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黄昏飘落的乳白连衣裙

一个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规模宏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从高潮逐渐走向低谷。那些曾响应国家号召、头戴红得发紫的“知青”帽子，高举红旗，高唱战歌，呼喊着震撼人心的口号走进广阔天地的年轻人，已在难以想象的艰难环境中熬过了近十个年头。回首这段岁月，大多数人无不感到已流尽一生的血泪，心灵深处的创伤终生难以抚平。那些日子里，迷茫、彷徨、颓丧与无助的情绪无情地笼罩着每一个集体户。每个人都深陷于现实的拷问：是否还要继续付出宝贵的青春？是否还要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被动接受命运的摆布？人生的轨迹又该向何处延伸？诸如此类的问题赤裸裸地摆在面前，让他们在痛苦中反复徘徊。

　　在我的记忆深处，始终藏着这个时期发生在华北平原腹地一位女知青的悲惨故事。

她出生在省城一个普通职员家庭。父亲是山东人，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退伍后被安置在省城某机关担任保卫工作。母亲出身于北平的大家族，医学院毕业后与丈夫结婚，被分配到省城一家医院任内科医生。因专业扎实、工作突出，五十年代还被公派到苏联进修了一段时间。独生女儿出生后，为纪念故乡，父母为她取名“鲁平”。那时的日子虽不富裕，但乖巧漂亮女儿的降临，为家庭增添了无数欢乐与生机，也让未来显得充满希望。

六十年代末，刚初中毕业的鲁平赶上了上山下乡的浪潮。她与其他热血青年一样，积极响应号召，毅然告别父母，身穿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来到华北平原一个贫困村庄插队落户，成为知青中普通却坚定的一员。

　　那些年，鲁平劳动积极，常与男知青抢干重活累活，赢得乡亲们一致称赞。有一次她参加锄草，把种在棉花地里的芝麻苗当野草除掉了。当年在以粮为纲的政策下，不许种这种不用交公粮的“经济植物”。但为了保障乡亲们手里有些芝麻，能在年节里换几两香油，给穷困的生活留一缕清香的味道，生产队长想尽办法，用“间种”的方式，在种棉花时夹带着撒些芝麻种子，待出苗后再对这些“散落”在各处的芝麻苗进行鉴别和管理。所以，对除草人的技术要求很高。对这种“投机取巧”的办法，村干部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默认同。在人们心目中，这些芝麻颇显精贵，要是谁把它毁坏了，一定会引起众怒。可初来乍到的鲁平偏偏闯了这个祸。这次大家却变得及其大度和宽容，都说她是城里孩子，刚来分不清秧苗很正常，肯定不是故意的，下次就不会这样做了，应该原谅。对自己的过错，鲁平充满歉意，对乡亲们的善良和理解，她十分感动。的确，那些年，在知青中类似把麦苗当韭菜、偷着薅几把拿回集体户炒着吃、乡亲们知道后给他们取外号叫“兔子”的荒唐事频有发生。他们出的“洋相”在当地成了一个个善意的笑话，被人们一直传说着。

但鲁平终究是个不满二十岁的城市姑娘，高强度田间劳动加上长期营养不良，让她的身体渐渐垮了下来。她只凭儿时看母亲开药方的模糊记忆，自行判断病情，工余偷偷溜到县城买药服用，从未将实情告诉任何人，包括母亲。在大家眼中，她始终是个身心康健、朝气蓬勃的好青年。

　　值得庆幸的是，她的突出表现引起了有关领导的注意。下乡两年后，她被调入公社广播站担任播音员。这在当时是令人羡慕的工作。鲁平十分珍惜，始终怀着一腔热情，兢兢业业地投入这份事业。

