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国家艺术馆从何而来（九）第一任馆长

Tieq lu （陆铁强）

【国家美术馆首任馆长大卫·E·芬利的一幅正式肖像，呈现出他那种传说中的老派风度，但是并未完全显露他那令人称道的魅力】

　　在国家美术馆早期的发展中，大卫·爱德华·芬利（David Edward Finley）所施加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包括安德鲁·梅隆在内的任何人。他个子不高，却能力惊人：无论是处理繁复细节、周旋于人际政治与外交之间，他都游刃有余。直到今天，在退休数十年后，美术馆内部仍对他怀着亲切与敬意的情感。不仅因为他的贡献，也因为他那种身上始终保持的尊严与对每个人彬彬有礼的态度。一位与他共事、也在教堂中与他相识三十年的工作人员曾说：“他是个基督徒。他相信正在做正确的事。”

芬利出生于南方绅士之家，先后成为费城律师、华盛顿官员，而他一生中做得最出色的事情，莫过于服务安德鲁·梅隆。先是在财政部，其后在伦敦，再到梅隆的私人生活中，最终在梅隆去世之后，作为国家美术馆的创始馆长，继续完成这份使命。梅隆在世时，芬利几乎是他的书记、传记作者、代言人和随从：他代笔了几乎所有梅隆的文字，陪同他出入各处，管理其家庭事务（甚至关照到孩子们的社交生活），并全面主持梅隆的艺术收藏。但在谦逊的芬利自己看来，他似乎只是连打一通电话而巳，而这些都是在“梅隆先生的指示下”才会去做。即便常被视作梅隆的另一个自我，甚至几近其复制，芬利依然不是影子般的人物，而是一位相当复杂，并具有独立性的人物。

　　【作为忠实的随行者，芬利几乎寸步不离地陪伴着梅隆，例如 1928 年，当财政部长在一艘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舰艇上放松休息时，**安德鲁·W·梅隆在旁安坐，而大卫·芬利则警觉地四下张望、留意周遭。】

他 1890 年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是一位地地道道南方派国会议员的儿子，八岁来到华盛顿；随后又返回家乡，就读于南卡罗来纳大学（在那里他还曾参加过一百码短跑比赛），之后再度回到华盛顿攻读法律。曾短暂地在费城一家律师事务所执业。之后，他报名参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退役时军衔为通信兵团中尉，随后在华盛顿挂牌执业。之后，又转而加入一个哈定总统时期隶属于财政部的机构。在那里，获得了副部长 S·帕克·吉尔伯特（Samuel Parker Gilbert）的赏识；后者正是梅隆要求继续留任的几位精明能干的现任官员之一。芬利很快在核心圈子中站稳脚跟，担任执行秘书。在诸多职责中，他负责为吉尔伯特和梅隆处理往来函件。由于发现大量信件内容高度重复，纳税人不断询问相同的问题，他提出不如由部长亲自写一本书来加以说明。这个建议得到采纳，芬利在数周内便代笔完成了《税收：人民的事业》（Taxation, The People’s Business）。不久之后，梅隆任命他为自己的“特别助理”，据说这是华盛顿官方体系中首次使用这一头衔。

　　芬利的政治立场属于跨党而行；他善于经营身处权力中心的人脉。自罗斯福之后的每一位总统，他都写过措辞亲切、充满赞许的信件；他还设法让至少一位国会议员的子女被一所华盛顿的私立学校录取。他确实擅长贴近权力中心。1927 年在意大利旅行时，他写道：“我几乎走遍各处，见了所有该见的人，包括墨索里尼和教皇。当时因为意大利是美国一战时的盟友，墨索里尼在美国人眼中是拯救危局般的人物；芬利在给梅隆的信中写道：“能有机会与一位我如此敬仰的人交谈，我当然感到十分高兴。他特别询问了你的近况，并向你致意。他还送了我一张签名照片！我告诉他，我会把它放在你的照片和柯立芝总统的照片之间。”

在社交界，芬利也飞得很高。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新闻助理乔纳森·丹尼尔斯（Jonathan Daniels）后来写道：“没有什么比他在 1931 年与尤斯蒂斯家族联姻更能说明芬利的社会位置了。”这场在奥特兰兹庄园（Oatlands），尤斯蒂斯家族在内战前的弗吉尼亚庄园里举行的婚礼，在华盛顿报纸上的版面，甚至超过了日本大使为查尔斯·A·林德伯格（Charles A. Lindbergh）举办的晚宴，以及华利丝·辛普森（Wallis Simpson），那位来自巴尔的摩的离异女性、后来成为温莎公爵夫人在宫廷中的亮相。芬利的新娘、婚前名为玛格丽特·尤斯蒂斯（Margaret Eustis），出身于“老华盛顿”的精英阶层。她的母亲是一位纽约社交名媛，自海德公园的童年起便与罗斯福相识。

