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段历史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完全错误的。 作为那场内乱的亲历者，我深知其造成的危害全面而严重。如今回首往事，那段岁月里许多具体的人和事，依然清晰如昨，成为心中难以抹去的伤痕与反思。 《五·一六通知》 1966年初夏，我正读初三。自学校宣读“五·一六通知”及后来的“十六条”后，正常的毕业复习和升学准备便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写大字报表明自己对这次运动的立场。有人因此改名以示革命，有人声明与家庭划清界限。有人在回忆老师讲过什么错话要给予揭发批判。总之，一股巨大的浪潮冲击着所有人的生活与思维。 随着工作组进驻，阶级斗争的观点成为我们分析身边一切人与事的唯一标尺,学生在班上无形中分成了戴有红卫兵袖章的革命派和出身不是那么纯粹的“中间派”，而我却因为父亲有历史问题（80年代被澄清），被划为学生中的坏分子，大字报铺天盖地地从教室内延伸到教室外的走廊墙上，连座位也被大字报糊满.....许多由此而引来的荒谬与伤痛，就此烙印心底。 首先遭难的是积极写出拥护运动的毕传泽老师，因为文章结尾写的毛主席万岁的岁字用了繁体字“歲”，具备高度警觉性的学生就分析说，这么写“歲”字，上面有一个止，是不是在影射红太阳将要止息它的光辉和生命呢？百口莫辩的的毕老师就这样被揪了出来。当晚全体学生站立操场，召开他的批斗大会，滚热的面糊水倒在背上贴大字报，身上的衣服被柳丝条抽成了碎片。 左一是军人时期的毕传泽老师 这当中，还有一位女老师冲到台上，给了毕老师几个大耳光，理由是，毕老师喜欢多看她几眼，还说过什么玩笑话。我想，既然你有沉鱼落雁之美貌，他人多看两眼，不是很正常的审美心理吗？至于真说了过头的玩笑话，你当时为什么不义正严辞，而偏要等到现在来落井下石呢。毕老师最后的结局是老母亲自杀，爱人儿女全家下放乡村，而他本人—— 一位曾在部队立有二等战功的复旦大学毕业生，一位对学生满怀热忱的教师，最终在七十年代初被错误处决。尽管后来获得平反昭雪，但留下给家庭的创伤已难以弥补。（我另有文章作过详细专题报道）。 第二位无辜受难者是我们学校的英语老师高云章，他是一位孤儿，从小在育婴堂长大，因为当时沙市育婴堂是由美国天主教传教士所创办，于是就有人质疑他会不会是美国隐藏在中国的特务？听到风声的他惊恐万状，为逃避即将到来的斗争会，他自行选择淹死在一条小水沟中。印象中他是一位教学有方、对学生极其宽容而又随和的老师。 记得有次他给同学们讲解英语动词在什么情况下要加ing时，就事先画了一张飞奔的马挂在黑板上，摇晃的马尾巴上用红色标记着ing，马肚皮上就列举着什么情况下必须加ing的几种用法：如动词加ing做谓语的情况、作宾语、作表语的情况等等，让我受益至今。这样的老师竟在极度恐惧中失去了生命，可见当时运动来势的凶猛。 第三个无辜受难者叫龚仁凯，是学校里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的语文教员，他的板书可称全校第一，黑板上写出每笔每划都堪称是书法楷模，可惜因为有学生在他家的门口贴出大字报，诬指他是杀害烈士的晋系军阀首领阎锡山的秘书，他便不堪压力，当夜投江自尽。更令人唏嘘的是，听说他年幼的小女儿因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后，忍不住在屋角落泪，却遭到了母亲蔡老师“你是少先队员，要站稳阶级立场”的呵斥。 第四位牵连致死的是英语教师刘成则的妻子。刘老师当时是享受专家级待遇的高级教员，他身材高大，一副儒雅、谦和的学者姿态，讲课不疾不徐，常用手势和面部表情表达课文中的精彩细节。可能腿脚不便，在操场散步常带一根拐杖。有次，我和同学刘慧玲在操场的单杆上玩倒挂金钩，他就一直看着我俩翻筋斗，下单杆时才看到他脸上像松了一口气，眼中满是对俩个顽童慈爱的目光。就这样一位文弱的知识分子，竟在某天夜里被自己就读高中的女儿拖到台上批斗。台下的我，只听到同学们的口号呼叫声和他女儿用手指斥责的吼叫声，什么罪行并无法知晓。第二天，他妻子失踪，我们班几个女同学陪着工作队员一直在长江边转去转来寻找，却再也没了她的身影。刘老师可否善终，他的女儿是否一直生活在忏悔中，那就不得而知了。 左一是沙市著名教师徐树楷先生 其他老师的遭遇也同样令人扼腕。如语文教研组长徐树楷老师，教育局因他是全市特级老师而特意从三中调到新建学校来担当脊梁作用，他在整个校园甚至全市都拥有道高德重的威望。有天，我正走在操场上，猛然听到一声吼叫：站住！抬头一看，是三、四个男生拦住了手提热水瓶的徐老师，然后就是一阵肆无忌惮的咆哮和呵斥，如同是在对待一个犯人。