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火中淬练成钢铁战士——一等功臣张振明的自述

《军魂永铸》公众号

《南疆钢铁团》连载

编辑:韩水霖

　　我叫张振明，是正在老山前线作战的红军师"钢铁团"红二连战士。今年四月，在坚守八里河东山某高地的战斗中，面对敌人的手雷投进堑壕，三名战友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危急关头，我毫不犹豫地扑向即将爆炸的手雷。在头、胸、腹、四肢三十六处负伤、全身中了八十四块弹片、右手四个指头被炸掉的情况下，仍然和战友们一起，坚持战斗一个半小时，打退了越军十多次进攻，毙敌九人，伤敌数人。战后，上级给我记了一等功，并批准我火线入党。去年十一月下旬，我作为英模报告团的成员，回到了大后方。下面，我以《在战火中淬炼成钢铁战士》为题，谈谈我所走过的一段人生道路。

我是一九八二年高中毕业后，从陕西省商县应征入伍的。入伍不久，就被分配到司训队学开汽车。一起参军的战友，见我摸上了方向盘，当上了技术兵，都很羡慕，说我离开了山窝窝，捧上了“铁饭碗”。我也十分珍视组织的信任，决心早日掌握驾驶技术，为部队建设贡献自己的光和热。在司训队集训期间，我放弃了节假日，勤学苦练，刻苦钻研。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半年学练，我终于领到了驾驶执照，成为一名合格的汽车兵。司训队毕业不久，部队精简整编开始了，连里除保留骨干外，大多数战士都要复员回乡。在地方开汽车的哥哥，听到这一消息后，来信说：“振明弟，这次部队精简整编是个机会，我已和别人谈妥，你如果复员回来，就给咱县的一家专业户开车，月薪300元。咱父母也年迈体弱，需要照顾，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一定要争取复员，这样要不了两年，我们哥俩就会改变家里的贫穷面貌，成为万元户。”收到哥哥的来信，我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该怎么办好。正在这时，上级下达了命令，要从我们司机队伍中抽调部分人员补充参战部队，开赴老山前线，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在复员还乡，还是争上战场的人生十字路日，我毅然做出了选择，连夜写好了请战书，第二天就交给了连队党支部。同时，我写信对哥哥说，万元户我何尝不想当，但是，我更想当战斗英雄。在神圣祖国的召唤面前，我一个堂堂男子汉，共青团员，难道能退缩不前吗？哥哥，我要求上前线，你等着我杀敌立功的喜报吧！之后，我五次找连里和上级表明自己的决心。终于，我的要求得到了批准。部队开拔前夕，我来到了参战部队，即我现在所在的红军师“钢铁团”。我们团在革命战争年代，屡建战功，曾被上级授予“钢铁团”的光荣称号。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具有光荣传统的团队里，强烈地感受到革命先辈创立的英雄业迹，对我们是多么巨大的鼓舞。部队一到前线，全体指战员就提出，为了祖国的安宁，人民的幸福，我们要敢于"争头功，立大功，大振“钢铁团”的雄风，严惩越南小霸。可是，上了前线，组织上却分配我到特务连开小车，这下我心里可凉了，开着小车，怎么能和敌人面对面杀呢？搞不好，连越南鬼子长什么模样都见不着。于是，我找到连长，坚决要求到一线连队去。由于亚热带的气候环境不适应，来到战区不久，我就患了脱肛和烂裆病，还伴有疟疾，每天发作一次。发热的时候，穿个背心还觉得心里象揣着火炉，发冷的时候，身上压六床被子也冷得直打寒颤，手抖得连饭碗都端不住，连长看我病成这样，不但不考虑我到一线连队的要求，还派车送我住进了师医院。住院期间，来看望我的战友告诉我，团里最近要调部分人员充实一线连队。我想，这个天赐良机可不能错过，立即找到军医，要求出院。医生知道我病情还很重，无论我怎样死缠硬磨，就是不答应。最后，我采取了违犯院规的行动，悄悄离开了医院，步行近十公里，偷跑回了连队。当天晚上，我再一次找到连首长，恳请他们“开开恩”，放我到一线连队去。我说:“如果你们不同意，我就坐在连部不走。”连首长看我态度十分坚决，只好同意了我的请求。就这样，我终于调到了二连。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从司机改行当步兵后，我意识到，要在阵地上多杀敌人，必须尽快提高步兵技术战术水平。于是我在步兵连开始了艰苦的战前训练。白天七个小时摸爬滚打，翻山越岭，晚上还要进行夜间战术技术训练，每星期一次小拉练和两次五公里武装越野。这种快节奏，高强度的训练，累得人饭都不想吃，有的同志端着饭碗就睡着了。大伙开玩笑道：“真把儿子、孙子该吃的苦都吃完了。”对于我这个脱肛、烂裆、疟疾三种病绞在一起的病号来说，搞好训练付出的代价就更大了。每天训练归来，裆部痛得只能用半个屁股坐凳子，裤头几乎全部被浓血浸湿，有时浓血把裤子粘住了，一动就痛得揪心。但我想到马上就要上阵地了，必须争分夺秒多练几手。每次训练回来，我背着人把溃烂的裆部清洗一下，第二天仍然咬牙坚持。从下步兵连到临战训练结束，短短三十多天里，我体重下降了二十多斤，却掌握了步兵作战的必备本领。临战训练总结时，我被团里树为“钢铁战士标兵”。