　　【不逊于丈夫大卫的迷人风采，玛格丽特·尤斯蒂斯·芬利（Margaret Eustis Finley）在 20 世纪 1940 年代芬利夫妇造访好莱坞期间，于一处电影片场赢得了冒险英雄型影星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二世（Douglas Fairbanks, Jr.）的会心一笑。】

拥有影响力与财富的尤斯蒂斯家族，是镀金时代的贵族。玛格丽特的母亲伊迪丝，出身于五位声名显赫的姐妹之一。她们既美貌又充满魅力，足以启发艺术家查尔斯·达纳·吉布森（Charles Dana Gibson）创作灵感。她们在曼哈顿的宅邸设有一间舞厅，曾被小说家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写入文字。

玛格丽特的祖父利维·P·莫顿（Levi P. Morton）原本正走在致富之路上，却因南北战争使其南方债权人倒戈而一度破产；然而他很快东山再起，创立了后来发展为担保信托公司的银行，继而投身政界，先后出任驻法公使、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政府的副总统，并担任纽约州州长。在 1896 年，他一度被视为共和党（GOP）总统候选人的有力人选，直至提名最终尘埃落定、转向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

伊迪丝后来嫁给了威廉·科克伦·尤斯蒂斯（William Corcoran Eustis）。尤斯蒂斯的母亲是银行家W. W. 科克伦（W. W. Corcoran）之女。这位人物被称为联邦首都的“第一位慈善家”，同情南方事业，并创立了科克伦美术馆，其旧址即今日的伦威克画廊（Renwick Gallery）。当时的科克伦住在H 街 1607 号、一座俯瞰拉斐特广场的宏大宅邸，是华盛顿城中著名的府邸之一，曾先后由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与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居住。该宅后来被拆除，现为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而他们另一座奥特兰兹庄园（Oatlands）则被捐赠给国家信托，芬利曾任该机构主席，如今已被列为国家历史地标之一。。

　　因此，无论通过婚姻，还是凭借工作与才能，芬利都拥有极其通达的人脉网络。他举止优雅，男高音样的嗓音带着一种更像英国温莎而非卡罗来纳的腔调；他热情、讨人喜欢，而且以极强的说服力而闻名。

国家美术馆开馆十年后，《星期六晚邮报》写道，他“对百万富翁颇为看重……有时，这些富翁手中并没有芬利想要的东西，他们也会把那些有价值的艺术品买来，只是为了能亲手交到芬利那里。”一位资深策展人也证实，莱辛·罗森瓦尔德（Lessing Rosenwald）将他那无与伦比的版画与素描收藏捐赠给国家美术馆，“正是因为是大卫·芬利，而且只因为芬利。”

作为设计者、外交家与统筹者，芬利在诸多层面上都极其真诚的态度善待捐赠者。当国家美术馆在梅隆去世后迎来第一笔重要捐赠的承诺时，他亲自安排，使捐赠人塞缪尔·H·克雷斯（Samuel H. Kress）得到了总统的公开致谢。随之而来的媒体声势，仅次于当年献礼者梅隆所获得的盛大赞誉。

在提出捐赠其意大利收藏时，克雷斯这样解释道：“我一直饶有兴趣地关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的筹建进程，以及那座宏伟建筑的兴建……我也欣喜地注意到，全国范围内对这座美术馆所展现出的关注。它致力于推动并发展对美术的研究。认识到这批作品在美术馆开馆之际将具有何等意义，数月前我便作出决定：只要捐赠的安排令人满意，我愿意放弃将这批藏品留在家中自个欣赏的乐趣，并促成捐赠的最终完成，使馆方得以及时准备展厅，在美术馆开幕时安置这些艺术品。”

罗斯福随即以一种既令捐赠者倍感荣宠、又足以鼓舞他人的方式作出回应：“你计划献予国家的这些珍宝，不仅在价值与学术意义上难以估量，而且在捐赠这一行为本身上，也为我们的同胞树立了一个极可能被效仿的榜样……我认为，你所提议的捐赠，是实现国家美术馆真正宗旨过程中一次明确而关键的推进。”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馆方受托人随后指出，这项捐赠意味着国家美术馆将接纳当时私人收藏中最为重要的意大利艺术体系之一。随着克雷斯先生的收藏，以及梅隆先生捐赠的绘画与雕塑，国家美术馆将即刻成为美国艺术研究的中心之一，并跻身世界一流美术馆之列。

