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父亲

极目楚天舒

柳青在长篇小说《创业史》中写道：“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这句话世人熟知，父亲从未听闻，却用一生的步履，深刻诠释了其中真谛。父亲是一介普通农民，仅上过两年学堂，却活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化人——做过十八年村里的会计，培养出四个大学生，八十岁高龄时，尚能靠着一本《新华字典》，用工整的柳体写下回忆录《八十忆旧》。这份文化，无关笔墨文章的雕琢，关乎处世的沉稳、抉择的智慧，更藏着刻在基因里的善良，恰似田埂上默默生长的庄稼，不语，却自有千钧力量，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灵魂。

当别无选择，便坦然接纳。父亲生于富贵之家，奈何六岁丧父，昔日缴纳双粮的田地、宽敞规整的宅院，皆在时代的洪流中消散，一众亲朋也在风波里飘摇离散，真真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父亲与寡母相依为命，未曾怨天尤人，亦未惊慌失措，把恐惧埋在心底，把无助化作躬身的辛苦，把慎行刻进朝朝暮暮，把无望熬成生生的希望。 谨言慎行的日子里，委屈是常态，争执是奢侈。他拿起锄头、扛起扁担，以满身汗水消解心底所有郁结。这份沉稳，从非懦弱，而是历经生活千锤百炼后沉淀的通透——他懂，庄稼生长要顺应时节，人生行事需把握分寸，逞一时之快，换不来长久的安稳。而这份沉稳之下，藏着父亲独有的敏锐与远见。村头的磨杆四爷爷，是根红苗正的老烈属，父亲主动揽下了侍奉老人的担子。白日里在地里忙活，傍晚收工后便匆匆往四爷爷家跑，尽心照料，从无半分敷衍。他从没想过求什么回报，这份纯粹的善良浸润了老人的心，老人也看明了父亲的处境，这份温情，也为他日后的人生选择埋下了温暖的伏笔。 安安静静看世态炎凉，谨言慎行伴斗转星移。祖母从青丝寡居的年轻妇人，熬成了沉稳持家的中年；父亲也从带着童音的稚拙少年，长成了能扛事、敢担当的青年。

若前路无希望，便索性踏出去寻。1961年，政治风波与自然灾害交织袭来，日子暗无天日，看不到半分光亮。送走外祖母后，心中再无牵绊，27岁的父亲背着铺盖卷，祖母挎着包袱，借着凌晨的星光，披着初秋的露水，悄无声息踏上了闯关东的路。东北，于他们而言不过是一个模糊的方向，一场不问目的地、亦不问归途的求生闯荡。我曾问过父亲，此行有谁知晓？他说，三五人罢了。离别故土，可有不舍？心无留恋，别无牵挂。前路漫漫，可曾预想过未来？走一步，说一步。可曾想过，有一天还会回来？不想。 彼时，闯关东的人被称作“盲流”，一路上屡遭驱赶，没有一处愿意接纳他们落户。沿途常有劝返的人，可父亲从未想过回头：回头是死路，向前方才有生路。凭着这份孤勇与坚韧，母子二人在荒无人烟的野路上辗转三月，终于寻到了黑龙江省拜泉县国民大队——这个与父亲名字恰巧相同的村子，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温柔接住了这对颠沛流离的身影。每每念起这段过往，眼前总浮现出影视里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逃荒者模样，想来我的父亲与祖母，当年大抵也是这般光景，其间的饥寒与磨难，自是难以想象。

初到此处，他们先寄居在生产队，后来住进善良的老杨家腾出的北炕，总算落了户，安了家。年末，父亲又辗转返回山东，将母亲接到了这片黑土地上。此后二十年，父亲未隐姓，却悄悄埋了名：他本名吉玉，取自“蓝田种玉”的美好寓意，却改用其号“蓝田”，以这般巧妙而机智的方式，在政治风波中安然避世。这二十年里，周遭人都能看出父亲的与众不同，看出母亲与祖母婆媳间的和睦，看出老崔家孩子家教的端正，却道不出究竟不同在何处。父亲有多次出头的机会，却始终选择蛰伏，这份清醒与克制，让他稳稳守住了一家人的安稳。

而这二十年里，父亲也有两件引以为傲的事：一是成了村里半脱离生产的会计，被乡亲们尊一声“崔大会计”，凭着仅有的两年学识，把账目算得一清二楚，一干就是十八年，赢得了全村人的敬重；二是在这片黑土地上，他与母亲携手养育了七个子女，用粗糙却有力的双手，撑起了一个热热闹闹、烟火袅袅的家。

当国运转机，便寻路谋划家运。 那二十年里，我们子女对家族的过往一无所知，父亲、母亲与祖母守口如瓶，将所有往事深深藏在心底，那份隐忍与谨慎，是常人难以企及的。直到1980年春节过后，父亲带着四岁的弟弟与母亲，说要重返山东老家。我至今清晰记得那个凌晨，天还未亮，父母收拾行囊准备远行，我坐在炕上落泪，母亲一边为我擦拭眼泪，一边轻声安抚，而我彼时懵懂，全然不懂这远行的深意。后来长大成人，才明白那是父亲又一次关键的“寻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冤假错案得以昭雪，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父亲以一个农民最朴素的敏锐，精准捕捉到了时代的转机。他既要亲眼看一看家乡是否真的变了模样，也要探望日夜牵挂、无儿无女的叔父与婶母，更要寻回自己刻在骨血里的根脉。而那次远行的背后，还有一份不为人知的牵挂。当时东北的春天冰雪初融，边境上传来朝鲜战事的传言，甚至能隐约听到炮声。祖母领着我们六个孩子守在家中，心中惴惴却都隐忍无言，我日日盼着父母归来，却始终不见身影。最后还是大姐拍了加急电报，催促父母速归。当父母风尘仆仆踏进家门，我早已记不清当时的细节，只记得心里瞬间落了地，所有的恐惧都烟消云散。

