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系列（书法闹春）

周有豆

临沂是书法成市，受王羲之前辈的影响，老少都会写几个毛笔字。哪家上过学的人家，抽屉里准有半干的墨汁、一支秃了头的羊毫、几叠泛黄的旧报纸——那是练字的底子。我年轻那会儿，腊月十六一到，东方红小广场就活泛起来：红纸铺开，墨香浮起，人还没站稳，摊位先占好了。没人吆喝，没人发通知，可年年这时候，各村写得溜的、爱凑热闹的、想挣几块钱买年货的，都来了。写得好的，红纸叠得高；写得“孬”的，也有人笑着要一副——图个喜气，图个年味。那会儿的春联，是手写的温度，是墨没干透就卷起来塞进棉袄里的热乎劲儿。

后来，春联不单是“写”，还成了“送”。中国书画院副院长张克思老师来了临沂，不摆架子，不讲排场，铺开长卷就写。写完当场义拍，钱一分不留，全捐给慈善单位。他穿一身红衣，袖口沾着墨点，笑起来眼角有细纹，像极了咱沂蒙山里那些教了一辈子书的老先生——字写得正，心也端得正。

“风雨送春归，飞笔迎春到。”这句不是谁题的匾，是广场上一位老书家即兴念的。他反手写“福”，倒着书“春”，引得一群孩子围成圈，踮脚看墨迹在红纸上洇开。那不是杂耍，是把年味揉进笔锋里的活法——春联不是贴在门上的纸，是写进日子的呼吸。

有一回，我在社区活动室帮忙铺纸，一位穿红衣的老师蹲在地上写“万象更新”。宣纸铺得长，他写得慢，手腕悬着不抖，墨色浓淡像山间晨雾。旁边几位姑娘递墨、展纸、扶纸角，没人说话，只听见笔尖沙沙，像春蚕食桑。写完，她把“新”字最后一捺拉得又长又韧，说：“这一捺，得拖到正月十六，才算把旧年送远。”

还有一次，在一个山村祠堂前，红地毯铺到石阶下，老师伏在长案上写“家和万事兴”。风掀纸角，两位穿红衣的姑娘立刻伸手按住，一个扶左，一个压右，动作熟稔得像帮自家爹爹收麦子。墨未干，老人就掏出老花镜凑近看，指着“和”字中间那一横说：“这横，写得平，咱家这年，就塌不了。”

最难忘是去年腊月，在兰陵一个小学操场上。老师跪坐在地，宣纸铺满半块水泥地，写“春风化雨”。旁边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踮脚递笔，袖口还沾着粉笔灰。她不说话，只盯着那支笔游走，像看一只飞过麦田的燕子。写完，老师把“雨”字的四点写成四颗小墨点，小姑娘突然拍手：“像咱村后山下雨前的蚂蚁！”——原来最地道的书法，早长在孩子们眼里、话里、年年不落的节气里。

我常想，沂蒙的春联，从来不是挂在门上的装饰。它是腊月十六广场上争抢的摊位，是孩子踮脚递笔时袖口的粉笔灰，是老人眯眼辨字时嘴边的笑纹，是墨汁干了又蘸、红纸卷了又展的日常。它不靠展厅灯光照耀，就靠一双手、一杆笔、一颗想把年过得热乎的心。

前两天路过银雀山，见几位老师在社区墙前写“福”字墙。一位穿红衣的女士拿着麦克风，不是念稿，是跟围观的大娘聊：“您家门朝南，‘福’字得写得敞亮些；朝西的，最后一笔得收得稳，压住西风。”大娘笑着点头，顺手从篮子里掏出两个冻梨塞过去：“写着不冷？润润嗓子！”——这哪是送春联？分明是把日子，一笔一画，写进了烟火深处。

有回我坐在老屋檐下练字，纸是旧挂历背面，墨是剩半瓶的宿墨。写到“闹”字，笔锋一抖，墨点溅开，像一朵小梅。我正懊恼，邻家小孙子跑来，指着墨点喊：“爷爷，春联里藏着花了！”——那一刻忽然明白：所谓“书法闹春”，闹的不是锣鼓喧天，是墨未干时的热气，是纸未展尽的期待，是人人提笔，人人可写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