一些身处其位、知情甚深的人士认为，芬利对国家美术馆的构想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他在创馆之初便在场，既是安德鲁·梅隆的助手、顾问，也是亲密的同行者。随后，作为梅隆精神意义上的遗嘱执行人，芬利亲眼见证并推动了尚未完工的美术馆建筑从完整设计到最终落成。许多细节由他亲自裁定（其妻子与友人亦多有协助），并将其向公众开放。作为美术馆的首任馆长，他以极高的忠诚度延续了创始人的愿景。

与此同时，芬利还通过积极介入官方华盛顿的公共事务，树立了一系列先例：例如出任美术委员会（Commission of Fine Arts）主席，使“执掌国家美术馆者同时握有首都文化方向舵”的观念几乎显得顺理成章。芬利本人亦乐于成为历任总统（以及第一夫人）的顾问，其咨询范围从国宴厅中一幅绘画的来源问题，到拉斐特广场周边建筑的保护，无所不包。

在其十八年的馆长任期内，芬利实际上塑造了国家美术馆，尽管他本人谦逊到几乎不愿承认这一点。在其美术馆回忆录《卓越的标准》（A Standard of Excellence）以及私人文件中，他几乎总是将自己的观点与行动归因于上级，无论是梅隆，还是后来的受托人，仿佛自己始终只是执行“主人的意志”。

他是一位虔诚的教会人士，曾在奥特兰兹附近的弗吉尼亚小教区，以及华盛顿拉斐特广场上的圣约翰教堂（St. John’s Church），被称为“总统之教堂”担任教区理事；他同时也是国家大教堂（National Cathedral）的中坚支持者，那是圣公会教区的中心，老梅隆的女儿艾尔莎·梅隆（Ailsa Mellon）正是在那里举行婚礼。

或许几乎不可避免，芬利带有一种精英主义气质；但他对自身偏见的影响范围有所节制。尽管成长于实行种族隔离的南方，他执掌下的国家美术馆从未设置肤色壁垒；在 1940 年代，美术馆的餐厅甚至被认为是城中少有的、所有人都能受到欢迎的体面用餐场所之一，人们可以在这里共享朴素而温暖的餐食。

有一次，一位重要的艺术经销商得知芬利对两件重要的美国绘画抱有“个人兴趣”，便来信表示，其公司“愿意将这两件作品视作美术馆的潜在考虑对象，并相应给予您折扣”。【也就是说将画以“折扣价”卖给芬利个人收藏】。芬利婉拒了这一提议，理由是自己“眼下有太多更为实际、也更为迫切的事务在身，因此对自己收藏画之事暂无兴趣”。这或许属实；也或许他并不真正想要那两件作品。不过，这封回信更像是一种既不冒犯、又巧妙回避圈内人情的得体辞让。

1968 年大选结束后的第二天，他写信给理查德·M·尼克松：“我和妻子对您即将成为我们的下一任总统，感到无比欣喜……我已从国家美术馆馆长一职退休，但对新近成立的国家肖像馆尤为关注……当您的肖像进入总统肖像厅时，它将不仅对我、也对许多人而言，增添一层特别的意义。”创建国家肖像馆的委员会，正是芬利所服务的众多委员会之一。

除在国家美术馆的职业生涯外，芬利还曾担任美术委员会委员八年，并另行出任主席十四年；国家历史保护信托主席。该机构的首次会议正是在芬利倡议下，于国家美术馆的董事会议室召开，其总部后来设在麦考密克公寓楼（McCormick apartment house），白宫历史协会（White House Historical Association）主席；以及科克伦美术馆（Corcoran Gallery）的受托人。

芬利所收到的书信，同样显露出他这个人的分量与分寸。例如有这样一封信写道：“你给了我一个惊喜，那一盒鸡蛋，既令人欣喜，又完全出乎意料。我指的是：出乎任何人的意料！……我已经记不起上一次同时见到这么多鸡蛋是什么时候了。”这封信出自 T. S. 艾略特之手，写信时，战后英国仍深受食品短缺之苦。

其后，王太后访问华盛顿之后，当时美国总统夫人玛米·艾森豪威尔也写信感谢芬利：“谢谢你特地前来协助我。知道今后还能再向你求助，真是令人安心。”

【擅长招待客人的馆长在 1954 年陪同 伊丽莎白王太后（Queen Elizabeth The Queen Mother）参观国家美术馆。】

最后，芬利在杰奎琳·肯尼迪那里结下了一段真挚的友谊。他协助她阻止了拉斐特广场的建筑性破坏，并推动将白宫塑造成以古典陈设为特色的展示空间。因此，当她得知芬利辞去美术委员会主席一职时，便写信给他：“你一直是那样出色、那样无私的帮手；正是你那不可思议的支持与忠诚，给了我勇气，去完成那些人们说我们‘疯了才会去做’的事情。总统告诉我，你是唯一一个在杜鲁门总统阳台问题上始终支持他的那个人。”

