要的文物解读视角观察，后母戊鼎在科技价值方面可谓商周青铜器的翘楚之作。因鼎的体量、重量均远超过一般青铜器，因此在原料冶炼、塑模制范、浇铸充型一系列铸造过程中的技术要求极高，充分显示出此时青铜器铸造业庞大的生产规模和杰出的技术成就，是这一时期青铜文化发展高度的代表。

鼎是中华文明的见证，也是中国青铜文化的代表。青铜鼎，器制沉雄、厚实，纹饰狞厉、神秘，是中国青铜艺术成熟期最具审美价值的艺术品。

早在7000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陶制的鼎。鼎本来是古代的烹饪之器，相当于现在的锅，用以炖煮、盛放鱼肉。传说大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用来象征九州。自此鼎就被视为立国重器，“鼎”字也被赋予了“显赫”、“尊贵”、“权势”、“盛大”等引申意义。

我国青铜鼎的铸造水平在商朝和西周时期达到了顶峰，《左传》记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青铜鼎成了国家盛衰的象征。后来“藏礼于器”，青铜鼎发展成祭祀天帝和祖先的“神器”，用以祭天祀祖，缅怀先祖功德。

那么后母戊鼎又是做什么用的呢？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有关青铜器的研究，以及甲骨文中的记载，认为在鼎腹内壁铭文“后母戊”三个字中，“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妇女井（jǐng）的庙号，“司”应为“后”，代表她生前的地位。根据铭文可知，后母戊鼎是商王武丁的两个儿子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亲妇女井而制的。

在古代中国，青铜是一种十分珍贵的金属，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用。而后母戊鼎重达832.84公斤，铸造如此巨大的青铜器至少需要1000公斤以上的原料。这件青铜大鼎的铸造在当时大约需要二、三百名工匠的密切配合才能完成，这足以反映商朝中期青铜铸造业的宏大规模。

商、周时期铸造的青铜器，大多应用陶范法。陶范就是陶制的模具，把熔化的铜液浇灌到模具中，待铜液冷却、凝固后，拆掉模具，便得到了成型的青铜制品。

据专家考证，后母戊鼎就是用陶范法铸造而成的。经过推算，需要使用20余块外范，才能铸出后母戊鼎的硕大身形。而且，重达800多公斤的后母戊鼎，除双耳以外，鼎身和鼎足是一次浇铸成型的，这本身就是铸造工艺上的一个奇迹。

最让人感到吃惊的是，后母戊鼎在铸造时还暗藏玄机！您可能很难想象，眼前这个重达800多公斤的大鼎，四足却被铸成空心的！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为了节约铜料吗？

研究人员经过仔细观察，发现鼎身器壁厚约3至5厘米，而四足直径至少也有15厘米。如果将四足铸成实心的，肯定是四足冷却慢，器壁冷却快。依据热胀冷缩的原理，由于它们的膨胀系数不同，大鼎完全冷却后，四足与器身的连接处将会发生扭断。当时的工匠显然已经掌握了这一热力学原理，有意将四足铸成空心，从而避免了不同膨胀系数所造成的扭断。由此可见当时青铜铸造技术的高超。

后母戊鼎上的纹饰充分显示出商代独特的粗犷原始之美。大鼎的外壁装饰着饕餮(tāo tiè)纹、牛头纹、夔（kuí）纹和蝉纹，中心平素光滑，显得浑厚、庄重。饕餮是以虎、牛、羊等动物为原型，经过抽象的艺术处理，创造出来的一种神秘怪兽，表现出古人对自然的崇拜。人们将饕餮纹装饰在青铜礼器上，使礼器显得更加神秘、威严。大鼎四面的交接处，装饰着扉棱。鼎耳的耳背上有鱼的纹饰；双耳外侧，我们可以看到双虎噬人头的图案。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弦纹之上饰有兽面纹。

青铜器在铸造成型之初是金黄色的。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颜色，是因为数千年被深埋地下，青铜器已被侵蚀而生了铜锈。我们可以想象，身形巨大、重达千斤的后母戊大方鼎三千年前出现在中原大地上时，是何等的金碧辉煌、威震四方。

提起后母戊鼎的出土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早在1939年，大鼎就已经在河南安阳的小屯出土。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差点被日本人看上抢走，当地的老百姓为了保护大鼎，将它重新深埋在地下，藏在地窖马厩，巧妙地隐藏起来，使这件国宝躲过了战乱。后来又差点被大古董商以20万大洋的价格大卸八块带走，幸好村民们最后还是坚守住了本心。直到抗战结束以后的1946年6月，大鼎才重见天日。此后，大鼎被运到南京，由当时的中央博物院接收。在1949年国民党撤往台湾时因过于沉重被遗落在南京飞机场，后被解放军发现，转移到南京博物院。建国以后，后母戊鼎入藏于前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之一)，成为镇馆之宝。中间的种种波折十分惊险，有任何一步出了差错，恐怕如今的我们都难以窥见后母戊鼎的原貌~

伫立在展厅内的后母戊鼎，不仅以它伟岸的身躯，展现着中国青铜铸造史上的奇迹，它更像是一位民族精神的守望者，静静地与凝视它的后人进行着心灵的对话。

“子龙”青铜鼎 ——禁止出境！

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一前11世紀)

传20世纪20年代河南辉县出土

这是一件可以与司母戊鼎比肩的商代青铜重器，它通高103厘米，重达230公斤，口径80厘米，比著名的大克鼎和大盂鼎都高。保存品相完整，体形硕大，是目前发现的所有商代青铜圆鼎中最大的一件。因其鼎腹内壁铸有“子龙”二字，因而得名“子龙鼎”。

鼎是国家的象征，子龙鼎作为目前已经发现的商代最大圆鼎，象征着商代王室贵族鼎礼制度的森严。作为中国商代青铜器中的瑰宝，它与最大的方鼎——司母戊鼎相映成辉，一圆一方，堪称青铜国宝中的绝世双璧。子龙鼎和司母戊鼎也被一些学者形象地称为“方圆重宝”。

子龙鼎造型雄伟，器身饱满。鼎宽37厘米，腹深43厘米。高出鼎身22厘米的双耳，为整个大鼎增添了威严的气势。器颈部和三足的兽面纹饰雄浑庄重，显示出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技术。

鼎是中国青铜文化的代表，也是中华文明的见证，“一言九鼎”、“三足鼎立”、“问鼎中原”从这些包含“鼎”字的成语中，可以看出鼎是国家权力、地位的象征。

子龙鼎相传于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2006年4月，在中央财政设立的 “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支持下，子龙鼎得以回归并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子龙鼎因其腹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二字得名。子龙鼎的圆腹微垂，上承微外撤的立耳，下接三蹄形足。鼎的颈部和足部均装饰饕餮纹。整器的造型雄伟稳重，是商代圆鼎中体积最大者。

鼎作为国之重器，在古代是王室贵族享有的器物。在夏、商、周青铜时代，生产技术并不发达，铸造子龙鼎这样一件青铜器，要耗费非常多的人力、物力。那么，子龙鼎这件巨大圆鼎的主人又会是何许人呢？

从“子龙”铭文中，可以对子龙鼎的身世做出推测。现存甲骨文中也有对商朝王室中“子某”的记载。在中国历史上，“子某”的称呼通常见于甲骨文和商周青铜器，也见于传世文献。指代的是有“王子”身份的宗法贵族。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子龙鼎的主人可能是商朝末年的王子，或者是商朝王室内担任卿士僚尹、具备强大势力的宗法贵族长。后者虽不一定与商王室具有血缘关系，但较为多见。拥有这样一件巨大的鼎，不仅是权力的象征，在礼制森严的商朝，它也是商王室内部等级划分的重要标志。

然而，作为一件国之重器，有关子龙鼎发掘、出土的考古资料，一直以来却全然不被世人所知。子龙鼎最早出现在世人面前，竟然是在2004年，而且是在海外。

2004年6月，日本大阪举办了一场私人文物收藏展览，展出的藏品大多是中国的珍贵文物，其中就有这件中国商代的青铜大鼎——子龙鼎。

青铜重宝子龙鼎惊现日本的消息，立即引起国内专家学者的关注。中国著名的青铜器专家马承源、陈佩芬曾先后赶到日本，查看子龙鼎。专家根据掌握的资料推测，子龙鼎很可能出土于中国河南省辉县。辉县地处中原，曾经是古代殷商时期王室的所在地，出土过大量的商周时期的文物，是商周青铜时代的重要遗址。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内忧外患，一个名叫“山中株式会社”的日本公司，在中国专门从事文物贩卖活动，大批珍贵的中国文物被山中株式会社贩卖到日本和其它国家。子龙鼎出土后不久，就被山中株式会社倒卖到日本，之后一直未曾露面。

子龙鼎突然现身日本一年之后，也就是2005年底，它被一位香港文物收藏家购得，辗转来到香港，2005年12月和2006年1月，中国国家文物信息咨询中心的专家奔赴香港，对子龙鼎进行实物鉴定，并征求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青铜专业组所有专业委员意见。专家们一致认定，子龙鼎是罕见的青铜重器。子龙鼎进入了“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之列。2006年4月，流失异地的子龙鼎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2006年6月，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文化遗产日特别展览》。在展览大厅入口处的展台上，摆放着一件硕大的青铜圆鼎，格外引人注目，它就是从日本回归的青铜国宝子龙鼎。子龙鼎在这次展览中有了与中国观众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在子龙鼎内侧的器壁上，清晰地铸有的“子龙”二字铭文，子龙鼎的名字由此得来。“子龙”二字铭文铸刻在鼎的内壁近口缘处。铭文中的“子”字居左上角，字较小，实笔阴刻。“龙”字在右下，系双钩而成，很像一条竖立而尾向右卷的龙。张口，圆目，头上硕大的瓶形角突出，与龙头并不连笔。子龙鼎上出现的铭文“龙”，被证实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青铜圆鼎铭文中，最早出现的“龙”字。除了铭文中出现龙的形象，从子龙鼎上腹部的纹饰中，也可以发现对龙的描绘。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的标志，子龙鼎中发现的最早“龙”字铭文，为这一国之重宝，增添了非凡的文化艺术魅力。

关于子龙鼎的铭文释读，目前学术界的解读视角较多。宏观来看，此类短筒精炼的铭文不带有动词，属于 “早期铭文”的范畴，多用以铸记作器者、族属或受祭者一类信息。

1.3 西周的封邦建国

商朝后期，居住在陕西岐山之南周原一带的周人逐渐强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联合许多方国、部落，大败商军于牧野，灭商，建立了周朝，都于镐（今陕西西安），史称西周。

周武王死后，由周公摄政，他平定了管叔、蔡叔与商纣王子武庚联合发动的叛乱，并分封诸侯。

“利”青铜簋 (Guǐ) ——禁止出境！

周武王时期

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出土

武王灭商建立周朝，是商周历史的分水岭。利簋内底铸有铭文4列32字，记录了武王伐纣在甲子日的清晨，时逢岁星(木星)当空，一日间结束了灭商战役。铭文内容与《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等古籍的记载相吻合，证实了相关文献史料的可靠性，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利簋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几件能确定为周武王时期的青铜器之一，是迄今能确知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弥足珍贵。是国家禁止出国展出的64件珍贵文物之一。

又名”武王征商簋”、“周代天灭簋”、“檀公簋”。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上半部为圆形，侈口，鼓腹，两侧有两只兽形耳，兽形耳上还有垂珥，下半部为方形底座，造型庄重沉稳。

青铜簋的造型形式多样，变化复杂，有圆体、方体，也有上圆下方。青铜利簋便是采用上圆下方的形制，是西周初期铜簋的典型造型，同时也是中国古人对天圆地方这种古老观念的体现。

簋，流行于中国商至春秋战国时期，主要用于放置饭食，是古代盛装煮熟的稻、粱等食物的器皿。在商周时期，簋除了作为盛放食物的器皿之外，它也是重要的礼器，宴享和祭祀时，簋以偶数与列鼎配合使用。

史书记载，古人在祭祀宴享之时，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君臣、贵贱得以清楚划分，充分体现出了商周时期严格的等极制度。

利簋腹及方座均以云雷纹为地，上面再以兽面纹装饰。方座上的兽面造型与利簋腹部的主体兽纹相仿，兽面巨目凝视，森严恐怖。仔细观察，在利簋的圈足部位还装饰有夔龙纹，呈二方连续图案绕利簋一周，方座四隅饰以蝉纹。兽面纹、夔龙纹和云雷纹三种纹饰共同装饰在青铜利簋上，线条流畅清晰，给这只肃穆庄严的西周铜簋平添了几分凝重和神秘。

在历史上，关于武王伐纣与商朝灭亡的故事有很多，但是商朝灭亡的时间却很难确定。两千多年来，中外学者根据各自对文献和西周历法的理解，对武王克商的年代形成了40余种结论，最早时间为公元前1130年，最晚时间为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竟达到112年，这给商周断代带来了巨大的障碍。

周武王在牧野一战击溃商朝大军，以小邦而胜大国，从此周立而商灭。

这一改朝换代最重要的战役是哪一年展开的呢？商朝是哪一年灭亡的？利簋上的铭文恰恰解开了这个千年谜团。

利簋方座内底部有四行共计32字铭文。铭文字体扁长，并保留有商代铭文字体首尾尖中间粗的特征，堪称西周早期金文的代表作之一。

利簋铭文为：武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右吏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铭文中所提到的有司，是当时中国古代的官职，在中国商周时期, 青铜被称为“金”，是只有王族才能使用的贵重金属，商军溃败之后，身为有司的利得到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并铸造了一件铜簋，作为永世的纪念。由于这件青铜簋是利所铸造，所以人们就称它为利簋。

据《史记》记载“甲子日，纣兵败”。那么，难道周武王真的就是于甲子那天在牧野大败商纣王的吗？

关于这个疑问，利簋中的铭文也给我们提供了答案，铭文中讲道：“武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 意思是说：周武王征伐商朝时，在一个吉利的甲子日清晨，出现木星上中天的天象，于是，武王战胜纣王并占有了他的国土和政权。

木星，古人习惯称其为“岁星”，与它有关的天象，一向被认为与战争有密切关系。当一个天体到达正南方天空，被称为上中天。中国古代历史上每逢改朝换代或发生重大事件时，人们常会有天象观测的记录以及对这些记录的解释被保存下来。

