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东馆青铜馆(一)

醉清风

　　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不同时期展现出不同的风采，不同地区也有着不同的特点。

夏代青铜器的萌生标志着中国青铜时代的到来，商周时期青铜器铸造技术迅速发展并达到鼎盛，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铸造都开始展现地域特色，不再局限于一种风格。汉代开始，随着铁器使用的盛行及其他工艺的发展，青铜铸造业逐渐衰落。然而北宋至清代，随着金石学的兴起，青铜复古之风又成为社会潮流。中原地区青铜器一向古朴厚重，西南地区与巴蜀两地的青铜器则仿若一朵奇葩，既丰富了中国青铜文化的内涵，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鲜明特征。

　　上海博物馆东馆的“中国古代青铜馆”不仅是国内外首个专题陈列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艺术馆，更是经过50余年、第六次陈列改建后的集大成之作，旨在为观众呈现一部脉络清晰、体系完整的中国古代青铜艺术通史。

青铜馆有四个镇馆之宝：大克鼎、

晋侯稣编钟、牺尊、商鞅方升。

镇馆之宝

　　西周中晚期的大克鼎，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任家村出土，潘达于女士捐赠。其腹内有铭文290字，字体书写严谨，是西周金文的典范。铭文记载了克对他的先祖师华父的赞颂以及周王对克的册命和赏赐，是研究西周社会政治的重要资料。

　　春秋晚期的牺尊，作牛形，牛背上的锅形器可以盛酒，再往空穴注热水装于尊腹用来温酒。器表纹饰华丽，牛颈及锅形器上还饰有虎、屋等动物的浮雕，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高超的青铜器设计与铸造水平，尤为精美。

　　这件战国秦孝公十八年所制的商鞅方升，是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时铸造的标准量器。共有铭文75字，记载了方升的制造者、时代以及器物的用途、容积以及秦皇诏书。商鞅方升既是商鞅变法的重要物证，也是中国度量衡发展史上的珍贵实物资料。

　　西周厉王时期的晋侯苏钟。

第1钟高49厘米，口纵24厘米，口横29.9厘米，第14钟高29.9厘米，口纵12.8厘米，口横18.3厘米，1992年山西曲沃县北赵村8号墓出土。共有十六件，上海博物馆藏十四件，山西博物院藏两件。编钟大小形制相匹配，铭文可连缀成文，记载了晋侯苏随周王亲征东方夙夷的事件，填补了文献记载的空白，对研究西周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夏

夏代晚期的乳钉纹管流爵，颈部有一根倾斜的管流，使器腹内的液体可以倾出，可见它应是一种注酒或酌酒的器具。器腹下方有一圈带有镂孔装饰的假腹，假腹下方三足的颜色与器身不同，这是由于原三足已经残失，这是根据考古发现的造型相似的陶爵修复而成的。此爵的造型非常古老，是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之一。

夏代晚期的束腰爵。

爵是古代的酒器，相当于现代的酒杯。此爵为束腰，平底，截面呈橄榄型。它是我国最早的青铜器之一。这件束腰爵虽形制简单，但造型较为规整.表明了夏代晚期的青铜铸造技术已经初具规模。

夏代晚期的镶嵌十字纹方钺，方钺圆孔周围用绿松石镶嵌两周弦纹，弦纹中间又饰两周十字纹，排列整齐有序又富于变化，十分精致。钱是一种砍杀兵器，但此钱大而重，刃部平口无锋且无实用痕迹，还镶嵌有大量绿松石，说明这件钺应当是一件礼器。

商

商代中期的兽面纹斝(jiǎ)，整体器型沉稳敦厚，风格神秘庄重。斝在商代流行的时间长，多出现于古代祭祀礼仪中作为酒器。器表装饰兽面纹，威严神秘，为商代早中期袋腹斝的翘楚。

商代晚期的亚素(fu)方罍，是一件大型盛酒器。器表纹饰层次丰富，以云雷纹为地纹，地纹之上为龙纹、鸟纹和兽面纹的组合其上又有兽首和兽爪等高浮雕，这样三层叠加的装饰方法是商代晚期青铜器纹饰的典型特征，具有一种深沉狞厉之美。