（当年杜鲁门希望在南草坪上方修建阳台，建筑界的纯粹主义者强烈反对，而芬利则力挺威廉·A·德拉诺提出的低调而克制的解决方案。）

“这封信其实已经超出了礼仪或官方生活所应遵循的范畴。但我告诉杰克，我一定要给你写信，他说：是的，你必须写……”她在信末郑重叮嘱：

“有一件事你绝不能做，那就是辞去白宫历史协会的职务！请你一定要答应我。”

1964 年夏天，杰奎琳·肯尼迪（Jacqueline Kennedy）再次致信芬利，这一次是为了解释她寄出的那件象征性礼物的来由。信中写道：“这个小小的金盒，背后有着一段很长的故事。去年 7 月 4 日，总统肯尼迪原本打算将‘功绩勋章’授予你。那枚勋章是他在前一年设立的，用以表彰那些为国家作出卓越贡献的人。你在美术委员会任职的漫长岁月……你所做的一切出色工作，而你的任期却在他任内结束，这一点令他深感惋惜。因为他由衷感激你为实现他心中‘白宫应当成为什么样子’这一理想所付出的全部努力，以及你在此之前所做的一切。你的忠诚，你对他愿景的认同，你在那些光辉岁月里给予的全部支持，都是为了确保总统官邸能永远成为它理应成为的样子……

当我终于在这个冬天整理好思绪时，想到你将永远无法从他手中亲自接过那枚勋章，我感到无比难过。我曾想过把那份授勋文件送给你，但那上面却没有他的签名。于是，我请人制作了这个小小的金盒……它承载着我的敬意，也承载着我深深的哀伤，因为我们没能一起站在玫瑰园里，那座他所钟爱的花园，亲眼看着你从肯尼迪总统手中接受功绩勋章。所以，请你接受这个并不相称的替代之物。

带着爱意，

杰奎琳·肯尼迪”

如果说芬利被任命为创始馆长几乎是命中注定，那么他在美术馆初创阶段挑选那些“金牌级”同僚、来组织并运转这座机构时所作出的选择，同样并不令人意外。组建一座新博物馆的团队，很像为一场革命招募骨干：先从自己熟悉、信任的人开始，然后让消息自然传开。这显然也是安德鲁·梅隆在批准国家美术馆首届受托人董事会名单时所采取的思路；而芬利无疑沿袭了这一做法。需要记住的是，美术馆的执行管理层由受托人从私人基金中聘任并支付薪酬，不受联邦政府监督。正如芬利的直接继任者约翰·沃克（John Walker）后来所写，梅隆认为：最关键的管理职位，其遴选不应受到政府所设定的任何程式化标准的束缚。某些品质，魅力、修养、待人接物等在实现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即吸引收藏家的过程中至关重要；而他也清楚，这些品质并不会被那些制定公务员制度条例的官僚所认可。这种立场确实为国家美术馆的成功创造了条件；但与此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在博物馆管理本身这一层面，我们当时其实相当缺乏经验。

　　【在为梅隆效力之前，芬利在审美趣味上并无太多自觉追求；他主持国家美术馆的那间办公室，除了墙上一幅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John Singleton Copley）的肖像画外，几乎与护照办公室别无二致，毫无风致可言。那幅作品属于一批在历史上意义重大的美国人物肖像之一，这批作品随后由A. W. 梅隆教育与慈善信托基金（A. W. Mellon Educational and Charitable Trust）移交给美国国家肖像馆。该馆终于在1962 年由美国国会正式设立。】