在利簋中提到的甲子日，正是牧野之战的时间，专家们也通过对天文的推算，把武王克商的年代确定在公元前1046年。

利簋铭文中所记载的武王伐纣在甲子日晨，并逢岁星当空，印证了《尚书•牧誓》中所记载的“时甲子日昧爽，王至于商郊牧野”。所以，利簋也被称作“武王征商簋”，而它也是牧野之战这场著名战役的唯一见证。

利簋铭文记述了武王牧野之战获胜的经过，字迹凝重稳健，为西周早期的代表作品。它不仅是目前所发现的一件西周最早的青铜器，而且是迄今发现有确切年代记载的最早一件珍贵文物。

青铜利簋见证了中国古代武王伐纣的重大历史事件，它既为我国西周历史、文化、军事等提供了真实的资料，也是中国夏商周年代准确断定的重要实物见证，被誉为中国文物宝库中的一颗明珠，是当之无愧的国之重宝。

“匽侯”青铜盂

西周早期

1955年辽宁喀左出土

这件器物是匽侯制作的用来盛饭食的青铜盂。器侈口，附耳，深腹下敛，微鼓，圈足下缘附边条。器通体以云雷纹为地，腹部饰回首龙纹，圈足饰鸟纹。

关于周代分封国的数量及国名，今已不可尽考。但一些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分封国，如晋、鲁、齐、 燕、楚、秦等，虽然分封时间不一，且个别存在改封的情况，但出土文物均可证明其存在的事实。

燕是周初分封的诸侯，始封之君乃召公奭之长子，封地在蓟（今北京）。“匽侯” 孟内壁铸有铭文“匽侯作馈孟”，是燕国早期某位燕侯的自作铜器。匽就是“燕”字，燕国是周初分封的诸侯国。在北京房山琉璃河亦发现铸铭“匽侯”的青铜器，并发现西周时期的城址及燕国贵族墓地，是推定此处为燕国始封之地的重要依据。“匽侯”孟出土于辽宁喀左，表明燕国早期时，其国力影响范围十分广远，向北已跨出华北平原北缘而抵达辽河平原。

1954年6月，宜侯夨簋出土于江苏省镇江大港镇烟墩山。1984年，《宜侯夨簋轶事》一文的作者张敏访问了该器的发现者，丹徒县绍隆寺的福贵老和尚。据福贵回忆，54年他还俗在家，在村长聂长保家打工，在一块坡地上翻土时，掘出了一批青铜器。他的发现引发村民的围观，纷纷议论是否是金器。聂长保的儿子为了检验质地，随便检出了一件，一锄头打得粉碎，他打碎的恰恰就是这批青铜器中唯一有铭的《宜侯夨簋》。

馆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的宜侯夨簋，其实是用碎片缀合的，接缝处的铭文难于辨认，更严重的是碎片没有全部回收，丢失了不少铭文。这是对《宜侯夨簋》的第一次伤害。

下聂村发现古物的消息上报后，上级来人进一步发掘清理，后来以江苏省文管会的名义写成简报《江苏丹徒县烟墩山出土的古代青铜器》，发表在《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上。简报说，在烟墩山麓共发掘了三座古墓，得大型青铜器十二件，包括五座青铜鼎和宜侯夨簋，另得数目不等的小铜器、瓷器和石器。张敏猜测，简报所谓的三墓实际上是一墓，一墓五鼎，墓主的身份当是诸侯，可能就是宜侯。如此猜测属实，则宜侯夨簋就不是从外地流入的。但这是30年後的分析，若无过硬证据，不可能改变简报上共发掘了三座古墓的原始记录。清理烟墩山古墓时的缺失，对《宜侯夨簋》造成了第二次伤害。

在修复宜侯夨簋时，工作人员在簋腹的四个耳形装饰物下各挂上一个铜珥。展出期间，某专家指出耳下不该有珥，才又把四个铜珥摘去。

“禽”青铜簋

周成王时期

器侈口，兽首双耳垂珥，鼓腹，圜底，圈足较高。颈部、圈足饰带状饕餮纹。呈现西周青铜器典型风格。器内铸铭文4行23字，记述了周成王伐奄侯之事。

周武王灭商之后，封纣子武庚为商后，留守商都，借以管理商人，同时由武王弟管叔、蔡叔、霍叔对其加以监督，称为 “三监”。不久，周武王病死，其子成王姬诵继位。因成王年幼，遂由武王弟周公旦摄政，成为国家政治格局动荡的内部因素。管叔、蔡叔、霍叔对此不满，纣子武庚乘机与其串通，并联合东夷中徐、奄、薄姑、熊、盈等方国、部落，发动了复国战争，这场旧朝与内部势力相勾结的反叛，史称“三监之乱”。平定叛乱成为西周初年稳定国家社模的重要大事。 经过三年东征，周公平定了叛乱。它是继武王伐纣之后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镇压了商朝贵族残余势力的反叛，巩固了周朝的统治。

禽簋铭文记录了周公东征、剪灭奄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是十分珍贵的史料。铭文涉及诸多显赫的历史人物，如周王(成王)、周公、鲁公伯禽(周公长子，代封于鲁，为鲁国的初代国君)，其称谓及在此次征伐事件中的地位等内容，也为解决西周初期“周公摄政”。“伯禽代封”等历史悬案提供了重要线索。

簋内铸有23字铭文，记载周成王征伐奄侯前，周公旦训导其子大祝伯禽，伯禽以脤器致祭，王赐金百寽。禽用作宝彝以资纪念。

“禽”青铜簋铭文中“奄”，其地在今山东曲阜，是周初参加叛乱的方国之一。铭文中的王指周成王；周公就是率军东征的主帅，指代成王摄理国事的周公旦。

周公东征后，周公吸取了上次分封的经验教训，对叛国进行了大规模改组，《左传•定公四年》分鲁公以殷民六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分唐叔以姓九宗，《书序》“成周既成，迁殷顽民。” ，从根本上改变了夏商时期那种以单一血缘族群为核心盟主、异族万邦林立的盟邦式松散国体，使西周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主动用政治行政手段融合异族诸夷的中央政权。其建立的以姬周宗族为主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一统天下，也因此而具备了华夏国家性质，为成康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史书记载：为了巩固周王朝东北方向，在成王之时，将成王之弟“虞”封到了“唐”地，其后代又迁到“晋”水附近，因而其国名之后又改为“晋”。这就是主宰了春秋时代、出了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的那个“晋”国。

但，晋也好唐也好，是何时被封到西北之地的，现在更多的只有史书中文字的记载，对于实物证明却基本没有，但“覐”公簋的出现却从侧面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Yao公”青铜簋 (Gui)

周成王时期

2014年国家文物局划拨

器内底铸有铭文，记述了周成王二十八年王命唐伯侯于晋一事，是有关晋国早期分封的珍贵史料。

覐公簋（“覐”，中国国家博物馆另有写法，注释为：yao），是香港私人收藏家收藏的一件青铜盆形腹簋，2007年被公之于世，2014年收藏至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

覐公簋内底有4行铭文：

“覐公作妻姚

簋，遘于王命

唐伯侯于晋，

唯王廿又八祀。”

意为：覐公为妻子姚氏作了这件簋，正值王命令唐伯去晋地做诸侯，这一年是王在位第二十八年。

通过铭文解读，专家认为文中所述的唐伯应为晋国的第二任诸侯燮父，也即叔虞之子，因其迁至晋地或晋河流域，所以国名之后被改为“晋”。虽说专家们对“王”是成王还是康王有争论，但覐公簋的出现证实了燮父迁晋的真实性。但是，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成王在位22年，康王在位25年，都没有在位28年之久，覐公簋的铭文挑战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宜侯夨(ce)”青铜簋 (gui)

周康王时期

1954年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

一周浮雕涡纹和夔纹，圈足饰凤鸟纹。此类高圈足浅腹四耳簋流行于西周早期。

分封制是周代创建的制度，与宗法制互为表里，成为局王朝的立国制度核心。《左传·信公二十四年》记载“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指明分封制的实施3在于周天子授予自己的亲族及功臣特定的土地以建立封国，目的在于屏卫周王室，通过分封制的推行，周人的政治版图得以不断扩大。

宜侯夨簋上的铭文记载了周天子册封虞侯为宜侯的历史事件，与《史记》记载的太伯和仲雍来到江南建立勾吴有关。是研究西周分封制度的重要史料。

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分封制始于西周初年周天子对同姓和功臣的分封，大量史书详细记载了当时分封诸侯的史实，不过到已有实物中为止，只有这件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宜侯夨簋，是考古发掘材料中明确记载了西周在长江下游的分封情况的，这就决定了他在研究西周分封制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宜侯夨簋是吴地文化起源的重要物证，专家还断定铭文中的“宜”即在今（江苏）丹徒一带，也就是吴国的发源之地，而宜侯夨簋因其对研究吴文化的重要性又被称为“吴国第一铜器”。

簋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6字，记述周王查看武王、成王伐商的地图，以及东国的版图，王亲临宜祭，册封虞侯夨，将其迁徙至宜地为侯，即将夨由虞地改封至宜地，并赏赐给夨土地、城邑、人口、香酒、美玉和弓箭等，夨的身份也因此次改封之命，由虞候变为宜候，宜侯夨赞颂天子美德。

铭文言时王审视武王、成王伐商之地图，故而时王应为周康王，宜侯夨簋年代应该在西周早期康王世。

西周时期有夨分封内容的有铭铜器数量不少，但多为传世品，均为证史之重器。宜侯夨簋所记载的分封内容，却不见于传世文献记载，且是出土铜器，故十分珍贵。

“孟”青铜鼎 大盂鼎—— 禁止出境！

周康王时期

传陕西岐山札村出土

鼎，最初是用以烹饪食物的，后来其实用意义逐渐减弱，成为权利和等级的象征。禹铸九鼎的传说，向后人诠释了鼎在古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鼎又是歌功颂德的礼器，周代的国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后都会铸鼎，以记盛况。西周时期的毛公鼎、大盂鼎和大克鼎，器形雄浑厚重，铭文字数众多，堪称青铜器中的重器。因为三者都出土于晚清时期，故并称晚清“海内三宝”，闻名于世。其中的大盂鼎现在就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毛公鼎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大克鼎现藏上海博物馆。

大盂鼎为国家一级文物，高102厘米、重153.5公斤，铸造于周康王23年，即公元前1003年，是铸造于西周早期的青铜重器，作器者盂，为周康王时期战功显赫的重臣。盂鼎器形厚重雄伟，铭文篇长且学术价值重大，因此自晚清出土以来，即备受关注，名满天下，其流传经历也充满了传奇色彩。它的造型特征为圆腹、立耳、柱足，器身各部分比例适度。为了增强器物的体量感，鼎的口沿内缘呈斜面，外缘很宽，光洁的鼎腹下部微微鼓出，三足粗壮，在颈部有一圈兽面纹装饰带，足部上端也饰以兽面。这种造型样式最初出现于商代晚期，到西周以后成为大型铜鼎的主要样式，大盂鼎就是这类鼎的代表作。大盂鼎宏伟凝重，是西周早期大型青铜鼎的典型式样。 并且，制作于西周早期的大盂鼎，是迄今所见西周最大的青铜器，弥足珍贵。

大盂鼎自出土之日起，就一直流离辗转，风波不断。

盂鼎的出土年代，一般认为是在清代道光年间，一说是嘉庆道光之际。出土地点，则有岐山礼村和眉县礼村两种说法，“礼村”多认为是现在岐山县的礼村，也有人认为是今眉县“李村”的误写。岐山是西周的发源地。从周武王灭商建国，到周幽王亡国，西周共历三百多年的风雨，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华文明的繁荣时期，它的物质、精神文明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岐山地区人文荟萃，文物古迹闻名遐迩，是著名的青铜器之乡。

盂鼎出土后，即为岐山县乡绅所得，得主一说为宋氏，一说为郭氏。岐山县令周赓盛（任职于1838—1842年）得到消息后，“遽豪夺去”。周在岐山做官时名声很臭，以致“人心讟怨，道路以目”（清《岐山县志》），看来此类强取豪夺行为是他的家常便饭。周赓盛得到盂鼎后，秘不示人，但有时会应别人之求为其打制拓片。后来，周赓盛调任三原县令，盂鼎可能又随其迁移，以后就失去消息了。

1873年，盂鼎再次“现世”，被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恒 (字筱坞) 以600余金（一说700金）购得。盂鼎如何复出，有两说：一是周赓盛死后，盂鼎从他家流出；一是盂鼎自周手中流出后又到了岐山宋氏手中，再被宋氏卖出。实情目前已无法求证。

据传，周庚盛将大盂鼎出售给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商，恰好宋金鉴来北京参加科举考试，发现自己的心爱之物出现在市场上，他花了三千两白银赎回。同治年间（1862年—1874年），宋家家道中落，大盂鼎转手给了陕甘总督左宗棠幕僚袁保恒，不久他就把大盂鼎转送给了左宗棠。咸丰九年（1859年），左宗棠遭官场流言中伤，幸得潘祖荫搭救，左宗棠为感谢潘祖荫，将大盂鼎赠送给了他。

袁保恒是清末重臣、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堂叔，平时也搞些收藏，到陕西做官后与当地一些文物贩子有来往，盂鼎可能就是通过他们买到的。但袁此次购鼎，并不是为了个人收藏，而是秉承上司左宗棠之意而为。左宗棠购买盂鼎的初步想法不甚明了，但买入后却有意将它赠送给好友潘祖荫（字伯寅）。左如此慷慨是有原因的。原来，潘祖荫是左宗棠的恩人。1859年，时任湖南巡抚幕僚的左宗棠被人上告多行不轨，以致龙颜大怒，几乎掉了脑袋；当时在朝为官的潘祖荫等人上疏保左，使左不仅未受处分，还因祸得福，走上飞黄腾达之路。左宗棠自然对潘祖荫心怀感激，他知道潘嗜爱金石、“有三代文字之好”，因此有意把盂鼎送给他。