那时各村都已安装高音喇叭，接通公社有线广播。起初，一位当地中年妇女用夹杂浓重方言的“普通话”播报从报纸摘抄的枯燥文稿，听来索然无味。自鲁平接手后，她不仅每天早晚准时播报新闻，还主动下乡采访，撰写了许多发生在乡亲身边的鲜活故事。稿件经领导审核后，便通过广播传递开来。为提高播音品质，每次广播前，她还特意选用当时深入人心的一段《北京颂歌》伴奏作为前奏。音乐渐息，人们都会准时听见：“×××公社广播站，现在开始第×次广播……”随后是新闻与故事。相比从前味同嚼蜡的播报，鲁平圆润清亮的嗓音、真切动人的讲述，如春风般拂过村庄。大家听得入神，亲切地称她“平平”。她在当地的知名度，远胜过今日的“网红”。鲁平也为自己所做的事感到自豪。

然而树大招风。鲁平的名声也悄然为她埋下祸根。她的出众引起了公社某领导的注意。面对这位清秀活泼的城里姑娘，他动了邪念。起初常借关心之名到广播室转悠，对她的工作与衣着评头论足；后来变本加厉，每晚广播结束后赖着不走，甚至动手动脚。

这令单纯的鲁平惶恐无措。忍无可忍之下，她鼓起勇气向县里反映。然而那位道貌岸然的骚扰者未受任何处分，不久反成了她的分管领导。当他用尽手段仍未能使这“不识时务”的姑娘屈服，便在工作中处处刁难，并散布种种污蔑她的谣言。最致命的是，他一手操纵，强行取消了鲁平第二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上大学的资格。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消息很快传开。一些原本嫉妒鲁平的知青，觉得等来了报复的机会。他们四处游说，造谣称鲁平是靠“色相”上位，作风有问题。在那个年代，这类谣言传播极快。不久，不仅知青之间，全公社十几个村的男女老少，几乎都在私下议论她。更可怕的是，谣言传多了，便被当成了事实。在添油加醋的流传中，越来越多人相信了那些绘声绘色的故事。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话很快传到了骚扰者妻子的耳中。这位一向跋扈的“母老虎”岂能容忍。她带上兄弟，赶了几十里路冲到公社，大白天将正在工作的鲁平拖出广播室，摔在她丈夫面前，厉声质问二人有何苟且。而那位平日耀武扬威的领导此刻却大气不敢出，只顾辩称自己是清白的，反诬鲁平“不要脸”，多次勾引他而未得逞。若非恰有县委领导路过并强力制止，场面不知如何收场。

没过几天，这本被要求保密的事已传得沸沸扬扬。从此，每当广播里再响起鲁平的声音，人们总觉得她在装腔作势，厌恶之情弥漫开来。那位曾如仙女般的“平平”，一夜之间成了过街老鼠，连出门的勇气都没有。最终在舆论压力下，公社撤销了鲁平的播音员职务，将她发配至兽医站，担任牲畜配种工作的助手。在当地人眼中，让一个姑娘做这种工作，无疑是极大的侮辱。

然而厄运并未结束。屋漏偏逢连夜雨，更残酷的现实接踵而至。鲁平出事两个月后，她突然接到通知：父亲因私下议论时政被隔离审查，被认定为“历史反革命”，已收监服刑；母亲因有苏联进修经历，且曾称赞苏联医疗技术，被定为“里通外国”，发配边疆劳动改造。家被抄没，房屋也被收回分给了他人。鲁平从“革干子弟”沦为“反革命家属”，成了被严管的“黑五类”子弟，平时只许老实劳动，不许乱说乱动。

　　一连串的打击让鲁平彻底崩溃了，原本稍缓的病痛也再度加剧。无人愿意为她治病，她也无法回城探亲。白天她只能以不停劳作麻痹自己，夜晚则独对寒空，默默苦熬。平日泪水只能往肚子里咽，满腹的委屈更无处倾诉。往日的知青战友无一人敢来探望。逢年过节，别人可以申请回城，唯独她没有资格，何况，她已无家可归。一些当地的顽皮少年还常趴在兽医站墙头，借着配种话题用污言秽语调戏她。只有几位心地善良的老婆婆，看她瘦弱可怜，悄悄说几句安慰的话，给予一丝微薄的温暖。