不久，我们连奉命接防，我和战友们坚守在八里河东山一个防御阵地上。一上阵地，艰苦的环境就给我们这些“西北虎”来了个下马威。这里平均气温高达三十五度以上，气温最高时竟达四十二度，我们只穿一件裤头修工事，守阵地。为了防炮，就得蹲在猫耳洞里忍受高温的蒸烤，毒蛇、蚂蝗的袭击，蚊虫的叮咬，以及没膝深的泥水的浸泡。不几天，我的身上被蚊虫，蚂蝗咬得疙瘩一块连一块，本来就没有好的脱肛、烂裆，在高温、潮湿、雨水的侵袭下越来越重了，常常痛得我彻夜难眠，饭也不想吃。为了能坚守在阵地上，我始终对班长和战友们隐瞒着病情，尽管天气十分炎热，别人都穿裤头，我却穿着长裤，连睡觉也不脱裤子。有一天，听说军医要来猫耳洞给大家检查身体，我怕军医发现我的隐秘，强迫我下阵地治疗，便悄悄地躲在了其他猫耳洞里。军医检查身体时，发现我不在，就和战友们逐洞寻找，硬把我从洞里拖出来检查。军医逼着我脱掉裤子，看到我的裆部溃烂得血淋淋的，战友们都背过了脸，不忍心多看。我咬着牙，忍着钻心的疼痛撕下裤头，浓水和血水还不时往外流着。看着战友们替我伤心的表情，我对军医说：“没事，上点药就行了。”军医板起了挂着泪珠的面孔说：“不行，你必须立即下阵地住院治疗。”我一听可急坏了，上阵地才几天，还没有消灭几个敌人，打仗还没过瘾怎么能下去呢？我对军医说：“请你替我保密，看情况近几天越军可能要搞一次大的进攻，我们哨位上人少，让我多待几天吧，等打完这一仗，我一定听你的，求求你了。”军医见状，含泪点了点头……