不料一番好意刚开始就碰了钉子，潘祖荫在看过左宗棠寄来的盂鼎拓片后，竟怀疑是赝品。左很无奈，但认为“殊器不可令其勿传”，于是考虑把盂鼎送入关中书院收藏。不久后，潘祖荫通过与知情友人的通信，最终确认盂鼎为真。一旦确认，则热情似火，立刻写信催促左早日送鼎入京。左于是又托袁保恒办理这件事，打算用小车运送。但这一过程却出奇的长，半年过去了还没有消息，潘祖荫十分焦急，一度怀疑自己是否能够如愿得到盂鼎。其实，在此期间左宗棠和袁保恒因公事意见不合发生了很大的冲突，送鼎之事一拖再拖很可能与此有关。1875年1月初，在潘祖荫的翘首以盼下，盂鼎终于被送到了京城潘家，成就了潘、左友谊的一段佳话。著名的金石收藏家潘祖荫从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手中得到了大盂鼎。

潘祖荫得到盂鼎后，托人精刻了“南公鼎斋”和“伯寅宝藏第一”两方印，足见其重视程度。此后，盂鼎一直藏于潘家，时常有人前去瞻仰。

潘祖荫对金文颇有研究，得到大盂鼎后，很快弄清了大盂鼎腹内铭文的内容，并认定这件铸造于西周康王时代的礼器是无价之宝。鉴于宝鼎铭文中提到了西周贵族“盂”，所以，潘祖荫就将这件宝鼎定名为大盂鼎，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除了大盂鼎，另一件青铜重器大克鼎也是潘祖荫的珍藏。

1890年，潘祖荫病故，几年后，他的夫人也去世了。潘祖荫一生无子女，因此其家产由小他40岁的弟弟潘祖年继承。潘祖年雇船将包括盂鼎在内的潘氏藏品通过水路运回老家苏州。失去官位庇护的潘家为了保护盂鼎和大克鼎（潘祖荫晚年获得的另一重器），立下了“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的家规。

奈何两鼎名气太大，仍不断遭人觊觎。担任过直隶总督、两江总督的晚清重臣端方以收藏金石为乐，他想了许多办法要从潘家获得两鼎，均以失败告终。如果两鼎归端方所有，我们难以预料两鼎是否还将留在中国。1911年，端方在四川保路运动中被起义新军杀死，他的后人因为生计无着，将端方的一批青铜器卖给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此后，面对美国人高价收购的利诱，国民党要员借鼎展出的要求，潘家均予以拒绝。

潘祖年也没有子嗣，于是过继了一个孙子，并为其娶媳潘达于。她原姓丁，嫁给潘祖荫之孙后改夫家姓，不久孙、祖二人先后去世，潘达于成为一家之主，护持潘家文物的重任就落在了这个弱女子的身上。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苏州沦陷。日本人早已知道潘家收藏着大盂鼎和大克鼎，日军屡次破门而入搜查，均未找到。在苏州沦陷前，潘达于已预感到文物不再安全了，于是在家中挖了一个大坑，将大盂鼎、大克鼎和其他一些文物埋入其中。两鼎就这样躲过了日本人的搜查。潘氏全家避难到上海后，直到战乱结束，二鼎得以安渡劫难。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了。大盂鼎的第八位主人、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也已经年过半百，她深知单凭她一家，实在无力保护这只无价的宝鼎。1951年，潘达于向华东文化部写信，表达了捐鼎的决心，将大孟鼎和大克鼎一同捐赠予献于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大盂鼎与大克鼎便陈列在馆内。对国家两千万元（旧币）的奖励，潘达于全数捐赠，用以支持抗美援朝。潘达于此后在1956年、1963年、1979年向上海博物馆捐赠珍贵文物资料近五百件。

1959年，国庆十周年之际，大盂鼎从上海来到北京，入藏前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之一)，克鼎从此成为上博最重要的“镇馆之宝”之一。

2004年3月14日，是潘达于老人的百岁寿辰。为了感谢这位为国捐宝的老人，上海博物馆请回了大盂鼎，并举办了“人寿鼎盛——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 一位百岁老人，跨越了一个世纪的人生不但充满了传奇色彩，更是中国百年历史的缩影。

盂鼎又叫“大盂鼎”，很多人可能不理解，需要做一下解释。原来，与盂鼎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铜鼎，作器者也是盂，铭文字数比盂鼎多（大约400字），但字体较小。这件鼎很快就失传了，只留下一个不清晰但却很重要的铭文拓片（顺便说一句，我们之所以能将盂鼎确定在康王时，正是根据这个铭文的提供的信息）。最初，两件鼎同被称为“盂鼎”，后来为了区分，就将字大的鼎叫做“大盂鼎”，字小的鼎叫做“小盂鼎”。因此，盂鼎是因为字体（而不是形体）较大才被称为大盂鼎。有趣的是，根据清代人的记述，小盂鼎在形体上反而要大于盂鼎，因此当时的著名学者陈介祺在提到二鼎时，就以“大盂鼎”之名来称呼小盂鼎。严格来说，将盂鼎叫做“大盂鼎”并不完全合适，只是相沿成习，就一直叫了下来。

大盂鼎、大克鼎，既见证了青铜时代的辉煌，又照见了近代中国的苦难。伟大的文明因为有一代又一代人接力不断的守护而能赓续，伟大的文明也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磨砺淬炼中而升华更新。

如今，历经风雨的大盂鼎静静地伫立在国家博物馆的展厅内，周身散发出一种洗练、凝重的大气之美，充分体现出西周王朝的鼎盛之势。大盂鼎内的铭文是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一向为史学专家所重视。

陈梦家先生认为：“所见铜器中的重器，此鼎为第一瑰宝。铭文之长虽不及毛公鼎，但内容更为重要而形制厚重雄伟。此器重量不及殷代的司母戊方鼎和大克鼎，而制作精于后者。制作、铭文和体量又都超过虢季子白盘。”

要破解青铜鼎的身世，一般要从鼎上的铭文入手。所谓铭文，是指在金属铸器上以或突起或凹陷的形式铸造或刻制的文字。这种文字通常称为“铜器铭文”，宋代开始也称其为款识，而文字学专家则称之为“金文”、“钟鼎文”。 过去，尤其是清代末期的考据家们对于青铜器的断代多依据于铭文。它是远古历史最有说服力的记述，是最具魅力的符号语言。大盂鼎腹内侧铸有19行铭文，共291个字。其铭文雄壮凝练、圆润遒劲, 用笔方圆兼备，字体端庄美观，布局质朴平实，通篇铭文气韵生动，疏密得当，布局规整，书风凝重，让人叹为观止，堪称西周早期的金文书法杰作。

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内容，大都是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风貌。

鼎内壁铸有长篇铭文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的史实。“盂”是西周文王、武王时期朝廷重臣南宫适的后人，为西周贵族，此鼎是“盂”为了纪念周康王的册命而铸造的。

铭文中周康王向盂追述了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认为文王、武王能以卓越的业绩立国，主要是由于其臣属从不酗酒，每逢祭祀，认真、恭敬。而商王的亡国教训就在于沉迷于酒。由此告诫盂要效法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并赐盂命服、车马、酒与邦司、人鬲等。铭文中说明盂作此鼎也是为了祭祀其祖父南公。

盂鼎在清代又被称为“南公鼎”，这是因为从其铭文中可知作器者盂的祖先是南公。南公是个什么人物？据西周晚期的南宫乎钟铭文可知道，他是西周南宫氏的始祖，应该就是周文王时候的重臣南宫括（或写作南宫适），熟悉《封神演义》的朋友对他应该不陌生。据《尚书》，周成王去世、康王即位时的顾命大臣中，有一个南宫毛，很可能是盂的父辈。盂显赫的地位与其辉煌的出身很有关系。

大盂鼎铭文集中体现了“明德慎罚”的核心思想。周王在训诫中强调，先祖文王、武王因“明德”（推行德政）而获得天命，告诫盂要“夙夜勤乃事”“勿敢逸豫”，不可滥用刑罚，需“恤民”“保民”。这一思想将道德伦理与法律治理结合，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华法系中“礼法合一”的传统。

铭文追述股商变革的内容与《尚书·酒造》等传世文獻相吻合，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盂鼎的长篇铭文，自晚清以来广为传颂。有学者认为，盂鼎291字的铭文甚至要比毛公鼎铭文将近500字的铭文还要重要，这主要是因为盂鼎的时代较早，反映的内容因此也更有价值。

我们知道，周人有所谓“天命观”，即认为周灭商出于“天命”，也就是说，是上天的旨意；这种观念在古书中多次提到过，但盂鼎铭文中的相关内容却是目前所见的最早反映这种观念的实物资料。

商人之所以灭亡，据古书中周人的说法，是纵酒无度，我们都很熟悉的商纣王就有“以酒为池”的恶迹；盂鼎铭文关于商人纵酒亡国的内容，不但可印证古说，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实物证据，直观的再现了周人的原始话语。

此外，周王嘉奖盂，赏赐他土地奴仆的记载，也是很重要的史料。

总之，盂鼎对研究西周早期的社会极具价值，而其时代距离传统文人（包括孔子）所向往的周初盛世又很近，难怪陈介祺在给潘祖荫的信中激动地说：“盂鼎……真三千年来之至宝，成康以后之人，恐即不得见，况秦汉乎，况宋以后乎。”

獄 (Si) 盘

西周中期

2013年征集

部，耳上端高出口沿，腹较深，腹壁圆转内收，矮圈足外撇，底作矮阶状。口沿下及圈足各饰两道弦纹。盘内底铸有铭文9行78字（含重文3字），内容与㺇盉铭文相同。

铭文

獄 (Si) 盉(He)

西周中期 2013年征集

裆，裆部弧度较大，三短柱足，前有管状流，后有兽首鋬。盖上有半环形钮，盖与鋬之间有链条相接。盖、颈分别饰两道弦纹，腹部饰双线“人”字纹。从形制、铭文字体等特征来看，是西周中期的典型器。

盖内铸有铭文10行78字（含重文3字），记载在四月初吉丁亥日，周王在师爯父的家庙举行对㺇的册命，由周师担任右者，周王赏赐㺇大带、黑色的蔽膝、丝制成的系韨的绶带、由青铜配件装饰的车、用青铜做旗杆及饰件的旗子，㺇铸造此组盘盉祭祀先祖戊公。“廷礼册命”仪式是西周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铭文

㺇盘、㺇盉是一人同时所作的一组水器，盘盉搭配在“沃盥礼”中用于净手。铭文内容记载了周王对㺇的丰厚赏赐。从考古出土资料显示，西周中期盘盉已成为十分固定成熟的礼器组合。

㺇组器属于海外回流的青铜器珍品，目前共发现9件，包括鼎1、簋6、盉1、盘1，其中1件盘现存于中国台湾，2件簋见于著录，其余6件均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这组器物造型优美，铸作精工，而且每件器物上均有铭文，内容涉及西周的册命制度、祭祀礼仪、宗法世系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二、夏商西周时期的经济

农业是这一时期主要的经济部门，管理体制较为完善。手工业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内部已出现专业分工，到了商代，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同时，商业活动也取得显著发展。西周时期，手工业内部分工更细，号称“百工”，与商业同为官府垄断，即所谓“工商食官”。其主要生产门类包括青铜铸造、玉石器加工、陶瓷器制作、纺织与髹漆等。

2.1 农业

这一时期的生产工具以木、石、骨、蚌器为主，青铜工具使用较少。商王极其重视农业，设有主管农事之官，当时的生产过程包括作垄、收获、储藏等一系列完备的环节。西周的土地为周王所有，周王将土地赐给各级贵族与平民。劳动者在布满沟洫的井田上，进行大规模的集体耕作，并采取休耕轮作以保持地力。

“王大令众人曰协田”刻辞卜骨

商王武丁时期

传河南省安阳市出土

这块卜骨上面有刻文：“（王）大令众人曰：协田，其受年？十一月。” 即商王命令“众人”进行协田活动，并卜问是否丰收的记载。协田，一般认为是指在土地上进行集体耕作。上揭卜辞中的“协田”之事发生在十一月，其他卜辞还计有十二月，是春播前的翻耕土地。“受年”，意为丰收，《春秋·桓公三年》称之为“有年”。商甲骨卜辞中，“受年”又称作“受禾”。在《甲骨文合集》、《小屯南地甲骨》及《英国所藏甲骨集》等书中，记载有关 “受年”、“受禾”的卜辞，凡597条，反映出商王对农业的高度重视。

它是三千多年前商朝王室用于占卜记事的甲骨，不仅说明了商代的集体耕作方式，也展现出商王对农业生产的重视，是研究商代社会历史的宝贵资料。

“召”青铜卣 (You)

西周早期

器为直筒形，平底，口缘下附半环耳。器通体饰龙纹、云雷纹。

西周召卣是西周时期的青铜盛酒器，其中一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为河南洛阳出土，另一件藏于上海博物馆。召卣是研究青铜器的重要断代标准器。

召卣的内壁铸制铭文7行44字，记述了周王将毕地“方五十里”赏赐作器者召。该篇铭文反映的土地制度与分封制的“侯于某”不大相同，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周早期的土地分配方式。其铭文内容与召尊几乎相同，是针对同一事件铸造的两件铜器。

铭文通篇用字竖有行，横无列，参差错落；笔画波磔分明，反映了用笔过程中明显的提、按意识，是西周早期金文雄奇恣放风格的代表之一。

召卣是著称于史学界和金文学界的重器 。其与利簋、保卣、大盂鼎、天亡簋等一同被视为研究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典作。

2.2 青铜铸造

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合金技术普及，出现了采用多块复合范浇铸的青铜礼器群，工艺复杂。商代的青铜铸造业内部出现分工，生产规模扩大，能熟练地制作器范，并用一次浇铸的浑铸法与先铸器体或附件然后接铸两者的分铸法，铸造出品类多样、造型复杂、纹饰精美的器物，在器型设计、制作工艺等方面均有较大突破。西周早期的青铜制品，整体面貌较多承袭商代遗风。西周中期之后，发明了一模翻制数范的方法，并在铸器时使用焊接技术，器类、器型、纹饰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式样。

嵌绿松石青铜戈

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这件嵌绿松石青铜戈是妇好墓出土的珍贵文物之一，属于大型青铜戈。其援部、内部均嵌饰绿松石，华美异常，表明这件青铜戈并非用以勾杀的实用兵器，而是仪式典礼中使用的礼器。商周时期的女性墓葬中，极少随葬兵器。妇好墓中却随葬有大量青铜钺、青铜戈等兵器，暗示了妇好作为商王之妻，兼有极大的军事权，,这在商周时期是极为罕见的文化现象。