在最初的高层管理人员中，唯一真正具备博物馆从业经验的，是麦吉尔·詹姆斯（Macgill James）。他于 1940 年加入国家美术馆，担任副馆长。此前，他曾在戴维·布鲁斯的婚礼上担任过招待员，但更重要的是，他曾任皮尔博物馆（Peale Museum）馆长，该馆的正式名称是巴尔的摩市立博物馆（Municipal Museum of the City of Baltimore）；同时，他还是出自保罗·J·萨克斯（Paul J. Sachs）主持下、哈佛大学那门传奇性的博物馆训练课程的门生。詹姆斯社交能力极强，性情温和、极易相处，在馆内扮演着一种“无官衔的协调者”角色。战争期间，有一天，一位《纽约时报》的明星记者从海外归来，走进美术馆便说道：“我累坏了，刚从国外回来，我需要喝一杯。”据一位在馆内工作多年的工作人员很清楚地回忆：“麦吉尔和我们所有人一样，都被明确告知、甚至是被下令，国家美术馆内严禁酒精！”但在权衡轻重之后，詹姆斯此后还是在自己的办公桌抽屉里放了一瓶酒，好让自己“能为……记者以及其他觉得需要提提精神的人提供‘服务’。”詹姆斯同样是一位温和的调解者，他擅长说服上级：当原则只是为了维护过去的错误时，不妨暂时松绑。举例来说，他曾发现一幅约翰·詹姆斯·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的罕见肖像，并建议将其购入，理由是这是一件具有非凡历史价值的绘画作品。当时，董事会将若干特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其中包括：无论是通过捐赠还是购买，所有藏品的入藏审批权，以及作品归属与作者认定的变更权。当然，受托人是在听取工作人员建议后作出决定的，但事实上，这些权力始终由他们完全行使。当藏品委员会看到这幅奥杜邦肖像时，保罗·梅隆透露：这幅画曾经属于他本人。它一度悬挂在他纽约联排住宅的壁炉上方，后来他看腻了，便将其退还给经销商。等到麦吉尔·詹姆斯再次遇见这幅肖像时，它已不知转手多少次，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最终，他成功说服董事会硬着头皮将其买回，价格是梅隆当年出手所得的“数倍”。

（除推动建立国家美术馆之外，安德鲁·梅隆还认为，美国也应当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肖像馆。在他捐赠给国家美术馆的 安德鲁·W·梅隆收藏中，包含了二十幅重要美国人物的肖像；这些作品被预留，作为未来肖像馆的核心馆藏。1962 年，这幅奥杜邦肖像以及其他相关作品，被转交给当时新近成立的国家肖像馆。）

唐纳德·谢泼德（Donald Shepard）起初是安德鲁·梅隆的律师，曾与芬利共用杰克逊广场（Jackson Place）的办公室。他既是 E&C 的受托人，也是国家美术馆最初的受托人之一，随后又以秘书、财务主管兼总法律顾问的身份成为执行层成员。正是他起草了建馆章程草案，并在与司法部的谈判中寸步不让，使法案几乎原封不动地提交国会。首份由史密森学会出版的年度报告，其行文中亦可见他的手笔。报告郑重记载：1938 年 3 月 9 日，受托人选举官员并通过章程细则之后，所处理的第一项事务是“促成建立一套适当的会计制度，包括保存必要账簿与记录的相关规定，以便将艺术作品……以及所有资金、证券与……任何性质的其他财产。凡属董事会所有或受其控制者，连同其增添与收入，以及由此产生的处置、提取与支出，均能得到恰当记录。”

（而这些记录不久便显示：国家美术馆最初的艺术资产，其“最近一次通过购买取得这些艺术作品的人”为此合计支付了 31,303,162.31 美元。）

谢泼德（Shepard）在新馆中的办公室，是最为气派的一间转角套房：配有可步入的保险库，还有一张体量之大、足以让皇帝都脸红的书桌。作为梅隆的亲密助手之一，谢泼德不仅是守护理念的“看火人”，更可能是美术馆利益最为强硬的捍卫者。例如直到 1942 年，他仍会致信戴维·布鲁斯，明确写道：“在我看来，首要需要防范的事情之一，是在公共资金可用的情况下，尽可能避免动用信托基金。”梅隆的捐赠基金最终规模达 1000 万美元，其用途是购藏艺术品并支付高管薪酬；其余开支，则应由政府履行承诺予以承担。

谢泼德还兼任出版基金的管理人。该基金被要求以低廉价格向公众提供“最高质量的目录、手册、彩色复制品、明信片及类似资料……用于教育与研究”。该项目以 4 万美元启动，通过在“卡片室”的销售盈利偿还最初借款，随后成为一项循环基金；随着参观者将高品质复制品带回家，美术馆的影响力也由此不断外延。这些版画与复制品在某种意义上改善了美国家庭的装饰环境，并让数以百万计的人第一次接触到世界一流的艺术。

芬利的首任行政主管是哈里·A·麦克布赖德（Harry A. McBride）。他曾是外交系统官员与政府官僚，担任过国务卿助理。和许多人一样，他在国家美术馆的职业生涯被战争打断——他被委任为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的“特别代表”，前往利比里亚（Liberia）执行任务。罗斯福下达的首要目标，是为“交战用途”确保一处关键机场的使用权，将其作为飞往“世界各地战区前线”的飞机中转站。鉴于麦克布赖德对这个非洲国家颇为熟悉，他还被要求就以下事项提交报告：“德国特工在利比里亚境内的活动情况；利比里亚资源的开发与出口，包括美国国防所需的材料；道路建设；以及公共卫生状况。”他成功完成了这项使命，显然是一名能力出众的行动执行者。