缺水是我们在阵地上遇到的一个突出的困难。平时，别说洗脸、漱口，就是吃水也要穿“生死线”，跨地雷场到敌人枪口下去“抢”。有时敌人的炮火封锁得严，无法下山“抢”水，我们就吃用雨衣，脸盆，罐头盒接的雨水。一天中午，越军利用晴天对我们的阵地实施猛烈的炮击，一发炮弹刚好落到了存水的脸盆里，脸盆被炸飞了。没有水，做不成饭，战友们饿着肚子，没等班长安排，我拿起背水的皮囊，冒着越军的炮火悄悄下山了。从我们阵地到水源有三公里左右的路，道路崎岖陡峭，怪石嶙峋，路旁地雷密布，还要通过用竹子捆扎的九道天梯，二百多个石阶，三道独木桥。这是一条十分危险的路，也是我们寄托生存和希望的路。我一步一滑地向山下摸去，终于摸到了水源旁边。给背囊装满了水，就赶快往回返。回来的路上，八十多斤重的水囊压得我气喘嘘嘘。爬倒第四道天梯时，我刚踏上第一个阶梯，突然眼前一黑，脑子"嗡"的一声，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等我慢慢清醒过来时，已躺在班长的怀里，从战友们的眼光中，我知道水囊滚下了悬崖，我负疚地对班长说：“我没有完成任务。”班长把我紧紧抱在怀里，泪水盈满了眼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也许有人要问，我们吃这么多苦，受这么大的累，心里怎么想？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我觉得为祖国，为人民吃苦，正是我们边防战士的光荣之所在、幸福之所在。革命战争年代，因为有无数革命前辈在战场上吃苦，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今天正是因为有我们这些老山战士在猫耳洞里吃苦，才使更多的人能够生活安稳，才能顺利地进行“四化”建设。所以，我们虽然泡在苦水里，但心中却感到很甜很甜。

　　在前线阵地上，领导考虑到我的身体有病，就把我放在了次要防御方向的哨位上。而我并不知道，还以为所在的哨位是最危险的。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三号，四号哨位上，越军偷袭，进攻最频繁，我想，好钢用在刀刃上，好男儿就要在最危险的阵地上与敌人杀。于是，我找到首长，请求上最危险的哨位。起初，连长、指导员说："让你去那个哨位是由党支部研究决定的，不能随意改变。”我说：“如果你们不批准我上去，我就私自上去，宁愿背处分也非上不可。”接着，我又给连首长摆出三条理由：

第一，我已五次向连队党支部递交了争取在火线入党的申请书，请求党支部在战火中考验我。

第二，我决心杀敌立功，不上前面去怎能杀敌？怎能立功？

第三，我还有哥哥，不怕家中断香火，我已经充分地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我抢着上危险的哨位，难道是真的想死吗？不！我并不想死。但我是军人，我不怕死。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了，我死而无憾。因为，为祖国母亲而死，死得其所。经过我的再三恳求，终于来到了最危险的四号哨位。

四号哨位，位于八十年代上甘岭东南侧，它孤立前出，三面临敌，对我方来说，四号哨位是我防御阵地的最前沿，只要四号哨位在我们手中，越南鬼子就休想向我阵地前进一步，而对敌人来说，四号哨位就象一把锋利的匕首插入敌阵。因此，敌人把四号哨位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想除掉它。我们接防以来，敌人几次袭扰都没有达到目的，这个哨位地形复杂，敌情多变，是一块几十平方米的"死亡地带"。本来植被茂密的山峰已被炮弹削成了秃顶，连空气里都散发着梯恩梯的火药味。阵地前沿几百米就是越军的阵地，敌人挖堑壕，修工事以及瞄向我们阵地的大炮，都看得清清楚楚。在这块"死亡地带"上，我和战友们每天都要抗击敌人规模不等的数次进攻，承受敌人炮弹的经常轰击。

经过几次战斗，我发现越军每次偷袭进攻，就能摸到我们阵地前沿，对我们的威胁比较大。为了掌握消灭敌人的主动权，白天，我潜伏在阵地前沿仔细观察，终于弄清了敌人能够靠近袭扰的原因。原来，我们阵地前一百米处，有一片芭蕉林，给敌人造成了隐蔽接近的条件，再加上阵地前沿的地雷等障碍物设置太少。我及时向班长提出了在阵地前埋雷设障的建议。四月二十六日，大雾笼罩了整个阵地，五米之外看不见人，这正是到阵地前沿埋设地雷的好机会。我见班长要带着新战士谢向东去埋雷，就跳到他跟前，抓住班长的枪说：“班长你留下指挥，我是老兵，军事技术不比谁差，入党申请书交得最早，还是让我去吧。”班长看我裆部的浓血已浸透了作战服，便说：“你身体有病，下次再去。”我看班长不同意，就用身体堵住洞口不让他出去，班长犟不过我，握着我的双手叮咛说：“快去快回，多多保重。”