“卢方(上面剐下面口)人戈五”玉戈

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玉戈内后端阴刻铭“卢方(上面剐下面口)人戈五”。“卢方”，也见于商甲骨卜辞，是商代众多方国之一，(上面剐下面口)当是人名，此刻铭大意是,“卢方”的(上面剐下面口)贡戈5件。

玉戈

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妇好鸮尊 (目前未展出)

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铜尊最早见于商代，主要形制有圆尊、方尊和异型鸟兽尊等。鸟兽尊种类繁多，有羊尊、牛尊、鸮尊、象尊、豕尊等。鸮尊在妇好墓中同出2件，分别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河南博物院。

此器由器盖与器身两部分组成，器身口内壁铸铭文“妇好”。整器为一站立鸮形，器盖置于鸮首后部，鸮昂首，歧冠高耸，“臣”字状目，小耳，钩喙，胸略凸前，双翅并拢，两爪粗壮，四趾抓地，宽尾下垂。器通体以云雷纹为地，器盖饰饕餮纹，前端有一立鸟，尖喙，歧冠，鸟后饰一龙，拱身卷尾。冠面外侧饰羽翎纹，冠面内侧、颈部两侧饰夔龙纹。喙与前胸各饰一蝉纹。两翼前端各盘曲一条长蛇，身饰菱形纹。尾部饰有一鸮，圆眼，尖喙，双足内屈，两翼平展，作飞翔状。

此器造型生动传神，鸮鸟两足与下垂尾部构成三个稳定支撑点，构思奇巧。整器装饰绮丽，花纹复杂多样，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中的精品。

鸮，又叫猫头鹰，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猫的头，鹰的身子，是兽与禽的不和谐搭配。因为奇怪，所以诡异。它的啸叫，让人毛骨悚然；在古代中国，猫头鹰被视为战争之神，是妇好乃至国王、将军们的爱物；它昼伏夜出的天性、击而必中的本领，自然让其成为“战神”的象征，而妇好曾多次出征。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中，鸮纹形象仅见于商代后期，西周青铜器还未发现鸮纹。商妇好青铜鸮尊是中国发现最早的一件鸟形铜尊。

“后母辛”青铜觥

商后期 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

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

铜觥最早见于商代，盛行于商和西周前期。形制可以分为四足兽形觥、圈足觥、方觥等。

此器由器盖与器身两部分组成，器身内底中部与器盖内均铸铭文“后母辛”，“后母辛”是妇好的庙号。整器为扁长体，前窄后宽，为一站立状四足兽。首似马，上有一对卷角，“臣”字状目，前两足为兽类奇蹄，长于后足，后两足状如鸟爪，有四趾，尾部作兽首鋬。器纹饰精美，通体以云雷纹为地，器盖饰一龙，身尾较长。前胸两侧与腹前端两侧各饰一夔龙，夔首向下，身尾上竖。前足外侧饰夔龙纹，腹后端饰有并拢的双翅与下垂的短尾，后足饰羽翎纹，两者应为一整体，以示禽属。此器造型奇特，寓意神秘。

这东西为啥不叫马觥或牛觥，非得叫“四足兽”？是因为这家伙看着像马介不是马，说牛不是牛。它头上有一对卷角，这个当然不是耳朵，它的耳朵在“角”下边，可个很可爱的小耳朵。它的前两个蹄倒是跟马一样，是奇蹄，可却比后两蹄可高，关键的是后两蹄却像鸟爪，有四趾，所以只能叫它“兽”。估计是在塑一种“神兽”的形态吧。

妇好墓共出土青铜觥八件，两两成对，共四组。此件青铜觥出土时共有相同样式的2件，之后一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另一件藏于河南博物院。

马头式弓形器

商 商后期 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

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

当时在妇好墓同出6件弓形器。"弓"身呈扁长形，中部较宽，向上拱起，两端连有弧形的臂。臂端造型有圆铃式、马头式或蛇头式。大多数弓形器长度为20~45厘米。这件马头式弓形器弓身面部饰有4个蝉纹，上面镶嵌有绿松石片，在蝉纹之上铸有立夔，每侧2个，两角上坚，张口圆目，屈身卷尾，眼、身部均嵌有绿松石。

关于弓形器的用途和定名有多种说法，一种认为它是弓上的附件，附于弓的里侧，以保持弓的弧度，增加发射时的力量，叫"弓柲"。另一种认为是车马器，是御者用来系辔用的，叫"弭"。还有的人说是古代的骑马者和驾车者用来绊挂马缰而解放双手的工具，定名为"挂缰钩"。又有人说是一种专用工具，大概只在驾车和骑马时才紧缚于御者、骑手腰前，而非腰带上一般悬挂物或附件。

青铜斝(jiă)

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斝，是古代容器，以夏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居多。该字虽然从斗，但有一定的象形元素，其字形和器型极为相似。斝一般下有三足，腰有执耳，口为圆形，其上立有两柱，侧面看便是斝字的形状。

斝是古代盛酒、温酒之器，在某些特定的礼仪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妇好墓同出3件大方斝，形制、花纹基本相同，底里中部均有“妇好”2字铭文。据分析，方形之斝为高级贵族专用，方形制式器物等级高于圆形，一般贵族只能使用圆形之斝。该斝铸造精美，形体高大，更非王室专用莫属。

腹，腹壁外侈。平底，四棱锥尖形足外撇，足内侧有锥形浅槽。口上有对称的方形立柱，屋顶形柱帽，腹侧有兽首半圆形鋬。柱帽有细棱脊，柱四面饰云纹、三角纹。口沿下三面中部、四隅至足外侧均有突起的扉棱。颈上部饰蕉叶纹，内以云雷纹为地纹饰变形兽面纹。下部饰对称的夔纹。腹部饰兽面纹。足两外侧饰蕉叶纹，内以云雷纹为地纹饰变形兽面纹。该斝内底中部铸有铭文“妇好”2字，为器主之名。

作为一件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妇好”铜方斝整体器壁厚重，棱锥形的四足造型更显得挺拔、威武。方斝的颈部装饰蕉叶纹，器身上还装饰了细腻的夔纹、饕餮纹等纹样，器物的把手还被塑造成了兽头的形状。这些变体的动物纹样使得整件器物充满了神秘、怪异和恐怖的气息。在商代的青铜器纹饰中，以夔纹、饕餮纹最为常见，这些主题纹样代表了商代人一种独特的审美观念。

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追求高大、厚重的感觉，是当时奴隶主阶级的化身；艺术上突出表现威猛、凶残和狰狞，是王权统治观念的体现。因此，“妇好”铜方斝无论在造型上还是装饰手法上，都给人一种商代青铜艺术威严、恐怖的格调，在它面前，人们感受到的不是亲切，而是一种恐惧和敬畏，一种精神上的完全屈服。这种神秘和狞厉的美，向后人全面地揭示了一个时代的历史风貌和审美观念。

“妇好”铜方斝，不仅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青铜瑰宝，同时也是一件了解古代艺术观念和科技发展的珍贵文物。

“妇好”青铜三联甗

商后期 （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

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

此甗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甑，用以盛物，下部为鬲，用以盛水，中间有箅以通蒸汽。该甗由并列的三个大圆甑和一长方形承甑器组成。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陶甗，商代早期出现了铜甗，但数量很少，到商代晚期有所增加。商甗多为甑鬲合铸，连为一体，甑上多立耳，甑体较深。这种甗不仅见于中原，边远地区也有发现。还有上下两体分铸可以分合的甗，一般为一甑一鬲。晚商出现了一鬲三甑甗，3件甗联为一体，故名“三联甗”。妇好的这个三联甗特别之处在于，别人用的甗都是“小单间”，她的却是“联排别墅”。

甑为圆形敞口，敛腹，腹两侧有牛首半圆形耳。腹底内凹，有三扇形孔。口沿下以雷纹为地，饰由二夔纹相对组成的纹带，以扉棱相间隔，夔身上下饰以涡纹。

承甑器上有三个高起的喇叭形圈口，腹内中空，平底，下有六条扁矮足。圈口周壁饰三角纹和云纹带。器面绕圈口饰蟠龙纹三组，四角分饰牛头纹。四壁饰夔纹间以圆形涡纹，下饰大三角纹，均以云雷纹为地。承甑器中央圈口内壁、各甑内壁和两耳下外壁均铸铭文“妇好”两字。此器形制特殊，为商代青铜器中仅见。妇好为商王武丁的配偶，是商朝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和军事家。

此器出土时案面有丝织物残痕，腹、足有烟炱痕迹，可见为实用器。这样的甗可以同时蒸煮几种食物，为后代的一灶数眼炊具的制造打下了基础。

“妇好”青铜偶方彝

商 商后期 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

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

彝为盛酒器，流行于商代后期至西周早期，形制通常为纵短横长，有屋顶形盖，方腹或曲壁鼓腹，腹下为圈足。该方彝器型特异，器身横长两倍于纵长，犹如两个方彝之组合，故郭沫若先生称之为偶方彝，是商代酒器中绝无仅有的罕见器形。 和妇好的三联甗类似，别人用的方彝都是“小单间”，这个方彝也是“联排别墅”。

口、腹、足、盖截面皆呈长方形，方唇，折肩，鼓腹，腹壁近直，腹两侧有对称的附耳。平底，长方形高圈足微外张，圈足四面中间各有一缺口。器体四面中部、四隅和圈足的相应部位均有突起的扉棱，长边两侧各有七个方形槽和七个尖形槽，是专为放置酒斗设计的。口下两面正中各有一个突起的牺首，牺首两侧饰小鸟纹。两长边腹中部各饰一个大兽面纹，以扉棱为鼻，圆眼突出，小耳弯角，阔口。口两侧饰龙、鸟各一，两端又分饰头向上的卷尾夔纹。短边两面附耳上各铸一浮雕象头，象头两侧各有一鸱鸮纹。象头之下饰一大兽面纹。

这件大型商代容酒器，是殷墟青铜礼器中的精品之作，庄严典重，盖合之后，上部近似一座殿堂的屋顶，排列规整的7个方槽，宛如屋椽，应是模仿当时的大型宫殿建筑。器盖呈四面斜坡状，斜脊线及坡面中线上均铸出扉棱，极似商代宫殿之“四阿”式屋顶，有正脊与垂脊。器口前后各有七个方形和尖形槽，颇像房子的屋椽出梁头七枚，反映出当时的屋檐多探出梁头硬挑，前沿所出梁头为大半圆形，后檐所出者为尖形，类似后世斗拱的雏形。盖脊有二钮，便于启合彝盖。

青铜簋

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玉簋 (Gui)

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这件玉簋的质地为青玉，是妇好墓出土的两件玉质容器之一，呈碧绿之色，莹润无瑕。高12.2cm，口径20.7cm，壁厚1-1.6cm，也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体积最大的玉质容器。玉簋颈部饰有两圈凸弦纹，腹部饰雷纹，并装饰有4条扉棱。间饰三层勾连曲线纹及云雷纹，底部圈足饰变形云纹、目纹，雕功极为精美。

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白玉簋，两件玉簋形制与同时期的青铜器相同，应当是从青铜簋取材构思而成。因此这件玉簋应属于礼器，而非一般的盛食器。

2.3 原始瓷器制作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二里头文化时期已发现原始瓷器。商代的一部分原始瓷器，以高岭土为胎，器表及部分口沿内施石灰釉，光亮透明，呈现深浅不同的青色，烧成温度约在1200℃左右,，质地坚硬，无吸水性或吸水性很弱，已经具备瓷器的基本特征。西周时期，原始瓷器的制作工艺比商代有所提高，器类增加，使用更加普遍。

原始瓷尊

商前期(约公元前16世纪-前14世纪)

1953年河南郑州二里岗出土

器敞口，颈部斜直内收，斜折肩，腹部较浅，斜向内收，微鼓。器身饰方格纹，上施青色薄釉。

商代的原始瓷器主要有尊、罍、罐、瓮、豆、簋，出土地点包括河南安阳殷墟、辉县琉璃阁，山东济南大辛庄、益都，河北藁城及江西清江吴城等处。

原始瓷罐

商(约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

1973年江西清江吴城出土

原始瓷豆

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1973年北京房山琉璃河出土

原始瓷豆

周穆王时期

1954年陕西长安普渡村长思墓出土

豆盘敛口，浅腹，粗柄，圈足侈大，釉呈青色。

西周时期，原始瓷器的制作工艺比商代有所提高，器型增加，主要有豆、罍、瓮、、碗、罐、盘、盂、尊、盉、钵等。出土范围更加广泛，在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安徽、湖北、江苏、浙江、江西等地均有为数众多的发现。其中南方地区出土的原始瓷器数量大，而且器型丰富。

2.4 玉石器加工

二里头文化时期，玉石器器类增多，雕琢更加精细，出现了新的装饰纹样以及在青铜上镶嵌绿松石的工艺。商代的玉石器加工工艺取得了明显进步，器类更多，其中的人物、动物造型生动传神，通常装饰程式化的纹样，反映出艺术发展的成熟。

西周时期，玉石器被赋予丰富的礼制内涵，其中由多件玉饰结成的玉佩与玉覆面尤具时代特色。

石牛 “司辛”石牛

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该石牛为白色大理石圆雕，整体呈跪卧状，下颌阴刻有“司辛”二字。“辛”是妇好的庙号，因此，此石牛可能是商王武丁馈赠给妇好之物。

石牛造型规整，憨态可爱，牛头微昂、牛角后伏、双耳后抿、耳上有孔，此牛张口露齿、细眉方目、短尾方蹄，身饰节状纹和云纹。商代工匠随物赋形，将大理石雕琢得酷似青玉。玉牛双角后伏，双耳后抿，给人以安全感。

牛在商代具特殊文化象征，此器或承载武丁对妇好追思及祖先功业纪念。其造型古朴规整，圆雕技法精湛，体现商代晚期玉石工艺巅峰水平。卧牛形态被视为安宅灵物，暗含财源永续的殷商信仰。

双性玉人

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玉人裸体，双面雕刻，一面为男性，另一面为女性,，通体以阴线双勾刻画肌肉与关节。表现了人的意识还处于幼稚、蒙昧阶段时对于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的幼稚看法。

男性(左)椭圆形脸，两角状发髻，以细阴线刻画发丝；粗眉，双目微突，大耳，宽鼻，阔口；双肩上耸，双手分别置于胯间，膝盖微内屈。女性形象(右)与男性大致相同，惟脸部略圆，双眉更加弯曲，鼻、口较小，且双手置于下腹部。