早期员工中还包括查尔斯·西摩（Charles Seymour），耶鲁大学的艺术史学者，后来出任雕塑部策展人；乔治·I·赫克特（George I. Heckert）被任命为副行政主管。总工程师兼建筑主管是斯特林·P·伊格尔顿（Sterling P. Eagleton），他曾是开利公司（Carrier Corporation）一位默默无闻的功臣，负责安装了这座美术馆从地下室到阁楼的整套空调系统。而对美术馆产生最为深远影响的招募，则是约翰·沃克（John Walker）。他从罗马美国学院被吸引至华盛顿，此后整个职业生涯都留在国家美术馆，而且只经历过一次晋升，从最初担任的首席策展人，到作为芬利继任者出任馆长。因此，在国家美术馆最初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沃克对其内部生命与走向所产生的影响，堪称举足轻重。

【约翰·沃克，国家美术馆首任首席策展人、亦是芬利显而易见的继承人，在美术馆早期阶段提供了其大部分艺术专业判断与学术支撑。】

约翰·沃克出身匹兹堡。他在自传《与捐赠者的自画像》（Self-Portrait with Donors）中写道：“尽管家里非常有钱，但是并不影响我的正常生活。” 他比保罗·梅隆年长一岁，成长于相同的社交圈子，但两人并非特别亲近的朋友。事实上，在一次他不慎泄露了安德鲁·梅隆的一桩机密之后，这段关系一度差点成为沃克的负担而非助力。当时，保罗正在剑桥求学，而沃克则在佛罗伦萨，以近似秘书的身份协助伯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当时欧洲艺术领域最具权威、也最为资深的人物。沃克曾写信给保罗，索要其父亲所藏意大利绘画的清单，以便收入贝伦森即将出版的新著。由于某种原因或许误导，贝伦森最终送交印刷的名单中，竟赫然列入了拉斐尔《阿尔巴圣母》（Alba Madonna）。这件作品属于安德鲁从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秘密购得、原本打算严守不宣的藏品。此事令芬利严厉告诫保罗，提醒他注意沃克的这次失当之举，并就如何善后给出了明确指示。风波过后，一切终被谅解。等到需要遴选首席策展人之时，沃克最终获得了任命。因为他是一个“情况清楚、背景明了”的人选，而且在能力与气质上都极为胜任这份工作。

沃克生于 1906 年圣诞夜。他的母亲是一位对社会有强烈抱负的基督教科学派信徒，嗜好赌博；父亲则是一位脾气随和的老好人。沃克回忆道：“他更喜欢过一种静坐不动、手边常备一杯威士忌加苏打的生活”。赌博的是母亲，那是她唯一的恶习。除此之外，她笃信所谓“生活中更精致的事物”，而这些恰恰常被父亲一笑置之。她希望把这些价值观传递给我。我过份比顺从她的期望，最终却成了一场令她苦涩的失望。比如，她希望我娶一位本地贵族家的女儿；而我却选择了一位英国贵族的女儿。她希望我虔诚信教；我却改宗天主教。她希望我喜欢艺术；我干脆把一生都奉献给了艺术。她常说，如果我只是安安稳稳地当个匹兹堡的律师，再娶她某位朋友的女儿，她该有多么幸福。世界主义、宗教与文化本身并非坏事，母亲也承认这一点；只是她认为，这些东西一旦过了头，便会适得其反。

父亲曾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却因为牵着一头牛登上校长住宅的屋顶而被开除。回到匹兹堡后，他进入一家家族企业，经营高炉用耐火砖；随后自立门户，赚了一大笔钱，又很快把钱花掉；他还“有点像欧内斯特·海明威那样”当过陆军救护车司机，最终退回到俱乐部生活，留给妻子的，是一种“俱乐部成员遗孀”式的婚姻。”

“他们最终离婚了，这在当时并不常见。但他始终是我的英雄。”父亲去世时，我十七岁。“他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了我：一只百达翡丽手表，里面嵌着我母亲的照片；还有一只银质调酒壶。”

到那时，这个少年（显然还从其他遗产中受益）已经成了一个坚定的审美主义者，并对博物馆情有独钟。五年前，他曾感染小儿麻痹症；在纽约康复期间，他坐在轮椅上，发现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无穷魅力。