趁着大雾，我用竹签边探雷边往前爬，带着谢向东摸到敌人鼻子底下开始布雷。地雷快要布完的时候，大雾突然散了，我俩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了。刹那间，越军向我俩开始了疯狂的射击。这时我心里想，往回撤只有一条路，我和谢向东必须一先一后，交替运动，才能避开敌人的火力追踪，避免伤亡。我命令小谢先撒离布雷区，我在后边掩护。看到小谢撤回去后，我才在同志们的掩护下，冲过敌人的火力封锁，胜利地返回了阵地。

四月二十七日凌晨，月光时隐时现，我和新战士谢向东坚守在四号哨位上，这是我们上四号哨位的第七天。这七个日日夜夜，真使人终生难忘。这七天里，我和战友们承受了越军炮弹，冷枪的袭击，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好象一下子长大了几岁，成熟起来了。回想起来，我是自己要求上前线的，上了前线，我是自己争取上一线阵地的；上了一线阵地，又是吵着闹着才上了这四号哨位。别人说我张振明是得寸进尺，得陇望蜀，这话一点不假。但是，刚上阵地的头几天，大家都有些紧张，这种紧张并不是胆怯，而是兴奋我们终于有机会和越南鬼子面对面较量了。这几天，越南鬼子好象也意识到我们在换防，袭扰频繁，想乘机探探我们的虚实，讨点便宜，因此，虽然到了后半夜，我们还是睁大双眼，警惕地坚守在哨位上。

　　二十七日凌晨三时二十分，排长打来电话说：“四号哨位东南约二百米处，听到折断树枝的声音，同时发现有微弱的手电光亮。”听到有敌人，我招呼战友们立即钻出了猫耳洞，把手榴弹一排一排地摆在堑壕上，把压满子弹的弹匣装上枪膛，爬在堑壕边，等待敌人到来给他们以迎头痛击。

四时三十分，越军开始疯狂地炮击，炮弹不时在前沿阵地爆炸，弹片夹着碎石和树枝在阵地上飞啸。我看炮火十分猛烈，就请示班长，我留下当观察员，其他战友进工事防炮。班长带着战友们刚刚撤走，一发炮弹就在堑壕里爆炸了。我听到炮弹的尖啸声，迅速闪进猫耳洞，但还是被弹片划破了小腿，血顺着小腿灌满了解放鞋。炮火急袭过后，我还未来得及包扎伤口，越军一个加强排的兵力就向我阵地发起了冲击，我和战友们等敌人距我们四十米时，先甩出一排手榴弹，炸得敌人鬼哭狼嚎，惨叫着败下阵去。

十几分钟以后，敌人又一次开始了新的进攻。二十多个影子蠕动着，向山顶爬来。我和战友们爬在堑壕上看得清清楚楚。这时，我们心里不象刚才那样紧张了，越军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是人，我们也是人，何况我们的装备比他们强多了，堑壕以外还有我们布下的各种防步兵地雷，先让他们尝尝挨地雷的滋味吧！战斗打响以后，我们与上级的电话线被炸断了。战友们互相鼓励着，提醒着，不要慌，沉住气，把敌人放近点，狠狠打。在敌距我们只有三十米时，我们又扔出了一排手榴弹，“轰、轰”的爆炸声震耳欲聋，火光中敌人纷纷倒下。紧接着我向继续往上爬的一个越军打去了一个点射，这个越军当场见阎王去了。这时，我已经暴露了，敌人从不同的位置向我射击，“哨”的一声，子弹打中了我的钢盔，我的头仿佛挨了一锤，震得我头皮发麻。敌人向我射击时，他们的枪管喷出的火舌便成了战友们捕捉的目标。霎时，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山下不时传来敌人"叽哩哇啦"的哭叫声。听到敌人的哭叫声，我们越打越欢，越打越来劲，子弹雨点般飞向敌群，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在敌群中爆炸，正面的敌人招架不住，不敢再往上爬，偷偷溜走了。