玉人头上带角，这是巫觋的常见特征。正反面显示出男女不同的性别特征，这种“一体双性”的形象可能表明巫觋在沟通人神的过程中是“无性别”（或可男可女）的。

玉人双脚下均有短隼，似作插嵌之用。

与之类似，在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一件陶壶表面，有一捏塑裸体双性人像。

玉龙

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玉质呈墨绿色，上有褐色沁斑。玉龙圆雕，龙首微昂，双角后伏，“臣”字状目，眼珠突起，鼻部微凸，张口露齿；龙身于右侧盘曲，尾尖内卷，两短足前屈，各有四趾。背脊饰扉棱，身、尾饰双线阴勾菱形纹与鳞纹，左足外侧饰云纹。

玉凤

商 商后期 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

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

黄褐色，镂空雕刻。形状为侧首回身状，头似公鸡，头顶有齿脊状冠。圆眼，尖喙，胸部向外凸起，与尾连成弧线形。短翅长尾，尾翎分开两叉。爪卧胸下，背中间有一突，突中有一小圆孔，可佩带。翅膀上雕刻四条阳线以饰翎纹。造型优美，线条流畅，制作精细，洋溢着一股活泼、清新的抒情气氛。

在技术手法上，采用了钻、挤、压等难度很大的技法，并经过了反复的琢磨。 这件作品表现的虽然是神异的动物，但其体态自然优美，令人觉得亲切可爱。它柔美而清新的风格在商代艺术那凝重、威严、令人窒息的气氛中愈发显得珍贵。

在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及二里头文化玉石器雕刻中，也使用阳线表现主题，其中一种做法是将纹样周围的地面剔除，通过减地使其成为浅浮雕，此玉凤翅上雕琢的羽翎纹即是采用这一技法。而对于冠、翅、尾翎部位的虚实处理则反映出商代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镂空、钻孔技术。整器雕琢精细，光泽闪烁，显示了出色的抛光技术。此外，这件玉凤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家河文化中玉凤的造型、雕琢工艺极为相似。

据《史记》 记载，殷商始祖契的母亲简狄，是在吃了玄鸟（即凤）的蛋后，才生了契。这就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传说。殷人也就自命为凤的后裔。在妇好墓的大量玉器中，玉凤仅此一件。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玉凤造型，也是妇好墓装饰品中最精美的一件。

玉人

商

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妇好墓出土

这件仅高7厘米的跪坐玉人是妇好墓中所有装饰品中最精美的一件。

黄褐色，圆雕。玉人呈跪坐状，双手放于膝上，头上梳长辫一条，长辫从右耳根侧往上盘绕头顶一周，再由左耳后侧延伸到右耳侧，辫梢与辫根相接，顶露发丝。头顶戴圆箍形冠，冠前侧卷成筒状，其上刻水波形纹。头顶部有一对左右对穿的横穿孔，穿孔前还有一深孔，孔深0.9厘米，不通到底。脸形很长，下颔较尖并上翘，长眉，臣字形大眼，阔鼻，嘴紧闭，头两侧方形耳。身着交领对襟长衣，长至足踝，腰束宽带，带上刻菱格纹，长袖至腕，袖口较窄，腹前悬一长“蔽厀”，穿鞋。衣袖及长衣上刻双阴线勾云纹及眼目纹。右臀部阴刻蚕纹，其头部为如意头形，双眼用凹圆点表示，颈饰重环纹，身饰勾云纹。腰部近左侧佩一宽柄器，柄长3.4厘米，柄宽1.5-3.9厘米，柄端上部为卷云形，一侧饰勾云纹，另一侧上部饰蚕纹，与衣纹相连，蚕身饰竹节纹，其下部饰云纹。

此玉人衣着华美，纹饰绮丽，神态威严，气质不凡，特别是腰间佩带的宽柄形器，形制特别，玉人的冠饰尤为奇特，根据卷筒上所刻纹饰，很像丝绸制品，形制优美。故此件玉人是殷商玉器中较为珍贵的一件，雕刻精美，用写实的艺术手法，将玉人神态、发型、冠饰、服饰以及坐姿等细腻描绘，为研究当时商人冠饰、发饰及服饰等提供了实物资料。有学者认为，此玉人可能为妇好本人。

2.5 纺织与髹漆

二里头文化时期，平纹绢与斜纹织物均有发现。商代丝织品中，出现了菱形纹的回纹绮、大孔罗，表明当时已有了配备提花装置的织机。

髹漆工艺运用较多。商代后期，这项工艺中还加入蚌片、绿松石、龟甲片等细小饰物的镶嵌。西周时期，漆器数量明显增加，使用范围扩大，出现了雕花漆器与漆木、青铜复合器。

2.6 商业与交通

这一时期，在遗址、墓葬之中大量发现海贝，在商代遗址中还出土鲟鱼鳞片、鲸骨、海蚌、龟甲、玉料，这些物品大多由远方贡献及交换而来。

车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发明，二里头遗址内已发现双轮车辙。车既是当时的交通工具，也是军队的重要装备。

三、夏商西周时期的文化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自成体系，使用时间最长。商代后期，汉字已发展到成熟阶段。丰富的汉字材料，记录了当时政治、经济与文化面貌。西周统治者以宗法制为基础，推行一整套完备的礼制，重在彰显并严格维护等级秩序，对此后的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3.1 汉字

汉字在夏代已经使用，商代后期的汉字已经具备汉字结构的基本形式，是一种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文字。

夏、商、西周时期，在青铜器、龟甲、兽骨、玉石器及陶器上留下了异常丰富的汉字材料，内容涉及祭祀、政治、军事、田猎、刑罚、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医学与历法等领域。

卜甲

商王武丁时期

左: 此卜甲正面刻辞、记述戊寅日古(卜人名)为股(人名)占问是否有祸。

右: 此版卜辞内容涉及对商先公上甲的祭祀。

这一时期,在龟甲、兽骨上、契绍成书写当时的占卜记录及记事文辞，即所谓“甲骨文”。但是，在坚硬的龟甲，兽骨及玉器，陶器上刻字，需改变毛笔书写的笔法，如改圆形为方形，填实为勾廓，粗笔为细笔，有时甚至简化字形，字体较为特殊。

卜骨

商王武丁时期

传河南安阳出土

此版卜骨刻辞中记述北方有方国分别于甲辰日与戊申日征伐收地, 并俘获31人。

卜骨

商王武丁时期

传河南安阳出土

此卜骨正、反面刻满长篇卜辞，总字数在发现的甲骨里算是前几名了。内容涉及土方、舌方入侵以及商王反击的事情。

“宰丰”雕花骨柶

商王帝乙或帝辛六年

传河南安阳出土

这是刻于商王帝乙或帝辛六年五月的一根兕肋骨。其整体呈匕首状，长27.3厘米，宽3.8厘米，厚度仅有数毫米，轻薄如刃却坚如磐石。

上端翻折，中部拱起，便于持握。背面由上到下雕刻四层纹饰，第一层为上卷尾龙纹，龙首在骨柶顶端；第二层为倒置的饕餮纹；第三层为勾连云纹，第四层为三角蝉纹。纹饰间嵌绿松石，多已脱落，仅少量残存。骨柶下端削薄，厚、薄交接处做成明显的台阶状。色彩对比鲜明，尽显商代工匠对神权与自然的敬畏。

骨柶正面残存2行28字。“宰”为职官名，王之宰负责王室内部经济与生活事务。著录最早见于商承祚《殷契佚存》。记述了商王于麦麓田猎，捕获兕；宰丰受到商王赏赐。而“宰丰”雕花骨柶即是利用所捕兕之肋骨制成。 所刻字体风格与绝大多数商代甲骨文不同，更接近商代末年的青铜器铭文，堪称是甲骨文向金文过渡的“活化石”。

兕是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独角神兽，形似犀牛，最早见于《山海经》。其外形特征为苍黑色牛形躯体与巨型独角，甲骨文中的“兕”字保留了巨首独角的象形结构。

这件宰丰雕花骨柶，是一件极其罕见的国宝级历史文物，它是用商王帝乙或帝辛亲自捕获的兕肋骨制作而成的。宰丰是商王的近臣，而帝辛就是我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商纣王，相传其出土于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

铭文的内容为：在某年的壬午日，商王在麦山的山麓进行田猎，商王亲自捕获了一头罕见的巨形兕。因宰丰随行有功，宰丰是商王的近臣，商王将兕赏赐于他。此事发生于五月，正值商王帝乙或帝辛六年的成祭之日，成祭是商代祭祀的名称。是指祭祀之后第二天又进行的祭祀。 商王作为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田猎不仅是娱乐，更是军事的演练与权力的展示。猎获兕象征着王权天授，彰显着商王的武力与神性。 宰丰是一个官职为“宰”名字叫丰的人，是商王室事务的总管，地位非常显赫。他用商王赐予的犀牛肋骨制成骨柶，既是为自己的荣耀作为凭证，也暗示其可以参与商王室的祭祀活动，成为了沟通天人的媒介。

这件宰丰雕花骨柶上的铭文书体融合甲骨文的古朴与金文的庄重，笔画丰肥圆润，双刀复刻的痕迹明显，推测先以毛笔书写后再进行雕刻，展现了商代书写工具的进步与艺术的发展。 不同于殷墟出土的15万片占卜甲骨，此骨柶纯粹是记录历史事件，堪称其为“商王的个人日记”，它为研究商代田猎制度和赏赐机制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

兕在中原的灭绝始于商周时期，这件骨柶直接佐证了当时兕广泛生存的生态背景。绿松石镶嵌与纹饰设计更揭示了商代贵族对奢侈品工艺的极致追求。

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后，殷墟遗址成为了考古焦点。20世纪初的发掘中，大量的甲骨和青铜器重见天日，而这件“宰丰骨柶”以其精美的纹饰与完整的铭文脱颖而出。据推测，它可能出土于商王陵区或贵族的墓葬，因其镶嵌绿松石的特殊性，被迅速定为国博的镇馆之宝。

该骨匕最初为顾鳌旧藏，后上交国家，现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被视为国宝级文物。

Tiger bone hunting trophy

Shang Dynasty,

Anyang Period, Fifth Period

Royal Ontarion Museum

现存在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块晚商时代的刻辞兽骨，它就是雕花虎膊骨刻，是一具虎的前腿骨刻，该骨刻无论正反面形制、文风、字体、雕刻手法、行文格式都与“宰丰”雕花骨柶十分相似。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宰丰”雕花骨柶的材质也应当是那头被猎获的“兕”的骨骼。

雕花虎膊骨刻辞为：辛酉，王田于鸡麓，获大霸虎。在十月，唯王三祀协日。

这版虎骨刻辞反映获的是什么？是“大霸虎”（“霸”字尚未隶定，姑且称之为“霸”），就是一只凶猛的大老虎，那么“宰丰”雕花骨柶上获的是什么？是“商戠兕”。“大、霸”是形容词，那么“商、戠”也应当是形容词，而“商戠”形容了什么？

我们真的不得而知，但“商戠兕”是一头很特别的抑或是很罕见的犀类动物应当是没有异议的。

“倗生”青铜簋 (Gui)

西周中期

器内铸有长篇铭文，内容涉及当时田地的使用情况。铭文中的字体象形程度降低，趋向线条化、平直化，汉字的这种演变趋势始于西周中期。

铭文

3.2 天象、气象的观察与历法

由于农业、畜牧业的发展及日常生活需要，商人对日食、月食、星等天象以及云、雷、雨、虹、雹、雪、雾、风等气象的观察频繁而细致，使用太阴纪月、太阳纪年的阴阳合历，其纪日、纪时方式长期为后世沿用。

“有出虹自北饮于河”刻辞卜骨

商王武丁时期

传河南安阳出土

这块牛肩胛骨正、反面刻满长篇卜辞，字口涂朱，内容是商王武丁分别于癸酉、癸未、癸巳与癸亥四日，占问该句之内是否会有灾祸。辞中记载庚戌日出现虹。

刻“干支表”牛骨

商 商王帝乙或帝辛时期

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出土

这是一块商代末年的牛肩胛骨，上契刻由甲子、乙丑、丙寅、丁卯……辛卯、壬辰、癸巳组成的“干支表”。

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现在可以确知商代有三种纪日法：

一、天干纪日法，即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分别纪日。

二、地支纪日法，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分别纪日，这种纪日法较少使用。

三、干支纪日法，即将十天干与十二地支依次相互搭配，组成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等60个干支单位以纪日，60日为一个循环。干支纪日法在商代纪日材料中占绝大多数，而这块刻“干支表”牛骨则是当时使用干支纪日法的物证。

干支纪日法是我国古代的一项发明，使用此种纪日法不会发生错误，也不会造成重叠，在当今的某些场合依然沿用，是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的纪日法。

3.3 音乐

二里头文化时期，乐器种类主要有埙、鼓、铃、磬，到了商代，出现了铙、编铙、编磬。西周时期，钲、编钟的应用，极大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

虎纹石磬

商

1950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出土

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就有了石磬。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多件商代石磬，妇好墓中出土5件长条形石磬，制作比较精细，磬身上分别刻有文字和鸮纹，其中有3件，均为白色，泥质灰岩，形亦相近，可能是一套编磬。这件虎纹石磬可称为商代磬中之王，正面刻有雄健虎纹，据测定此磬已有5个音阶，可演奏不同乐曲。

3.4 西周的礼制

西周时期，以宗法制为基础，推行一整套完备的礼制，内容包括祭祀、丧葬、朝聘、征伐、宴飨、赏赐及册命等，重在彰显并严格维护等级制度。不同等级贵族所使用礼器的数量、组合各不相同，庶人不得使用贵族的礼仪。

作册般”青铜鼋

商后期

器作立体鼋状，探首，四足外露，尾向左偏，左肩部、背甲嵌入4矢。

鼋，鳖科动物中最大的一种。商王捕获了鼋，觉得光彩，便把自己捕获的鼋赏赐给作册般作宝物。此器是仅见以鼋造型的器物，且是根据商王所射的鼋形制作的，具有写实主义的表现风格，故弥足珍贵。

就造型艺术而言，作册般鼋可谓青铜时代举世无双的艺术珍品。中国古代背铜器以容器丰富为主要特色，偶有一些构型取材于鸟兽的像生类青铜器，称鸟兽形尊或牺尊，均堪称造型艺术的翘楚。但这类器物因兼顾容器的功能，构型上受到制约，抽象意味较重。作册般鼋则是完全意义上的写实之作，鼋头外探、四足拨划、尾向左摆，将鼋的仪态塑造得活灵话现。