商代晚期的四羊首瓿，是一件盛酒器。因器肩上四个立体高耸、气势不凡的大卷角羊首而得名。器物由于经历岁月的磨砺，器身矿化锈蚀，表面呈现翠绿光泽，显得十分神秘，是中国青铜鼎盛时期艺术的代表之作。

商代晚期的黄觚，为青铜酒器。喇叭口，腰部纤细，圈足外撇，造型十分优雅，因圈足内有铭文“黄”字而得名，为作器者的氏族名称。

商代晚期的小臣卣(xi yǒu).是一件盛酒器。器呈长方形，盖作屋顶形，肩两侧设提梁，四角有扁平形的扉棱。纹饰多采用高浮雕，整体风格神秘庄重。该器上的铭文记载王赏赐了小臣，于是他铸此卣以祭祀先祖乙之事。

西周

西周早期的共父乙觥、盛酒器。这件觥造型奇特，具有许多动物的特征，被戏称为“四不像”。整体铸工精湛，纹饰华美，造型庄重奇特，体现出西周精湛的青铜铸造技艺。

西周早期的妊簋是一件青铜食器。器身两侧和圈足下分别有象鼻耳和象蹄足，十分生动独特，兼且艺术性与实用性。腹内还铸有铭文“妊作宝尊彝”。

西周早期的母癸甗，甗内铸有三字铭文，一个为氏族的徽记，“母癸”为祭祀对象。传世青铜甗纹饰都比较简单，而这件饰有蕉叶纹及兽面纹等，十分精美，是青铜甗中的精品。

西周康王时期的鲁侯尊，尊内铸有四行二十二字铭文，记载的是周王命令次子明公派遣三族征伐东国，驻军后为赏鲁侯大功，作此器以记录之事。器身呈凹凸相间的多节状，底部的方圈足使得造型更加稳固。器表朴素光洁，无其他纹饰，风格简约为当时少见，体现了西周早期独特的审美情趣。

西周成王时期的德鼎，重约84.8千克，腹部微微下垂且鼓起，形体瑰伟，是西周早期遗存的少数青铜大鼎之一。它的铭文记载了周王赏赐贵族德贝二十朋，其用来制作尊贵的祭器之事，是西周早期青铜器铭文的代表。

西周早期的鄂叔簋.簋为盛食器，常与鼎形成组合使用。此簋为方座，方座内设有小铃，铃中有舌，振动时能发出铃声，设计奇妙令人连连赞叹。

西周恭王时期的师遽(jù)方彝，为盛酒器。形制较小，两侧设有象鼻形耳，巧妙设计了分隔方便贮酒，器盖侧还可放置酒勺。器内铸有铭文大意为师違奉命助饮并得到赏赐，因此作器。

这五件青铜器是春秋早期的变形交龙纹鼎。它们的造型和纹饰相同，大小依次递减，这样的组合称为“列鼎”。列鼎制度是西周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规定了不同等级贵族的祭祀用器数量。一般来说，鼎的数量是单数，簋的数量是双数。据史书记载，王使用九鼎八簋、诸候使用七鼎六簋，依次递减。如今，我们在参观博物馆，或是在考古发现的墓葬中，看到鼎簋组合的数量，就能大致判断墓主人的身份地位。

西周中晚期的仲义父(línq)，腹部装饰的垂鳞纹在西周中晚期十分流行，被视为龙体的象征。是大型盛酒器，较壘形器更为简化，可搭配勺子使用。器的肩、盖口外沿铸相同铭文一周十六字，记载了仲义父作，子子孙孙永宝用。

西周晚期的芮伯壶。根据器身、盖上所铸铭文可知这是芮伯为祭祀父亲釐(xi)公所做的祭器。通体装饰了多只立体蝉饰，有繁衍和重生等美好寓意，十分罕见。对研究芮国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春秋