让我感到兴奋的，并不是艺术品本身的美，而是那一条条似乎无穷无尽的走廊。我可以推着轮椅在其中穿行，享受一种行动自如的幻觉。那还是博物馆馆长尚未通过成千上万的学生团体来冲高参观人数的年代。工作日里，我几乎是独自一人待在那里，没有任何东西会破坏发现所带来的激动。我对艺术品的好奇心变得愈发强烈，而满足这种好奇的唯一方式，就是去读那些严肃而专业的手册……所有的乏味与孤独都随之消散。我找到了自己的职业，我想成为一名策展人。他在那里遇见了自己的“初恋”，其实是一幅肖像画中的金发少女，身着帝政风格的长裙。这幅画起初被认为出自 雅克-路易·大卫 之手，后来经研究改判为 康斯坦丝·玛丽·夏庞蒂埃 的作品。”这段青春期的经历让他得出结论：“参观博物馆的理想方式，其实是坐在轮椅上。”他回忆道：“国家美术馆开馆时，我坚持要购置大量轮椅，并试图劝说参观者不论是否有身体障碍，都可以使用它们。我的成效却微乎其微……真要鼓起道德上的勇气，才肯坐进一张轮椅。”

　　沃克进入哈佛大学后，如鱼得水。他与林肯·柯斯坦（Lincoln Kirstein）合作创办了一本期刊，办刊理念直接取法于 T. S. 艾略特的《标准》（The Criterion）。他回忆说：“我在《猎犬与号角》（Hound and Horn）上发表的，多是一些修辞繁复、行文滞重的书评，但这已足以让我至少进入哈佛知识生活的外围圈子，那个圈子的中心正是柯斯坦和他的杂志。”随后，他又加入了柯斯坦创建的当代艺术协会（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Art），该团体在哈佛广场开设了一间画廊。他们对“新的艺术语言”的投入之所以如此强烈，恰恰是因为哈佛艺术史系的权威人物，他像希特勒一样坚决阻止他所认定的‘堕落艺术’的传播。当代艺术团体得到了切斯特·戴尔与莫德·戴尔【收藏家，之后还会提到】的支持，也获得了邓肯·菲利普斯【华盛顿菲利普斯艺术博物馆的创办人】的帮助；正是通过这些人，沃克得以进入美国重要艺术收藏家的世界。

沃克回忆道：“我对博物馆宗旨的理解，其实是在哈佛那些早期岁月里不自觉地逐渐形成的。

…我当时这样认为，至今仍然如此：博物馆应当是带来愉悦与启迪的地方。至于它们在社区关系中的作用、在解决种族问题上的功能，或为任何事业进行宣传，这些我都并不在意。”

他接着说，自己的这种信念后来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在他从 哈佛大学 毕业后，美术史系将他派往佛罗伦萨，协助研究意大利绘画的伟大评论家 伯纳德·贝伦森 工作。他是我所见过的、对艺术作品最为热切的欣赏者。在他看来，博物馆的存在，首先是为了满足像他这样的人。沃克坦言，自己采纳了同样的哲学立场：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精英主义者；我完全清楚，这在今天已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态度。他补充说，自己的希望在于：通过教育……或许能够扩大我所服务的那一小部分人群；但我始终坚持向人们灌输对艺术作品中所体现的审美境界理解与尊重。他最后强调：“我始终坚守、且怀着强烈热情的一项信念是：衡量一座博物馆成败的标准，不在于参观人数的多寡，而在于其藏品之美，以及这些藏品在展示中彼此呼应所形成的整体效果。

沃克在意大利伯纳德·贝伦森（伯纳德·贝伦森）别墅度过的时光，对他来说宛如是一段天堂般的旅居：

“不久，我在图书馆里有了自己的书桌；稍后，又住进了邻近橄榄树林中一座覆满紫藤的小屋。那些年的幸福，几乎无法言传。日常生活自有其节奏：冬日里，在壁炉旁从容地吃过早餐；其他季节，则在我那座小屋的露台上用餐。随后，我会步行几百码，前往伊·塔蒂（I Tatti，贝伦森的住所）。接下来是两小时做一些扎实的工作；要么撰写自己的文章，要么协助 B.B. 编纂佛罗伦萨素描的目录。十一点钟，他会出现在图书馆里，准备到花园里散步……很难界定我在这个家庭中的角色。我当然算是一名学生，尽管并未接受任何正式的教学；也多少像一名研究助理，尽管我的本科教育几乎没有为所需的高强度学术研究做好准备；而毫无疑问，我还是一名门徒，热切地汲取着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精彩的谈话。”

　　在 伊·塔蒂（I Tatti） 度过三年之后，沃克转赴罗马美国学院，在那里教授（同时也研习）美术，继续撰写论文以建立自己的学术声誉，并与伯纳德·贝伦森保持密切联系。正是在那里，他与玛格丽特·德拉蒙德（Margaret Drummond）成婚。她是英国大使具有贵族头衔的长女；也正是从罗马，他致信 保罗·梅隆，询问是否能在其父亲于华盛顿筹建的美术馆任职。在罗马度过四年之后，1938 年夏天，沃克被受托人正式确认出任首席策展人。这一任命的时机恰到好处，当时，一项重要的意大利艺术捐赠正悬而未决。