作册般鼋之作器者作册般，又见于《作册般鼎》、《作册般甗》中，是‌商纣王的御用史官、文秘。‌‌作为商纣王的“作册”，即御用史官、文秘，负责记录商纣王的各种活动和重要事件。他的职责包括陪同商纣王出行，并随时记录下值得记录的事件，如打败夷方部落等重要军事行动，甚至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如射了一只大王八这样的趣事。这种记录对于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鼋背中部铸铭文：

丙申，王（于）洹，隻（获）。王一射，射三，（率）亡（无）灋（废）矢。王令（命）（寝）（馗）兄（贶）（于）乍（作）册般，曰：“奏（于）庸，乍（作）汝宝”。

銘文凡4行33字，记述丙申日商王行至洹水，射鼋，商王射1箭，作册般佐射3箭，全部命中。商王命寢馗将射获的鼋赐给作册般，并说：“将此事铭记于庸器，作爲你的寶物。”铭文所记与器取像相合。

1993年，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M242中出土西周早期柞伯簋，器内底所铸铭文记载，八月周王举行大射，命多士、小子、小臣进行竞射，柞伯十次举弓，皆有射获，对此，铭文语云：“柞伯十爯弓，亡(無)灋(廢)矢。”此“亡(無)灋(廢)矢”正与上举《作册般鼋》铭语相同，均是射礼场合嘉奖品论竞射优胜之评语。殷墟花园庄东地所出商代甲骨卜辞中，亦记载商代贵族子弟习射礼之地点、弓法等，其与《作册般鼋》揭示的晚商射礼，其行仪程序有许多方面可与西周《麦方尊》、《令鼎》、《静簋》、《长思盉》、《十五趞曹鼎》、《鄂侯御方鼎》等篇金文，以及《周礼》《仪礼》、《礼记》中记述的射礼相比照，从而探索商、周射礼之因袭损益。

“虢(guo)季子白”青铜盘 —— 禁止出境！

周宣王时期

清道光年间陕西宝鸡出土

虢季子白盘完全由青铜铸造而成，体形硕大。铜盘重215.3公斤，长137.2厘米、宽86.5厘米、高39.5厘米。这是迄今发现的西周时期形制最大的铜盘。该青铜盘的内底铸制长篇铭文，记述了虢季子白率军对验狁作战，斩敌首 500，俘虏50人，战后献臟，周宣王宴飨虢季子白，并赏赐马、弓矢、钺以资勉励。虢季子白盘是西周著名的青铜器之一，其铭文是一篇优美的韵文，文中“薄伐验狁”、“折首”、“执讯”及“是以先行”等句，可与《诗》之《采薇》、 《出车》、《六月》、《采艺》等篇所记史实相互印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铜盘是商代至战国时期流行的一种水器。小盘盛水用来洗手、洗脸，大盘用来洗浴。如此巨大的青铜盘，从功能上而言，显然不是为沃盥礼所专用的。此盘更有铭记功勋、祭祝先祖、宣示子孙之用，是一尊巨大的“荣誉纪念章”，并非是常用的礼制铜器。

铜盘呈长方形，四角为圆弧状，腹下敛，平底，有四个曲尺形的足，铜盘四壁外侧通体铸有花纹，上部为窃曲纹，下部为环带纹，整体纹饰十分精美，又不失敦厚大方、庄重肃穆的西周神韵。更值一提的是，在铜盘两侧，还各有两个向外突出的兽首衔环，环上的花纹呈绳索状。这说明，当年要挪动这个铜盘，必须要套上绳索，由七、八个壮汉一起用力才行。

虢季子白盘历经数千年后横空出世，而它的面世又为后来成为台湾第一任巡抚的刘铭传留下了一段传奇。

传说在清朝道光年间，虢季子白盘出土于陕西宝鸡嵋县，辗转为数位达官显贵收藏。同治三年，也就是公元1864年的4月,，时任直隶提督的淮军将领刘铭传随李鸿章镇压太平军，驻扎在常州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的王府中。一天午夜，万籁俱寂之中突然传来悦耳的金属叩击声。刘铭传秉烛寻音，转到马厩之内，听到马笼头的铁环碰击马槽时发出清脆的金属声，他拨开草料一看，原来马槽竟是个大铜盘，盘底还刻着字。刘铭传知道发现宝物了，异常兴奋，赶忙派亲信将此盘送回安徽老家，并专门盖了亭子收藏铜盘，轻易不肯示人。

虢盘到刘府后，消息不胫而走，引得不少达官贵人争相欲往观赏。而刘铭传偏偏惜盘如命，不轻示人，为此还得罪了不少权贵。1872年至1884年，刘铭传归乡赋闲期间，大江南北文人名士蜂拥而来，人人叹羡不已，消息很快传到京师翁同龢耳中，翁氏托人到刘老圩说项，愿意出重金购买。刘铭传听言火冒三丈，以生硬的态度回绝了说客。翁氏仍不死心，又叫人前去说亲，愿意将女儿下嫁刘家，做刘铭传长媳，以通秦晋之好。刘铭传左思右想，认为根子还在虢盘上，就以不敢高攀之语谢绝了这门婚事，翁氏大为扫兴，从此和刘铭传交恶。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台湾撤府建省，刘铭传赴首任台湾巡抚，虢盘则安驻合肥老宅盘亭，未随往台湾 。

刘铭传去世后，其后人遵照他的遗嘱，小心保护这件国宝。他的后人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为保护虢盘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争。其间最具威胁的先是任国民党安徽省的刘镇华。作为地方官的刘镇华在1933年至1936年主持安徽政务期间，独霸专权，横征暴敛，草菅人命，对虢盘更是觊觎已久，多次派人以种种理由到刘府搜劫，虽未果，但刘氏后人却饱受了皮肉之苦。

抗战前，曾有一美国人托人找刘铭传的曾孙刘肃曾，愿出一笔相当可观的金钱购买虢盘，并答应成交后将其全家迁居美国 。随后，法国 人、日本人等都曾找上门来愿以重金购买虢盘，均被刘家拒绝。及至1937年“七•七事变”后， 合肥旋告沦陷，日军入侵，强抢豪夺、无恶不作。面对外辱，刘家后人知不能敌。只得将虢盘重新入土，他们将虢盘深埋丈余，其上铺草植树。而后举家外迁，以避战乱。日寇多次搜掠也成泡影。

抗战后，李品仙任安徽省省长，他是一个“古董迷”，曾利用职权在皖盗窃楚墓，搅得民声沸腾。对虢盘他更是垂涎欲滴。他一再派人前去盘索，在遭到拒绝后竟将刘家大厅中所挂字画搜刮一空。不久他又派一营部队进驻刘老圩，天天逼刘氏后人交出虢盘。刘家人无奈，只好再次举家出逃避难。在此期间，李品仙的亲信，合肥县长隆武功为讨好上司，亲自带人到刘家老宅，将几十间房屋的地板全部撬开并挖地三尺以寻虢盘。终亦未果，悻悻而去。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文物保护工作十分重视，1949年冬，政务院给皖北行署发电报，指示查明虢盘下落。皖北行署当即派人专程到刘老圩向刘肃曾全家传达政府保护文物的政策。刘肃曾当即表示：“保护国宝，责任非轻，个人力薄，盘之安全可虑；现政府如此重视，亟愿献出，从此国宝可以归国，获卸仔肩，亦为幸事乐事。”遂于1950年1月19日在其家中一间人迹罕至而又破旧不堪的屋子里，挖开历经14年的封土，将虢盘掘出，献给国家。国家当即奖给他大米五千斤。

虢盘拟送北京时，一件意想不到的盗窃破坏国宝事件突然发生。一名犯罪分子溜进刘家，手持钢锯准备锯下8只饕餮衔环，声音惊动了守护在附近的解放军战士，当即将他抓获，使国宝免受破坏。事件发生后，虢盘被迅速运到北京，并请刘肃曾同行。1949年12月，虢季子白盘被送到了北京， 1950年3月3日， 虢季子白盘在北海团城的文物特展中展出，董必武、郭沫若、郑振择等人参观了展览。后来虢季子白盘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体积硕大的虢季子白盘以端庄的造型、精美的纹饰，彰显出2800多年前的西周古韵。刻在铜盘上的铭文“史诗”，成了春秋后世仿效的典范，让后人领略到了中国古典文学简约质朴的绝妙之处，为研究诗文艺术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111字铭文:

唯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

白乍(作)宝盘。丕显子白，牡武于戎工，

经维四方，搏伐玁狁，于洛之阳。折

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桓桓子白，献

馘于王。王孔加子白义(仪)。王各(格)周庙宣

榭，爱飨，王曰:“白父，孔显有光。”王賜

乘马，是用佐王；賜用弓，形矢其央；

赐用戉(钺)，用政(征)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

译文:

在十二年正月初吉期间的丁亥日，虢季子白制作了宝盘。显赫的子白，在军事行动中勇武有为，经营着天下四方。进击征伐玁狁，到达洛水之北。斩了五百个敌人的首级，抓获俘虏五十人，成为全军的先驱。威武的子白，割下敌人左耳献给了王，王非常赞赏子白的威仪。王来到成周太庙的宣榭，大宴群臣。王说：“白父，你的功劳显赫，无比荣耀。”王赐给子白配有四马的战车，以此来辅佐君王。赐给朱红色的弓箭，颜色非常鲜明。赐给大钺，用来征伐蛮夷。（子白作器以使）子子孙孙万年永远地使用。

虢季子白盘之所以珍贵，不仅在于它的形制，盘内底部正中铸刻的111字铭文更让人称奇。这些铭文被后人赞为青铜器上的“史诗”，在文学艺术方面具有十分独特的鉴赏价值。

铜盘铭文的第一句这样写道“隹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乍宝盘”。这句话向后人明确指出，铜盘是在周宣王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816年，由虢季子白铸造的，这也正是铜盘名字的由来。

那么“虢季子白”又是何许人呢？据史料记载，“虢”是西周时期的一个诸侯国，位于今河南省三门峡附近。“季”是中国古代对兄弟排行的一种称谓，“伯、仲、叔、季”，“季”是兄弟排行中的第四位。“子白”就是这位虢国公子的名字。据有关专家考证，虢季子白在西周的历史上是一位赫赫有名的贵族，他曾多次带兵出征，以骁勇善战著称。他制作的铜盘上，就用铭文记录了一场战斗。

铭文这样写道“搏伐猃狁（xiǎn yǔn），于洛之阳。” 这句话说明了敌军的身份和战斗的地点。通篇诵读虢季子白盘的111字铭文，2800多年前的烽烟历历在目。在西周宣王时期，北方的猃狁族入侵，子白在对猃狁的一次战斗中，杀敌五百余人，俘虏五十人。战斗结束后，子白将俘获的敌人献于周王，周王设宴款待子白，并赏赐子白马匹、武器等物。

可以说，虢季子白盘上的铭文是对战功与赏赐的记录。铜盘流传至今，就成了研究西周历史，以及北方各民族关系的重要史料。

众所周知，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诗经》，而虢季子白盘铭文的写作手法与《诗经》极为相似。盘内铭文通篇用韵，是一篇简洁优美、富有韵律和节奏感的散文诗，因此具有极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虢季子白盘铸造于西周宣王时期，这篇铭文的写作时间其实比《诗经》还早了大约二、三百年的时间。

更值一提的是，虢季子白盘上铭文的书法，也是西周金文中的极品。有关专家点评，这些铭文的书法颇具新意，用笔谨饬（chì）、一笔不苟，圆转周到、很有情致，堪称先秦书法之典范，对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

“盠 (Li)”青铜方彝

西周中期

1955年陕西环县李村出土

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而与此应运而生的盛酒器也种类繁多。“方彝”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彝是中国古代盛酒器。盛行于商晚期至西周中期。彝本是青铜礼器的通称，宋人始称这类器物为方彝。

中国青铜器制作精美，在世界青铜器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和艺术价值，代表着中国5000多年青铜发展的高超技术与文化。商晚期至西周中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型多种多样，浑厚凝重，铭文逐渐加长，花纹繁缛富丽。

盖方彝堪称西周青铜器的翘楚之作，此器物的制作年代为西周昭王、穆王时期，虽然器物体量较小，但蕴含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均十分丰富。

从历史价值来看，器、盖铸制同铭长篇册命铭文，记载了周王册命作器者盠，让其作为西六师、殷八师的纠察之官，管理三有司：司徒、司马、司空。铭文内容反映出西周王朝森严的军事体制以及西周官制。此为西周最早的屯田文字记录。该器与同铭方尊、另一件方彝组成礼器组合，形制反映西周四面坡重屋式建筑结构。

从艺术价值来看，盠方彝的造型艺术与一般的方彝有异，器盖较高，为庑殿顶状(四阿式屋顶)，同时器身两侧置有上卷式的象鼻耳，使得整件器物外观十分具有张力。最为醒目的是器盖和器腹的中心位置均装饰由涡纹和云纹组成的圆形漩涡纹，此纹饰与同出一处的盠驹尊主体纹饰如出一辙，令人不免猜测是否为一族徽标记。器身与器盖的中心均装饰涡纹,，器盖中脊、四坡角与器身四转角均置扉棱。器通体以云雷纹为地，器身、器盖中部饰渦紋，两侧对饰夔龙紋，其上饰穷曲纹，器圈足饰穷曲紋。在同时期器物中具有较鲜明的装饰个性。盠方彝造型典雅庄重，纹饰繁缛缜密，层次清晰，极具艺术感染力，是西周青铜艺术品中的成功之作，再现了西周青铜器铸造业的辉煌。

从科技价值来看，整件器物的造型，因器盖及其上捉手均采用庑殿顶状的造型，隐约反映了当时的四面坡、重檐式的殿顶建筑结构，可窥见西周王室宫殿的建筑风采。

1955年在眉县李村出土的两件盠方彝，其形制、纹饰、铭文相同，只是大小不同，一件腹内有隔，一件则没有隔。两件盠方彝中，器内无隔者当是盛酒器，有隔者，从其每隔正中对应的盖沿上有方形缺口来看，再加之出 土 情 况可以得知，这 类 方 彝是盛放调料的，盖上缺口是为放置匙柄而设置的。两件盠方彝分别馆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陕西历史博物馆。