这次“投石问路”后，父亲已然坚定了举家迁回山东的决心，尽管周遭人都不看好：一来山东老家极为贫瘠，日子本就难捱；二来家乡有陪嫁女儿的习俗，众人都觉得，单是陪送六个女儿，父亲便不会回去。但父亲心中早已做好了盘算，只是从不对外人言说。他深知，大姐已十六岁，即将面临婚嫁，若不趁此时机搬迁，日后子女各自成家，便会面临骨肉分离的局面；更重要的是，当时部分地区已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父亲嗅到了时代转折的机遇。

叶落归根，归心似箭。 1981年春节过后，约莫二月间，我们十口之家，开启了举家搬迁的征程。大包小包的行李、笨重的家具，大件的托运，小件的随身携带，车辚辚，路漫漫，一路的艰辛与不易，深深刻在了每个家人的心底。临行前，邻居老黄——一个从南方来的国民党劳动改造人员，大家都唤他“黄劳改”——与父亲交心，他说：“我知道你的家不是贫农出身。”父亲没有隐瞒，也未明说，只是笑了笑，轻轻点了点头。这二十年的秘密，在这一刻悄然释怀，唯有那份贯穿始终的谨慎与沉稳，让人动容。 回到山东老家，又是一番白手起家，谈何容易。父亲琢磨着政策风向，意识到种植经济作物棉花能带来不小的收益。可种棉花是出了名的辛苦：打药、掰叉，还有烦人的棉铃虫，每日都要手工捉一遍，这份繁重，让许多人望而却步。但父亲偏偏迎难而上，一下子种了五亩棉花。收成也着实可观，秋收时节，天还未亮，父亲便推着小拉车，装上一包一包雪白的棉花，匆匆赶往棉站售卖。我至今记得，最多的一次，卖棉花得了一百六十元钱——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一笔实打实的巨款。父亲用这笔钱，在大山集上买了一辆龙凤牌自行车，这件事，成了当时邻里间争相谈论的新鲜事，也成了我们童年里最鲜活、最温暖的记忆。 父亲这辈子做过最要紧、也最与众不同的事，便是坚持供我们七个子女读书。在那个年代，乡里的女孩子大多早早退学织渔网，织满一万扣能挣四毛五分钱，冬日里，姑娘们坐在炕上盖着小褥子织网，在旁人眼里，已是清闲享乐的营生。可父亲从不让我们走这条路，只要我们想读书，他便一路供着，从不含糊，从未迟疑。也正因这份执拗的坚持，我们终究没辜负父亲的期盼，靠着知识实现了父亲梦寐以求却无法实现的梦想，真正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父亲常说，他这辈子最乐意做的事，便是送我们远行。那时我们要么读大学，要么已参加工作，每次离家返程，都要走两里多路去赶公交车，父亲总会推着他的小三轮车，驮着我们的行李，一路送我们到车站。这份送孩子奔赴前程的光荣与自豪，他从不对外人言说，只悄悄藏在心底，偶尔漾在嘴角，低调得让人动容。

父亲的一生，始终揣着一份纯粹的善，与人为善，孝顺为先，这份亲情与孝心，藏在点点滴滴的日常里。他悉心照料并为叔父、婶母养老送终，更陪着祖母走到了九十九岁高龄。祖母常说，父亲善良到“地上见了蚂蚁都会绕着走”。父亲还有一位大姑，生活在天津，纵使岁月清贫，日子拮据，举家迁回山东后，父亲几乎每年腊月，都会不远千里赶往天津看望姑母。那时的我们懵懂无知，不懂这趟远行背后的牵挂与珍重，如今想来，在那个连温饱都要精打细算的年代，无论是盘缠还是路费，对一个普通农村家庭而言，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可父亲从未有过一丝犹豫，始终坚守着这份血浓于水的牵挂。直到父亲七十多岁时，还亲自赶往天津，送了姑母最后一程。这份手足相连的温情，这份刻在骨血里的亲情，早已融入我们的血液，成为我们待人处事的底色。

父亲的家风，简单却有千钧力量，恰如他种地的哲学——因地制宜，该干什么的时候干什么。他常说“有话好好说”，无论是对家人还是外人，他从未高声说过一句话，那份沉稳与温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个子女。上学时，周一到周六上午，我们姐妹几个一心扑在学习上，成绩个个拔尖，邻里都说“崔家的女儿，在学校里个个都是王”；到了周六下午、周日以及寒暑假，我们便分工明确：一部分人到地里帮父亲干农活，另一部分人则在家织网，补贴家用。没有丝毫懈怠，也没有半点含糊。“该干什么的时候干什么”，这句朴实无华的话，成了我们做人做事的根本准则。父亲常常引以为豪的，是家族修族谱时，他的名下添了“教子有方”四个字。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是对他一生最好的赞誉，也是对他言传身教的最高肯定。 父亲已经离开我们三年了，但他的沉稳、他的智慧、他的善良，他那份对家人的深情、对生活的坚韧，早已化作生生不息的家风，融入了我们的灵魂，刻进了我们的骨血。这份家风，如同田埂上的清泉，默默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始终坚守本心，从容前行。而父亲，这位只上过两年学的农民“文化人”，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何为真正的风骨，何为真正的传承。他的模样，他的教诲，终将在岁月里，生生不息，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