阵地上暂时恢复了平静，我继续观察敌情，班长和战友们忙着压子弹，不大功夫，弹匣全部压满，一切准备就序。这时，班长才感觉肩部不舒服，仔细一看，鲜血早已浸湿衣服，大家赶忙用急救包为班长进行包扎。过了一会，突然听到"轰"得一声，分明是敌人踩着我们埋设的地雷了。我低声招呼战友们：“有情况！”只见一名被地雷炸伤的越军朝山下滚去，我看得准确。迅速向那个黑影打了一梭子，只听得一声怪叫，一名越军上了西天，战友们很快占领了各自的射击位置，向敌军一阵猛烈扫射。这时，我们的眼睛都打红了，早已把生死忘得一干二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打！狠狠的打！狠狠地教训越南侵略者，子弹在我们头顶，脸旁乱飞，我们全然不顾。敌人在猛烈的火力压制下，死伤惨重，妄图作最后的挣扎，七、八名越军向堑壕缺口扑去，只有十来米远了，我一梭子打去，两名越军当场毙命，我迅速撤离原位，又抓起四颗手榴弹扔向敌人，炸得三名越军滚下山去。剩下的敌人躲在石头后面，仍在向我射击，子弹沾着头皮，"嗖嗖"地飞向身后，敌人接连向我们阵地投来了多枚手雷，其中，一枚落在我右后侧的堑壕上，滚在了右侧正在还击敌人的三名战友脚下，“哧哧”地冒着白烟。这时，我正好在堑壕的一个拐弯处，只要向左跨一步，就可以钻进猫耳洞，安然无恙。但是，我看到班长和两名战友正在集中精力还击敌人，对这颗手雷毫无觉察。三名战友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大喊一声“快闪开，手雷！”一个箭步向冒着白烟的手雷扑去，我把手雷抓在手中，刚要准备扔向敌人，"轰"的一声，手雷在我手中爆炸了，我当即昏了过去。

激烈的枪炮声把我震醒了。我看敌人还没有打退，战友们还在向敌人投弹，射击，班长执意要为我包扎，我推开了班长，一点一点艰难地向堑壕边爬去。由于我的右胸部被弹片打穿，造成了气胸，感觉到呼吸特别困难，满嘴鲜血直往外涌，我吐掉被弹片炸掉的门牙，忍着剧痛，坚持朝前爬，用手摸索着扒住壕沿，慢慢爬上了堑壕。我用右手两次去抓手榴弹，但怎么也抓不起，才意识到右手几个指头被炸掉了，这时，我就用左手抓起手榴弹，夹在受伤的右胳膊窝里，拧开弹盖，掏出拉火环套在手指上，一连向敌人投了两枚手榴弹，当投第三枚时，由于失血过多，我又昏了过去。等到把敌人打退后，战友们把我背下了阵地。

　　我被送到医院后，缠满全身的十三条急救巾全被鲜血浸透了，医生立即进行抢救。看我伤成这样，参加抢救的军医，护士，卫生员都哭了。在短短的二十多天时间里，医生先后为我做了五次手术，从我身上取出了五十多块大大小小的弹片，截掉了右手被炸残的四个指头，缝合了被弹片划破的嘴唇，拔掉了被弹片打断的六颗牙齿。每次手术我都感到钻心的痛，为了不给医护人员增加负担，我都忍住了，没有叫过一声痛，没有流过一滴泪。现在，我的右手残废了，两只眼睛里还有四块弹片，身上还存留着二十几块弹片，这些都会给我以后的生活带来困难。但是，我并不气馁，我要继续努力学习和工作，争做生活的强者。当我听说上级党委给我记了一等功，还做出向我学习的决定时，我的内心非常激动和不安。我爬在病床上，用不会写字的左手一笔一画地拼凑，花了八个小时，给部队党委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敬爱的团党委和首长：

我是一名普通的战士，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功劳属于生我养我的祖国和人民，荣誉归功于为祖国流血牺牲的战友。

参战前我曾这样想过，在战场上只要能为祖国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也不枉活一生，即使牺牲了也会含笑九泉。可万万没想到，未经几次鏖战，自己的愿望还没有实现就残废了，真不知如何安慰自己。

现在我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能和分别已久的战友们并肩战斗在融有烈士鲜血的前沿哨位上。虽然我的右手只剩下大拇指了，可它能扳动枪机，照样能消灭敌人。我要用残废的肢体继续演奏人生“奉献”的乐章。

谢绝献花和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