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破壁

黑山鬼窟

序:览千卷书魂，剖文学肝胆，观古今文心之变，识笔锋内外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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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为何物？或曰辞藻之堆砌，声韵之游戏；或曰事实之记录，情思之流淌。此皆皮相。若执迷于此，则千百年来，人类以心血熬煮的文字之海，不过一锅混沌不清的浓汤。文学的真正魂魄，恰如《蔷薇园》中萨迪所悟，是“人的写照”，是以笔为刀，剖开那层名为“生活”的华丽皮囊，直刺骨髓里的人性、制度与命运。

翻开典籍，触目惊心。托尔斯泰一匹花斑骟马霍斯托密尔，从自然的哀歌，陡然变调为资本社会的血泪控诉。何也？非技巧之变，乃世界观之激变。作者眼中，私有制已成“人类低级的没有理性的本能”。这匹马嘶鸣的，早已不是草原的自由，而是私有铁蹄下，一切生灵被异化、被榨干的惨痛回声。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的宏伟建筑旁，开一扇“旁门”，设一角“飞檐”，那短篇《红房子旅馆》里，故事套着故事，听众竟是罪人。结构的微妙，非为炫技，只为将人物的灵魂，在多重镜面中反复折射，照见那无处遁形的罪恶与战栗。这不是卑微的摹仿，恰是雪莱所倡“诗人是先知先觉者”的践行。

再看笔锋所向，何处不是壁垒？果戈理让青年画家庇斯卡辽夫，死于彼得堡涅瓦大街的虚伪与冷酷；让贵族军官庇罗果夫，在同样的街道上“一帆风顺，美满幸福”。这并列的死亡与生存，不是偶然，是制度精心调配的毒药与蜜糖。莫泊桑更将笔触深入“小人物”的骨髓，《港口》《衣橱》《散步》《流浪汉》……构成一整部短篇形式的“悲惨世界”。他写母亲卖淫时将孩子藏在衣橱里，写瞎子尸体被乌鸦啄食。这些细节，已非客观描摹，而是代诉人向整个社会发出的、蘸着血泪的控诉之声。

何以至此？因为真正的文心，从不耽溺于精致的牢笼。李义山的小天地固然精美，“情操”俱在，然其病在“自画”，终未破壁。老杜伟大处，正在其“担荷”。他能走进他人的苦痛，不是残忍的围观，而是血肉交融的共感。他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是隔窗的叹息，是将自己一并掷入那冰火两重天的炼狱之中。这是一种极致的勇毅。

当下书写，常陷两重迷障。一曰“技术障”。结构精巧，修辞华丽，意象纷呈，如《呼啸山庄》那嵌套的叙述迷宫，或《变形记》中纷繁的想象奇观，本为承载更沉重的灵魂。若失却了奥维德那“嗅到幻想香花”背后的生命关怀，或《玄妙的杰作》中老画家那“绝对的探求”，终究只是一具华美的躯壳。巴尔扎克说得透彻：“伟大的作家重视观察，但更重视把握事物和生命的精神、灵魂和特征。”

二曰“使命障”。或沦为颐指气使的道德说教，如塞内加笔下借神话人物之口，直斥“不公正的王权永难持久”；或沉溺于虚无的自怜自叹，如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以通感挖掘都市的颓废之美。前者失了文学含蓄蕴藉的筋骨，后者缺了向外突破的力量。伏尔泰写《老实人》，以荒诞游记讽喻世相，他的“老实”背后，是启蒙者灼热的理想；乔治·爱略特在《米德尔马契》中，写多萝西娅“伟大胸怀”的挫败，那是对社会制约与个人能动性近乎残酷的冷静剖析。他们皆在寻找一条路，既不让思想沦为教条，也不让情感陷于私语。

破壁之道何在？首在“真”。但丁游历三界，其祖卡治圭达晓谕他：“要把你见到的全部揭露出来，就让有疥疮的人自搔痒处。”这“真”，不是对现实奴性的复刻，而是如惠特曼所言，追求“事物和生命的精神、灵魂和特征”。是《红字》中霍桑对海丝特·白兰内心“隐秘的恶”的层层掘进，是《一生》中莫泊桑对贵族少女约娜理想幻灭过程的忠实呈现。

次在“勇”。这勇，是托尔斯泰晚年世界观激变后，不惜改写旧作的决绝；是拜伦在《唐璜》中，以滔滔口语“孤立”于王座之外的自由；是内扎米在《蕾莉与马杰农》中，塑造封建社会叛逆者的胆识，“把一切人的负担放在自己肩头”。没有这份勇，文字便失去了撞击现实铁壁的力度。

终在“通”。通，是《神曲》中“雪在日光下化去颜色与寒冷”般的澄明智慧，是《草叶集》里“与总统相比，国家的仲裁更应是她的诗人”的磅礴宣告，是《埃涅阿斯纪》中主人公泯灭个性、为民族命运牺牲自我的史诗胸怀。它要求写作者，既要有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拗，也要有苏轼“阅世走人间”后的通透。

文心破壁，非求惊世骇俗之名，乃求与真实世界、与万千生灵，建立一种痛痒相关的连接。当笔下不再仅仅是自我的倒影，而能映照出霍斯托密尔的嘶鸣、小东西的泪水、苔丝在田野间的绝望，乃至一个时代无声的轰鸣时，那支笔，才真正获得了它的重量与温度。最终，文学的疆域，从不囿于书斋尺牍，它通向的，始终是萨迪笔下那座“任凭风雨剥蚀却安然无恙”的、属于人类共同精神的不朽华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