我不知道对这种师道尊严的公然践踏，徐老师心里会有多么难过，但是我知道“礼乐崩坏”和社会道德的沦丧应该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六中老教师，谁都遭受过迫害。第二排右一是李崇康老师。 再说说我的班主任李崇康老师的遭遇。李老师因为反右期间受到过冲击，被下放到学校农场劳动改造过，后来调回教生物课，自然对工作分外珍惜。只是因有前科之鉴，行事就力求“左”倾以自保，从而做出一些在学生中分派别类的事。比如他常用压制成分不好的同学来抬高无产阶级子女，包括学校补助金，救助费、入团、选优等等，他都是只向他们倾斜。他不断要求进步，并用极左的思维方式来处理学生问题。就比如班上成立毛泽东著作学习小组，他都无理由地拒绝我和其他出身有问题的同学参加，我有时和某个同学相处亲密了些，他会告知学生家长，阻止与我来往太近，说这个学生的父亲有历史问题，小心受到影响。 <div>揭发父亲的学生。</div> 即便如此，他也未能幸免文革对他的迫害。我曾有次见他被批斗时，班上的同学给他脖子上挂了一块大木牌，上面写着坏份子一类的话，因为木板很重，而绳索细勒使得他不得不时地痛苦转动脖颈，这场面实在是惨不忍睹。早晨，他和其他几位老师被班上的同学用木制枪压着，围着操场转，很讽刺的是：那些有资格压他的人，当然都是他最宠爱，最大加抬举的人。还有一次，不知是什么情况，他儿子在毛主席的语录上乱划了几笔，被揭发出来后又吃了不少的亏，他只有八、九岁的儿子，每天都要跟着他在学校挖树坑种树。所以在那个年代，如果你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人，再怎么使尽全身解数，想翻身也基本上就没有这种可能。 <p class="ql-block">有一次，我病了，扶着墙慢慢向前走，和我住一条大赛巷的李老师看见后，连忙从荷包搜出7角5分钱交给我，叫我去医院诊断哈，是不是感冒了。后来我爹爹从青海回沙市，听说后到他家道谢并还了钱。还有一次，我们班男生姜国平请同学吃饭，也把李老师喊了来，那时我们已经进厂，李老师把我拉到一边小声对我道歉说：过去我把你压制得太狠了，实在是很对不起，我其实知道你有能力，但是当时我不得不贯彻阶级路线，把你受委曲了。</p> <p class="ql-block">这几件事叠加在一起让我不由得思虑：他本质上还是一位很善良的人，只是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而让个人行为被时代洪流所裹挟，一个好的社会环境与制度，对塑造健全的人格是何其重要。</p> <p class="ql-block">1975年，我被企业派往学校“工教对流”，负责代语文课并任三年级的班主任。在一次选举“红小兵”时，一位已被选上的学生突然被同学举手揭发“爷爷是地主”。看着那个孩子惊恐地趴到桌上，我当即对同学们说：“爷爷的问题由爷爷负责，只要他本人表现好，得到大家认可，就可以加入。我们的革命事业，是多一个人好，还是少一个人好？”事情就这样平息了。那个学生抬头看我的那一刻，眼中闪烁着感激的泪花。我不由深深感受到正常的情理与包容对一个人的成长是多么珍贵。</p> 为何要在多年后回望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因为我们这代亲历者余生渐短，有责任将那段历史的真实片段留存下来。“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它让国家蒙难、社会失序、人心受损，让我们在最该学习的年华荒废了学业，更让无数家庭和个人承受了不应有的苦难。其遗留的思维与创伤，需久久为功方能彻底清除。历史的教训必须铭记。讲述这些亲历的往事，是希望后人能了解那段曲折，更深切地认识到：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才是硬道理；必须坚持法治，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必须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必须致力于构建公平、正义、和谐的社会环境，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唯有时刻保持清醒，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我们才能更好地珍惜当下、维护今天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局面，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br>2026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