“盠 (Li)”青铜方彝铭文

“盠”青铜驹尊

西周中期

1955年陕西郿县李村西周铜器窖藏出土

盠驹尊，与盠方彝等器同时出土，都是同属于盠的器物，时间也十分接近。

器作昂首站立的马驹形，竖耳短鬃，垂尾。腹腔中空，背有长方口，上置小盖，盖上有兽钮，腹部中空用以盛酒。腹侧饰涡纹。整器相当准确地再现了小马驹的全身比例和身体结构，像盠驹尊如此写实和生动的作品，在商周青铜器中是十分罕见的，因此弥足珍贵。是西周时期写实动物雕塑的代表性作品，显示出周代工匠的高超技艺。

颈、胸部铸有铭文9行94字（含重文2字），器盖内铸有铭文3行11字。铭文记述在十二月甲申日早晨，周王在斥地举行执驹礼，赏赐盠两匹马驹，盠称颂周王没有忘记旧族，颂扬周王的美德，盠为祭享父亲大仲作了这件宝尊彝。

执驹礼见于《周礼·夏官·校人》，是马驹在二岁离开母马服役时，训练让它驾车的典礼，相当于马的成年礼。此尊造型栩栩如生，显示了西周时期高超的铸造工艺。西周时期注重马政，因此执驹礼由天子亲自参加。

李村窖藏出土驹尊一件，但胸背部的尊盖却发现两件。盖铭一件称驹为“勇雷骓子”，另一件称为“勇雷骆子”，是对两驹特征的专称，,前者为青白色间杂，后者为白色黑鬣尾，盖铭均记载盠参加执驹礼并接受周王赏赐，但典礼地点有所不同。据此推测，盠至少制作过两件完整的驹形青铜尊，另一件器身下落不明。

铭文内容佐证了西周马政制度及“执驹”仪式的存在，并与《史记》中“非子养马”等记载相关联。该器是已知最早的驹形青铜器，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吉祥物“骐骐”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此器。吉祥物“骐骐”的配色参考了“骐”字指代青黑色马匹的本意。为研究西周畜牧业、青铜铸造技术及马政礼制提供了实物例证。同时也证实了史籍“非子养马”即非子因善养马，受周孝王委任，在汧水、渭水交汇的地区主管畜牧，成效卓著，有功而受封等史料的记载。

“盠 (Li)”青铜方彝铭文

器内壁铸铭文10行108字，记述某年八月周王对做器者的一次“册命”，记载作器人“盠”是周王的同宗，周王命盠掌管司徒、司马、司空和周六师、殷八师的军政和屯田事务，并赐盠衣物、玉佩和车马饰等厚赏，盠因此作器以记其荣宠，颂扬天子恩泽。盠之官职于叁有司之上，与西周宣王时期毛公鼎器铭所述毛公之某些职事相当，可知盠在当时乃一代重臣，地位甚高，可补史佚之缺。

“禹”青铜鼎

周厉王时期

传1942年陕西岐山出土

圆腹较深，双立耳，三蹄足较粗。口沿下饰窃曲纹，腹饰波带纹，足根饰兽面纹，以扉棱为鼻。此类垂腹鼎是西周晚期的典型形制。

“禹”青铜鼎铭文

鼎腹内部铸铭文20行208字（一说207字，含重文3字、合文1字），铭文内容可分为两部分：

前半部分追述了禹的显赫家世，称颂其先祖辅佐周王，建功立业，武公命禹继承祖考的官职，尽忠职守；

后半部分叙述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侵犯周王朝东部、南部疆土，周厉王命“西六师”、“股八师”前往征讨，周王朝的西六师和殷八师作战不利，武公命禹出征，禹率家族武装克敌制胜，俘获噩侯驭方，立下赫赫军功的禹铸此鼎赞颂武公的恩德。

噩国是分封的南国当中的大国，历史也比较悠久，噩国凭借自身势力越来越大，多次蓄意反周，经过大将军禹率兵浴血奋战，最终擒获首领噩侯驭方，从此噩国的国力逐渐减弱，这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古国也从此走向灭亡。

铭文所载是研究西周王朝与南淮夷、东有之间的关系以及西周军制的重要史料。铭文内容表明西周晚期周王朝军事实力衰弱，而世家大族势力崛起并成为不可忽视的军事和政治力量。

“颂”青铜壶

西周晚期

颂壶，西周盛酒器，因作器者为“颂”而得名。颂壶有两件，一有盖一无盖，无盖件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有盖件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两件形制几乎一模一样，大小相近，纹饰相类，作器者相同，可以肯定就是当初成双成对的存世之物。两件颂壶造型相同，铭文一致。

器口、颈、腹部均为圆角扁方形，颈部收敛，两侧置兽首衔环耳，腹部庞大而下垂，圈足高且厚。颈部饰波曲纹，腹部饰蛟龙纹。

册命制，是西周王朝的官员任免制度。册命，则是一项隆重的典礼，一般周王任命百官，诸侯或卿大夫任命其下属，都要举行册命仪式。综观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册命类堪称大宗，反映出西周王朝组织森严的官僚体系。

颂壶的颈部内壁铸有铭文，凡21行151字，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周王册命颂之事，包括册命仪节、内容，赏赐品等具体内容。这些材料可与《周礼》、《左传》等典籍中的有关记载相互印证，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在目前所见出土材料中，对于 “册命”典礼之记录，见于多篇西周时期的金文，其中，尤以颂器铭文所记最为详尽、完整。上列《颂壶》所记之 “册命”典礼可归纳为如下五个进程：

1、三年五月甲戌之日，清晨，周王就位于宗庙中的大室;

2、宰弘为“傧”，引导“受命”者颂入门，颂立于中庭，面向北方；周王面南，尹氏将“册命”之书授予史虢生，王命史虢生宣读“册命”;

3、史虢生宣布周王命颂所司之职与所赐命服;

4、“受命”之颂对周王行稽首礼，并接受册书及赏赐出门;

5、颂对有司行“傧”礼，即对宰弘、尹氏、史虢生之类“劳者”赠以瑾璋。

上述《颂壶》所记“册命”典礼进程，与《周礼》、《礼记》、《仪礼》及《左传》中所载相符，两者可彼此发明，使我们能够较为清晰地了解西周时期的“册命”典礼。《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周襄王“册命”晋文公之事，载晋文公“受策以出，出入三觐”，晋人杜预注“出入三觐”之意为，从来至去，见王共三次。今以《颂壶》相校，“出入三觐”当读为”“出纳三瑾”，乃是“受命”之晋侯对此次“册命”典礼中之“劳者”，即尹氏、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等有司，赠以瑾璋，以“傧”礼致敬，而并非如杜预所云。

四、夏商西周时期的周边各族

夏、商、西周时期，也是中原文化区周边各族形成的重要阶段。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周边各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并与中原文化进行频繁的交流。

4.1 北部地区

夏、商、西周时期，肃慎、戎狄等部族曾经活动在今东北、内蒙古、河北、山西及陕西部分地区。分布在此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西团山文化、朱开沟文化等遗存，属于这一时期。

“不 (Qi)”青铜簋盖

周宣王时期

这件残余的青铜器是一只青铜簋的簋盖，高8.2厘米，口径23.2厘米。盖顶装饰有瓦楞纹，边缘环绕窃曲纹，是典型的西周中晚期青铜簋的器形风格。盖上铸有上百字的青铜铭文，它记录了一场由“不Qi”参与，“虢季子白”领导的民族战争。

“不Qi”中的“其”字在字库中没有，打不出来，只能用其这个字来代。

这件西周宣王时期的“不其”青铜簋盖，因其内壁铸刻的151字的长篇铭文是西周军事史的金石见证。所以它成为了一件极其罕见的国宝级历史文物。这件“不其”簋盖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填补了西周抗击北方猃狁的军事空白。

猃狁（xiǎn yǔn）是先秦时期给中原带来巨大麻烦的北方民族，是秦汉时期匈奴的前身。关于周王室与猃狁的战争，史书和其他的青铜器铭文中多有记载。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采薇》一篇就记载了同猃狁的战争。

这件青铜簋盖的记录补充了相关文献的缺失，由于西周史料稀缺，而这件青铜簋盖上的铭文详细记录了周王命将领抵御猃狁入侵的战役，从而印证了周宣王“中兴北伐”的史实。

一件记录大秦开国筚路蓝缕的青铜器

一件记录秦国先祖为周王室征战四方的信物

一件盖与身分别了2000余年的却又在现代重合的“簋”

一件印证前文中虢季子白那场恢宏胜利的铭文

一件身首发现相隔数千公里的传奇青铜簋

不 (Qi)”青铜簋盖铭文

“不 (Qi)”青铜簋盖铭文

器盖内铸铭文，记述验狁侵犯周人西部边境，不Qi受命抗击的过程，同时也叙述他在获得胜利后获得的封赏。

铭文的内容为：

在周宣王某年的九月戊申之吉日，伯氏对其说：大其，远在朔方的猃狁大肆侵扰我周朝西部的边疆地区西隃，周宣王命令我伯氏率军去西隃讨伐猃狁，周王让我班师回朝时一定要献上擒获的战俘。我命令你驾御战车追击猃狁 于罂地，你率领战车把猃狁追击到高陵，你将猃狁斩杀和俘虏的很多。当你班师向东返回时，猃狁人又组成联军尾追你而来，你又与猃狁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搏杀。你停止向东撤军并就地驻扎下来，没有因为我给你的战车少而陷入艰难的处境，驻扎下来后你又将猃狁斩杀俘虏了很多。伯氏又对其说：‘大其，你原本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你将从讨伐猃狁的战功中开始崛起。我代表周王室赏赐给你弓一张和箭一束，并赐给你田地十亩，家臣五户来做你的佣人随从你的调遣’。大其向白氏作揖拜谢，战争结束之后，特意命工匠制作了这件青铜簋用来祭祀自己的先祖公伯和孟姬。并祈愿大秦多福多喜长寿无疆。子子孙孙永远用它盛放精美的肉食在祖先灵前，永远以此为宝器让祖先享用。

上面的铭文为阴刻，字迹非常清晰且布局严谨，彰显出了西周金文的庄重之美。铭文中提及的“西隃”和“高陵”等地名，成为探索西周与猃狁势力范围的关键坐标。

目前大家的主流看法是:

“不其”很可能是秦庄公，“伯氏”则是虢季子白，“猃狁”是当时西北的少数民族，到了秦汉时期，被叫做匈奴，不其簋肚子里的铭文记载的就是:

西周宣王十二年（公元前816年），周宣王命令虢季子白率领秦庄公，击破西戎的战役。

按照这个说法，不其簋就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秦器，堪称秦文化的“开篇之作”。

此外，猃狁进犯的是周人的西部边境，带领不其去作战的虢季子白是虢国国君的小儿子。不其当时是虢季子白军中的将领，作战非常英勇，在高陵（今陕西洛水一带）三次打败猃狁。（就是虢季子白盘铭文中记载的那场战争）。

不其簋”

滕州市博物馆

1980年山东省滕州市后荆沟村

1980年山东省滕州市后荆沟村，发现了一座西周残墓，在墓中出土了一件青铜簋。这件青铜簋通高26厘米， 口径23.2厘米， 重8.7公斤。在其内底部发现有器物的铭文，有12行，共151字。通过铭文可知，器物的主人名叫“不其”，因此，这件器物被称为“不其簋”。现收藏于滕州市博物馆。

经过专业的释读，专家发现这件青铜簋上的铭文与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中的“不其”青铜簋盖完全相同，只是盖上比器铭多一个“搏”字，应是器铭制模中漏掉一字，从文字章法看器铭与盖铭也非常相似，只是个别字的写法略有不同，这在文字没有统一前是非常正常的现象。而且，中国国家博物馆中的“不其”青铜簋盖与滕州馆藏的不其簋口径完全吻合。

从铸造工艺来看，后荆沟出土的不其簋，盖与器铸造工艺有着明显的差别，器的铸造工艺优于盖的铸造工艺。器的铸造精致规整，盖的铸造粗糙，纹饰模糊。从纹饰上看，后荆沟出土的不其簋的盖与器虽然都是窃曲纹，但是器上所饰是无目窃曲纹，且铸造精良，纹饰清晰，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不其簋盖所饰无目窃曲纹相同。有关专家曾对两件青铜器作过考证，根据铸造工艺、纹饰、铭文等方面认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中的“不其”青铜簋盖与滕州馆藏的不其簋应为一器。

不其簋的簋、盖分离，两地出土，引发了人们的诸多猜测。国家博物馆珍藏的不其簋盖最早出现于清末。而不其簋的簋身和盖，又是何时分离的呢？

簋身出土于西周残墓则证明，早在西周时期器身、器盖即已分离。器身、器盖分离则是“不其簋”制作完成以后才发生的事情。滕州西周残墓应是器身、器盖分离的时间下限。

有人认为，不其受虢季子白统帅御敌获胜，功不自居，将记录战功、蒙受王赏荣誉的簋与簋盖，一器两持，各作纪念后传，造成流传两地。

也有人认为，可能是不其因功受赏制“簋”，同时在簋内和簋盖上铸铭文，记录战功和受王赏之誉作为传家宝。后因不其的后人分散各持器、盖，造成器、盖分离，流传两地。

还有人认为，器物出土的后荆沟村在城东北7里，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代属邾及其附庸小邾，不其的后人可能与某个邾国人结了婚，就把家传的簋也带了过去，因此，应是与邾国通姻、陪嫁关系的结果。

有人认为，不其受虢季子白的封赏后，将记录战功、蒙受王赏荣誉的簋与簋盖都看作纪念物留给子孙，因不其的后人分散各地，所以器物也分散了。

孰真孰假，众说纷纭。有关不其簋的身世之谜，仍等待人们的发掘。

“不其簋”铭文与礼县出土的“秦公簋”上的铭文可以相互佐证，“其” 是秦庄公的名字，指代秦庄公。此段铭文记载的是周秦联军反击犬戎的几场战争，周秦联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秦嬴十二公在公伯以前长期被动于西戎的战略处境，按时代推算，当在周宣王、秦庄公时代的公元前822年前后。此后周宣王封秦庄公为西垂大夫，在西垂建西垂宫，迁宫室都邑于西犬丘之地，也就是秦汉陇西郡的西县（今甘肃天水西南红河镇六八图一带），“在西戎，保西垂”，开始奠定了大秦基业。

