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囗上的四十八年春

腊梅

　　我将那本《杨朔散文选》从书柜深处请出时，阳光正斜斜地穿过窗棂。我没有立刻翻开它，而是为它拍下了生平第一张照片——像为一个沉默的老友，郑重地留下肖像。

　　目光最先落在那微微泛黄、蓬松如绒的书口上。那是时光用四十八个春秋喂养出的厚度，是所有页码侧身相依形成的、毛茸茸的断面。就在这片米白色的、透着旧纸纤维感的书脊边缘，一行蓝色钢笔字依旧清晰：

**付高兴记

一九七八年三月**

字迹是少年特有的认真与笨拙，笔画间还存着那个春天的温度。我的手指轻轻抚过墨痕，仿佛触碰到了一条通往过去的隐秘通道——

那年的三月，初中班主任刘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阳光洒在她摊开的作文本上。“付高兴，你的文章有灵气，但缺些修饰润色。”她温和地说，“去买本《杨朔散文选》吧，好好读读。”

周末，我揣着攒下的钱走进新华书店。当这本绿色封面的书终于握在手中时，我在书口郑重地签下了名字和日期。那是，我梦想的萌芽。

　　然而少年的承诺总是被现实打散。语文课代表的职务让我每天要刻五六张蜡纸，每周要出一期黑板报。那本散文选静静躺在抽屉深处，只在偶尔的间隙里被匆匆翻阅几页。直到升高中前的暑假，我才真正走进杨朔笔下的荔枝蜜与雪浪花。

没想到，这种相遇竟以另一种方式延续。高一的那个周末，史老师布置了一篇散文习作。我那些沉睡在脑海中的句子忽然苏醒，一篇自觉得意的散文流淌而出——甚至得意到如今连标题都忘了。

史老师看过我写的文章后，通知我去他办公室。

“你是不是模仿《杨朔散文选》写的？”他表情严肃地问我。

“我被这种写法深深吸引了。”我抬头回答，“但不是抄袭。”

空气凝固了。“两个选择：写检查书承认错误，或者去食堂后面担十担肥。”

“我去担肥。”我几乎没考虑地说。

簸箕和扁担在肩上吱呀作响时，我竟感到一种奇异的平静。要好的女同学跑来抢我的扁担：“付高兴，你干嘛这么倔？”见拉不动我，她要帮我挑一会，我没让，于是她就帮装了两担肥。

我没跟她走，在空无一人的菜地边，一担一担，把十担肥料扎扎实实送到了该去的地方。

　　然而事情却并未结束。当我在日记里写下那些压抑的委屈，史老师竟在班上逐字念了出来(那时我们每天写的日记，第二天都要史老师过目)。每个字都像一记耳光，火辣辣地打在我的尊严上。从此，担肥的场景与朗读声在脑海中重叠回旋，我的成绩也下降不少（当时我们这个年级六个班，两个重点班，我被分在理科重点班)。正好在那段时间，母亲也在了解我的学习情况。

就在这件事发生没多久，母亲在一个傍晚轻声对我说：“如果考大学没把握，不如去工作吧。有个文书岗位……”

“我不去。”十五岁的我固执地摇头，“我什么都不懂，能做什么文书呢？”

三个月后，化学课上，二姐突然出现：“爸住院了，快回家。”我和史老师都信了。下午，我却坐在了母亲公司的新工入职会议上，懵懂地成为了供销社的一员。

后来，那位女同学送来了我的书包，还有史老师的口信：“去办休学吧，将来想读，还能回来。”

我真的去办了休学手续——潜意识里，我还想回来。

这一切，史老师都归结于那本《杨朔散文选》。直到我婚后第十二年，在四中校庆重逢时，他仍耿耿于怀：“你还恨我吗？”

“从未恨过。”我说，“休学是我和家里的选择，与您无关。”

阳光移到了书桌中央。我轻轻翻开扉页，纸张发出清脆的脆响，如时光断裂的轻吟。四十八年了，这本书陪伴我的岁月，比母亲陪伴我的时光还要漫长。它静静地躺在我人生的每一个驿站，看着我恋爱、成家、奔波、老去。

杨朔的散文教会我如何观察一片叶、一朵花。而这本书本身，却教会了我如何承载一段人生——包括那些仓促的告别、倔强的坚持，以及最终的和解。书口上那行蓝色的字，早已不是简单的署名。它是一个坐标，标记着梦想最初的模样；也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少年如何在一字一句中，辨认出自己灵魂的轮廓。

我合上书，将它放回原处。蓬松的书口在书脊中微微隆起，像一道岁月的脊梁。那里写着一个名字，两个日期，以及整整四十八个春天，在字里行间静静流淌过的、看不见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