春秋早期的秦公鼎，高32.4厘米，口径33厘米。出土于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由著名收藏家范季融先生和其夫人胡盈莹女土捐赠。鼎口沿外折，上立粗壮双耳.腹部宽大，底部平坦，三足稍长。口沿下饰兽目交连纹，腹部饰变形兽纹，蹄足上端饰外卷角兽面纹，鼻准高突成为扉棱。腹壁铭文说明此鼎为秦公作器。

春秋早期的垂鳞纹复(fù)，直口方唇，口沿上有两个绦索纹立耳，器腹较深，平底，圈足外撇呈喇叭形。鳆的口沿下饰一周兽目交连纹，腹部饰两排垂鳞纹。青铜鳆为饪食器，是研究草原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战国早期的镶嵌画像纹壶，壶盖面平，立有三只水鸟，壶肩上有二兽首街环耳。壶身镶嵌了丰富画像纹：狩猎图、采桑图、竞射图、弋射图、宴乐图、攻城图和水战图，直观地表现出战国时期的社会生活场景，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这件是何鸿章先生捐赠的吴王夫差盉。其提梁采用失蜡法铸造透雕交龙纹，展现了吴越地区青铜工匠的高超技艺。盉肩部铭文大意为吴王夫差为一位女子铸造了此件器物。夫差在位二十三年，目前所见存世遗物多为兵器和鉴等，以往此盉未见流传，弥足珍贵。

战国早期的几何纹盟缶是典型的楚系青铜器之一。古人在祭祀之前，要沐浴以示虔诚。楚国地处南方，气候湿热，更加注重沐浴清洁。他们很早就创造了一套沐浴使用的礼器。简单来说、就是用鼎烧热水，用盟缶盛凉水，用鉴沐浴。青铜是一种铜合金，其本色为金色，因此文献中多称其为“金”或“吉金”。留存到今天，我们看到的大多是锈蚀后呈青绿色或青黑色的青铜器。这件盥缶保存极好，使我们看见了青铜的本色，殊为难得。

春秋晚期的吴王夫差鉴，鉴的内壁铭文记叙了吴王夫差铸造这件铜鉴为宫廷御用器物之事。鉴是一种大型水器，也可盛冰。在铜镜没有盛行之前，古人也常用它来盛水反光当作镜子使用。

右边这件是春秋晚期的吴王光剑，上海博物馆藏为目前所见最长的一把。此剑做工精致，装饰华丽，不仅曾经镶嵌宝石，还带有错金铭文，尽显王者之气，剑体铸鸟虫书铭文，意思是这是吴国国君——吴王阖闾所使用的剑，是吴王阖闾权力与地位的象征。

春秋晚期的镶嵌狩猎纹豆。豆主要是盛放腌菜和肉酱的器具，也可盛放饭食。这件豆设盖，将盖取下后倒置也可作食盘。红铜丝镶嵌的狩猎纹布满全器，人与兽搏斗的情形均栩栩如生，形象地展示出春秋时期贵族的狩猎场景。

这件春秋晚期的交龙垂鳞纹鼎为典型的楚式束腰鼎，束腰收腹反映了楚人对灵巧、生动之风的喜爱。此鼎器型既威武雄强又灵动张扬，纹饰更是繁复雅丽，是春秋时期楚国的典型器。

春秋早期的子仲姜盘，盘内浮雕和圆雕装饰了多种动物，目每个圆雕动物都能作360°转动，设计精妙，体现了春秋早期工匠极高的铸造水平。盘内有三十二字铭文，记载了这件盘是大师为夫人仲姜所做的盟洗用盘，并祈求夫人长寿。

西周晚期的齐侯匜，器型如椭圆形瓢，前端宽流高高昂起，后端执鋬作蛟龙探水状，龙尾向上卷起，造型生动有趣。匜是水器，可用于古代祭祀或宴席场合中行沃盟之礼。器内铭文二十二字，记载了齐侯为夫人作宝匜之事，体现了齐国和虢国两国的联姻关系。

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