4.2 西北地区

夏、商、西周时期，今甘肃、青海等地主要有羌、戎狄部族，此地分布着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寺洼文化、辛店文化及卡约文化等青铜时代的遗存。

4.3 东部地区

夏、商、西周时期，生活在东部地区的部族主要有东夷与淮夷。分布在山东地区的岳石文化，其时代大体与夏、商前期相当，是东夷的遗存。

龙虎纹青铜尊

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一前11世纪)

1957年安徽阜南

龙虎纹青铜尊，高50.5厘米，口径44.9厘米，足径24厘米， 重26.2千克。器口侈大，直径过肩，颈部较高，下部收缩，呈大喇叭状。肩部微鼓，下折为腹，呈弧形收敛作圜底，圈足，上饰十字镂空。

龙虎纹尊的肩部饰三条曲身龙纹，圆雕龙首，，探出肩外，活灵活现；腹部有三组虎食人纹，云雷纹地，以浮雕虎首为中心，左右双身，虎口含一人，人无衣冠，身饰花纹。采用这一构图意在从正面表现猛虎的完整形象，但正面又无法体现虎的雄伟身躯，于是便采取轴对称的布局使虎身向两侧伸展，商代饕餮纹也是运用此种构图。圈足饰饕餮纹，整器工艺精湛，花纹线条洗练，是商周青铜器中的精品。安徽阜南地区在商代是淮夷聚居地,，此地出土青铜器的形制、纹饰明显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影响，龙虎纹青铜尊即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例。

虎食人纹在商后期的传播十分广远，著名的后母戊鼎耳部外侧、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钺上，及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的春秋晚期鸟兽龙纹壶腹部，均有发现。除见于殷墟和安徽地区，在商文化影响下的其他考古学文化中也有发现。如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龙虎纹尊，属成都平原的早期蜀文化。今藏于日本泉屋博古馆的虎食人青铜卣，整器为猛虎食人的立体形象，更为逼真。在商代玉器上也见虎食人像。

关于这一主题的人文内涵，因缺乏直接的文献证据，众说纷纭。东汉王充《论衡·订鬼篇》引《山海经》佚文,，称古有虎噬鬼魅，借以震慑邪祟。此说与虎食人主题的纹样契合度较高，可能是取意的来源。

1957年6月，中国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朱寨镇三河村白庄的村民徐珽兰在润河中意外发现了8件商代青铜器，计有尊2件、斝2件、觚2件、爵2件，均为三千多年前殷商时代的酒器，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其中龙虎纹青铜尊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兽面纹铜尊收藏在安徽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安徽博物院还分别收藏1件斝、1件觚、1件爵。

1964年8月25日，邮电部发行了《殷代铜器》特种邮票，全套8枚，志号为特63。是新中国发行的第一组青铜器邮票。包含了该批青铜器中的2件，即20分的龙虎纹青铜尊100万枚和8分的青铜斝450万枚。

青铜斝(jiă)

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

1957年安徽阜南月儿河出土

该器作腰腹分段，菌形柱帽状高大，两柱相距较远，兽面纹已有地纹，足为T形锥足，显示出殷墟中期风格。

“无Qi”青铜簋

周厉王时期

器内铸铭文，记载了周厉王征伐南夷的史实。

西周无己簋是西周时期青铜礼器，属簋类器物。该簋通高7厘米，口径21.7厘米，重2公斤。器盖捉手内饰卷体龙纹与鳞纹，盖面饰瓦纹。

“无Qi”青铜簋铭文

“无Qi”青铜簋

器内铸有铭文，记载周孝王十三年正月征伐南人(徐国)之事。战后周王赐予无箕四匹马，无箕行跪拜礼谢恩，并遵王命铸造此簋以祭祀皇祖釐季。铭文结尾载明“无箕其万年子孙永宝用”，表明该器传承意图。

4.4 东南与南部地区

夏、商、西周时期，今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西及广东南部地区，是吴与多支越族的聚居地。在这片广大区域内，普遍发现几何印纹硬陶器与青铜器。其中洞庭湖周围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明显受到商文化的影响，而且多动物造型，形象生动、工艺精湛。

四羊青铜方尊 ——禁止出境！

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一前11世纪)

1938年湖南宁乡出土

早在夏商时期，中国便进入了一个辉煌的青铜时代。四羊方尊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四羊方尊器身方形、方口、大沿，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器身高58.3厘米，重量接近34.5公斤。整个方尊雄浑厚重，却又不失端庄典雅。

四羊青铜方尊在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体型最大，造型雄奇，肩部、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各据一隅，庄静中突出动，,匠心独运。方尊的边角饰长扉棱，既用以掩盖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一体。此器在器范制作中，并用线刻、浮雕、圆雕技法，将器用与装饰有机结合，铸造工艺精湛，是我国古代青铜文化中的珍品。

方尊上最引人注目的装饰，当属位于肩部四角的卷角羊头。“四羊方尊”便是由此得名。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则附着于方尊腹部及圈足上。方尊上装饰着精美的纹饰，羊的前胸及颈背部布满鳞纹，两侧饰有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

“尊”是中国古代的盛酒器。在商、周时期，青铜尊经常作为礼器出现在祭祀仪式上。

《左传•成公十三年》中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fán），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膰和脤指的是祭祀用的肉。这段记载告诉我们，在先秦时期，祭祀和战争都是涉及国家利益及安危的头等大事。统治者期望通过祭祀仪式，获得神灵以及祖先的庇佑，巩固自己的统治。

那么，作为礼器的四羊方尊，为什么以羊作为器身的形状呢？

《周礼•春官•司尊彝》提到了古代祭祀礼器中所谓的“六尊六彝”。六尊，分别指的是牺（读“梭”音）尊、象尊、壶尊、著尊、大尊、山尊。其中的牺（读“梭”音）尊，包括牛尊、羊尊、犬尊等。

先秦时期，羊在祭祀礼仪中的地位仅次于牛。在商代国都所在地河南安阳小屯发现了大量的祭祀坑，其中最多的就是牛、羊和犬等。羊，显然是当时祭祀用的主要牲畜之一。

为祭祀而宰杀的牲畜在当时叫作“牺牲”或“牺”。以这些牲畜为造型的尊，被称为“牺（读“梭”音）尊”。 四羊方尊上的羊头造型，极有可能象征着作为祭品的羊。当时的统治者通过祭祀活动，希望获得上天的眷顾，所以在祭祀礼器的设计上处处用尽心思。

自古中国人对羊这种温顺、可爱的动物就喜爱有加。甲骨文中的“美”字,就是头顶大角的羊形。“吉祥”的“祥”是“羊”字的后起字。看来，古人早就把羊和美好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了。人们还用“德如羔羊”来形容士大夫操行洁白、进退有节。羊羔跪乳的习性，被后世演绎成了孝敬父母的典故。

除了造型生动的羊头以外，四羊方尊最令人称道的，莫过于其精湛绝伦的青铜铸造工艺，它被人们称为传统陶范法的巅峰之作。

四羊方尊器表布满纤细的云雷纹，颈部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方尊的肩部装饰为蛇身而有爪的龙纹。龙纹为高浮雕，从方尊的四边蜿蜒于前。每一面的龙纹中间，都有一个双角龙头从方尊器身上探出来。

方尊四角和四面中心线处，都是扉棱。这一小小设计，却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陶范铸造法在商代早期就出现了，在商代中期日臻完善。在制作造型复杂的青铜器时，古人往往采用接铸法作为基本工艺，即将器身与附件分别铸造，然后再接铸为整器。四羊方尊就是用接铸法铸成的。商代工匠先将羊角与龙头分别铸好，然后进行接铸。如果没有高超的铸造技术，很难达到整器浑然一体的效果。然而，在四羊方尊身上，却找不到拼接的痕迹。原来，方尊器身的扉棱，便是用来遮掩接铸时痕迹的巧妙设计。

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图像和立体雕塑结合起来，把器物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真是匠心独运。生动繁复、寓动于静的纹饰给冰冷厚重的青铜器增添了端庄、典雅的神韵。

不过，如今被誉为青铜器典范的四羊方尊，在入藏博物馆前，命运却甚是坎坷。

1938年4月的一个早晨，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姜景舒兄弟早早就出了门，他们肩上扛着锄头，要到离家不远的转耳仑山腰上种红薯。可没刨几下，就听到“当”地一声，锄头碰到了硬物，姜景舒的手臂也震得发麻。他还以为锄到石头了，就用锄头把周边的土扒拉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出现在他面前。他赶快叫来弟弟，哥俩费了很大功夫才把这个大家伙挖出来。俩人围着这个怪模怪样的东西转了好几圈，肯定这是个宝贝，但有什么用他们也不知道。活也不干了，哥俩用绳子把它捆好，抬回了家。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每天都有很多乡亲们来看、来摸这件宝贝。1938年5月，黄材镇万利山货号的老板、古董商张万利以400块光洋买走了四羊方尊。但这400块光洋实际上到了姜景舒手里的只有248块，当地保长、甲长和乡绅等利用各种名目拿起了其余部分。

张万利又以1万块大洋的价钱，转手卖给了怡丰祥牛皮商号的老板赵佑湘，赚了25倍。

赵佑湘想再以20万块转卖的消息，很快被长沙县政府知道了。他们“没收”了这件宝贝并上交给了当时的湖南省政府。张治中将军一度将它摆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欣赏和研究。

1938年11月，日军南下，长沙危在旦夕。省政府将四羊方尊被保存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的地库中。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兵临长沙，古城危机四伏。四羊方尊被银行工作人员转移到沅陵县。然而，方尊最终未能在战火中得以保全。在一次空袭中，一颗炸弹在方尊不远处爆炸，把它炸成20多块……虽然工作人员并没有将它们丢弃，但也被人们遗忘在废品仓库的一角。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注下，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历经探寻，终于找到了四羊方尊的碎片，并交由文物修复大师张欣如负责修复。在经过两个多月的修复后，四羊方尊在湖南文物工作者的努力下，恢复了原有的迷人风采。

1954年，湖南省博物馆成立；1956年，湖南省文管会将四羊方尊移交省博物馆收藏；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时，四羊方尊调入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并移交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美中不足的是，修复的尊的口缘部分始终还缺一块残片。原来，当年如获珍宝的姜景舒兄弟三人，不停地打量着这件宝贝，并用工具敲敲打打，不小心竟将器物的口沿敲掉了手掌心大小的一块碎片。姜景舒在卖尊给古董商时，下意识地将那片敲下来的碎片留下来做纪念。这事儿于1976年才被 湖南省博物馆原馆长高至喜发现。为此，高至喜远走宁乡县，千方百计寻找到姜景舒两兄弟，将残片献给了国家。至此，尊口上的云雷纹残片才终于完璧归赵。

2003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组建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四羊方尊”再移交国家博物馆收藏，并在“古代中国基本陈列”中展出。

古老的祭祀文化、生动的羊头造型、高超的青铜工艺……三千年后的今天，四羊方尊以它独特的魅力，依然令后人陶醉。

4.5 西南地区

商周时期，今四川、重庆主要是蜀人与巴人的活动地区。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玉器、青铜树、青铜人、青铜面具等造型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但其装饰及青铜尊、青铜罍等明显受到商文化的影响。

三星堆古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 岸，分布面积12平方千米，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历史，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是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在中国的文物群体中，属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和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体之一。在这批古蜀秘宝中，有许多光怪陆离奇异诡谲的青铜造型，多属前所未见的稀世之珍。

四川 广汉三星堆遗址，被认为是蜀人祭祀坑遗存。出土的大量玉器、铜器等物，有许多明显受到中原文化的影晌，如铜尊、铜罍等。这个遗址的发现，表明商、蜀之间文化交流十分密切。

青铜疊 (Lei)

西周早期

1980年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

1959年与1980年，四川彭县(今彭州市)竹瓦街先后发现了两处青铜器窖藏，出土器物包括容器、兵器两类，兵器是典型的巴蜀式兵器，容器则是中原地区常见的疊、觯等酒器。

这件象首耳青铜带便是1980年窖藏中出土的青铜容器之一，器物造型带有西周早期的作风，器身的卷龙纹、牛纹等也属周人的代表性装饰纹样。这件器物出现在蜀文化的腹地，却并非蜀文化自身创造或吸收周文化后创造的冶铸品，而是反映了中原文化与蜀文化在这一时间节点上的文化交融事件。

据《尚书·牧誓》记载，在武王灭商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古蜀之师追随周人，参与了灭商的战争。竹瓦街两处窖藏存有中原风格青铜容器的现，,反映了蜀人征战凯旋，班师回朝携带战利品或军功品的历史。

罍是中国古代大型盛酒器和礼器。流行于商晚期至春秋中期。体量略小于彝，罍有方形和圆形两种，方形罍出现于商代晚期，而圆形罍在商代和周代初期都有。

青铜疊(léi)

商(约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

青铜尊

商(约公元前16世纪一前11世纪)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

青铜面具

商(约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

这件硕大的青铜面具是三星堆文化最具标识特征的器物之一。青铜面具高85.4厘米、宽78厘米，面像呈方脸、宽颐、臣宇形眼，脸型与同时出土的其他人面具或头像相近，但双耳巨大、瞳孔纵出，额上有一条纵起的额饰，显然是古蜀人在人面具基础上所做的艺术升华，是蜀人精神世界的写照。

左右两侧有方形铸孔，当为祭祀时便于扛抬使用。

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 蜀人的先王蚕丛“其目纵，始称王”。由此推测、三星堆的这件纵目青铜面具，可能是古蜀人对先王传说的朦胧记忆，是古蜀人用以祭拜或供奉的神像。这种铜面具是古蜀人心中“神”的化身，此凸目面具应是蜀王蚕丛的神像。

青铜面具

商(约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

青铜人首

商(约公元前16世纪一前11世纪)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首数量较多，面貌特征均一致,为方脸、窄颐、菱形眼、蒜头鼻、薄唇、双耳巨大。这些青铜人首可能是宗庙中的祭主头部，即被祭祀先人的塑像头部。这批青铜人首中，有数件残存有金面具，显得华美异常，彰显出高贵的地位。从发型、发饰的角度观察，这批青铜人首还可以划分出辫发和笄发两大类，暗示了这一时期三星堆人的族属构成较为复杂。

这件青铜人首的面部未覆有金面具，脑后有一条麻花辫，属于辫发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