　　几年光阴过去，随着知青大批返城，十几个村里只剩寥寥数位出身不好的人，鲁平自然是其中之一。在众人心里，就算名额再多，也轮不到她。就在这绝望之时，她接连收到父母双亡的噩耗，且不被允许奔丧。事实上，她也无力前往。

　　之后某日，一个出了名的懒汉登门。此人好吃懒做乡里皆知，人称“鬼子若在，汉奸非他莫属”。他声称来“做好事”，要鲁平嫁给他傻儿子做媳妇。如果答应，他便去找公社领导，帮她调离这“不光彩”的岗位；如果不答应，他就让傻儿子天天来闹，叫她永无宁日。这番无赖之举，成了压垮鲁平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时候，离村十余公里的京广铁路线上有个不起眼的四等小站，因附近产沙，农闲时不少村民来此装车挣些零钱。那是一个秋收后的黄昏，几个正干活的小伙子忽然看见铁轨上有个白色身影在缓缓移动。仔细一看，竟是多日未露面的鲁平。她穿着一件乳白色连衣裙，那是母亲当年在莫斯科所穿，鲁平下乡前夜，母亲悄悄将它塞进她的行囊留作纪念。这类衣裙在当时城里已被视作“四旧”，乡下人更是从未见过。此刻，她竟身着这身裙子，在夕阳下的铁轨旁徘徊，举止异常，令人惊诧。
谁也没想到，正当几个人习惯性地用轻佻言语调侃她时，一列蒸汽机车拖着长长的货厢疾驰而来。只见鲁平忽然停步，回首望了一眼西沉的落日，随即转身，毅然迎着车头奔去。车轮在钢轨上擦出刺耳的巨响与一串火星，列车戛然停住，但那纤弱的身影已消失不见，唯有一条染血的残破裙裾，挂在车轮上方的铁架边，在风中无力地飘荡。
　　“啊——”那几个小伙子哪曾见过这般情景，瞬间惊呆，张嘴僵立，半晌合不拢。直到铁路人员勘查完毕，指挥列车缓缓驶离，他们才如梦初醒：鲁平卧轨自尽了！无人敢走近近在咫尺的现场，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懵懵懂懂地结清当日工钱，一路沉默着、不时回望地走回村子。
　　那一夜，惊人的消息传遍全村。鲁平，这个曾经家喻户晓、后来几乎被遗忘的名字，再次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随着时间流逝，那悲惨一幕被传得越发离奇……
　　我同学的哥哥正是当时在场装沙的几个人之一，他曾与鲁平共事。年幼的我们多次缠着他想听真相，每次他都严厉拒绝，双目圆睁，仿佛谁再多问一句就要拼命。后来从他弟弟那里得知，那些日子他哥哥总在半夜惊醒，大喊“快闪开！快闪开！”随后捂脸痛哭至天明，却从不解释缘由。

　　不久后，我因送人来到那个小站。巧合的是，那天也是晚霞漫天。当我独自缓缓走在冷硬的铁轨旁，那惨烈的一幕仿佛重现眼前。此情此景，让我自然想起曾经多次见过的那个袅娜身影。“×××公社广播站，现在开始第×次广播……”那熟悉的声音又一次在耳边响起。但我知道，这一切早已永远逝去了。

回家后的几个夜晚，我反复做着同样的梦：残阳如血的黄昏里，一条乳白色的裙子在两道明晃晃的钢轨上空飘荡，最后飘向遥远的天际，缓缓落下，再也没有回来……

（2026年1月31日 西山脚下）

【注】插图为作者用AI技术制作。知青群体油画在网络图片基础上编辑制作，侵权必删，特此致谢。

歌曲《北京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