　　约翰·沃克重返意大利，正值国家美术馆受托人与塞缪尔·克雷斯（Samuel H. Kress）对其那批重要的意大利艺术收藏是否捐赠一事开始产生动摇之时（此事稍后再述）。在完成自己在罗马美国学院的任期、并料理完相关事务后，沃克自然前往了伊·塔蒂。当时，伯纳德·贝伦森刚刚收到一千张有关克雷斯藏品的照片，正着手为这些作品作出作者归属判断。沃克一连数日埋头研究这些作品本身、贝伦森对它们的看法，以及其他受尊敬学者的意见。沃克后来回忆说：“我一生中从未像那几天那样拼命工作过。我把每一位专家对每一件绘画与雕塑所作的归属判断，全都记了下来。在启程回美国之前，我已经做到分毫不差。”

抵达纽约后，他拜访了塞缪尔·克雷斯。当时克雷斯正举棋不定：究竟是将藏品捐赠给国家美术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还是自建一座博物馆。克雷斯带着沃克芬利在他的收藏中“兜圈子”，在公寓和市中心办公室里逐一征询他们对每一件作品的看法。刚从伊·塔蒂受训归来的沃克，便能对答如流地说：“我认为，克雷斯先生，贝伦森会把这件作品归于某某；不过我毫不怀疑范·马勒会持不同意见，把它归给另一个人；而隆吉和珀金斯大概会站在范·马勒那一边。”

【註：雷蒙德·范·马勒（雷蒙德·范·马勒）是荷兰艺术史家，代表20世纪上半叶意大利绘画研究中学院化、文献取向的权威立场，其审慎的作品归属方法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当时偏向保守共识的鉴定取向高度契合。与之相对，伯纳德·贝伦森（伯纳德·贝伦森）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最具个人权威的评论家，以风格直觉为核心作出判断。沃克在叙述中进一步提及意大利艺术史家罗伯托·隆吉（罗伯托·隆吉）与美国学者米拉德·珀金斯（米拉德·珀金斯），用以标示新一代研究者在方法论上的可能站位，从而表明相关归属判断并非个人之争，而是不同学术阵营与代际取向之间的结构性分歧。】

这场高难度的即兴展示结束时，“萨姆·克雷斯对把这批藏品送往华盛顿已不再那么犹豫”；不过临走时，大卫·芬利低声对我说，克雷斯看上去“就像一个父亲，为女儿们嫁给某个名声还尚不稳妥之人那样。” 我回答说：“也许我说得头头是道，他未必完全听懂了我在讲什么。”

【阿尔伯特·平克汉姆·赖德（Albert Pinkham Ryder）：《齐格弗里德与莱茵河女神》（Siegfried and the Rhine Maidens），1888–1891 年

安德鲁·W·梅隆收藏

国家美术馆首件通过购藏而非受赠方式获得的作品，是阿尔伯特·平克汉姆·赖德（Albert Pinkham Ryder）的《齐格弗里德与莱茵河女神》（Siegfried and the Rhine Maidens），其灵感源自一部瓦格纳歌剧。由于对原始基金的使用持审慎态度，董事会直到1946 年 2 月才拨款购入这件美国杰作——此时距离美国国会为美术馆颁发特许状已近九年，也已是馆舍开放五年之后。】

【凭借芬利个人的魅力、外交手腕与人脉关系，国家美术馆在早期赢得了许多重要捐赠，其中包括下面这批法国绘画。它们由他昔日的上司、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尤金·迈耶（Eugene Meyer）及其妻子艾格尼丝·E·迈耶（Agnes E. Meyer）所赠。其中，《黑色城堡》（Le Château Noir）于1958 年入藏，距美术馆开馆已十七年，并成为馆藏中第一件由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创作的绘画作品。】

【保罗·塞尚：《苹果与桃子的静物》，约 1905 年。

尤金·迈耶与艾格尼丝·E·迈耶（Eugene and Agnes E. Meyer）捐赠

【保罗·塞尚：〈黑色城堡》（Le Château Noir），1900–1904 年

尤金·迈耶与艾格尼丝·E·迈耶（Eugene and Agnes E. Meyer）捐赠

　　【年事渐高的馆长大卫·芬利仍然习惯用钢笔尖的蘸水笔来签署那些措辞优雅的书信之类的文件。】

【退休后，大卫·芬利与妻子居住在她家族世代相传的庄园，欧特兰兹种植园（Oatlands Plantation），并继续担任国家历史保护信托主席。他曾担任国家美术馆馆长达十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