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 年

宋震涛

　　我的老家在苏北农村的一座小镇上，在那里我度过了35个春节，当然，严格讲应该扣除当兵时，在部队过的5个年。在我走过的人生旅途中，几乎一半的年是在乡下度过的，至今每每提及过年，想到最多、记忆最深的还是儿时的味道。

年前的农贸市场

　　进入冬季，地处沿海季风气候的小镇，总刮着温润的西北风，冷冽中夹杂着淡淡的咸涩。刚刚走出三年自然灾害梦魇的我，稚嫩的肩头早早地扛起了整个家务的重任。到了腊月二十三，过年最早的前奏便是扫尘搞卫生和浆洗被褥。那时的冬天，似乎特别的漫长，特别的寒冷，芦笆的屋顶在烟熏火燎下，发出暗红的光泽，一缕缕的尘埃垂下来，我们管它叫“吊搭子”，像是屋檐下的一串串冰凌，在门外吹进的风和灶台蒸腾的热气作用下，不住地飘忽晃动，随时都有坠落的可能，因此，扫尘就成了年前最紧迫、最不可忽略的重头戏。开始前，先要将裸露的食品、杂物、铺盖等卷起、覆盖上旧床单，或塑料布。在一根长竹竿上绑上条帚，对着屋顶一阵猛扫，顷刻屋内烟雾弥漫、尘埃飞扬。打扫完毕，虽然头戴草帽，嘴巴上扎了一条毛巾，眉目间、鼻孔里依然沾满了黑黑的齑粉。

蚊帐、被褥的浆洗也不轻松，乡下人家的蚊帐一年挂到头，其功能远超于防止蚊子的侵入之外，我猜想，这大概与隔离空气中的尘埃有关。每年只洗一次的蚊帐，不再是原来的白色，蒙上了一层淡淡的浅灰，在没有洗衣机的年代，偌大的一片蚊帐，自然是无法用手揉搓的。每次都是大姐与我将蚊帐拆下后，泡在大澡盆里，然后由我穿上长统胶靴，在放入肥皂粉的澡盆里反复踩踏，随着污浊的水一次次的由黑变清，蚊帐恢复了它原来的面目。三顶蚊帐、三张床铺的被褥，常常需要我们付出两天的辛劳。躺在飘着肥皂香气的被褥里，望着纤尘不染的屋顶，我摩挲着酸疼的筋骨，似乎已经嗅到了年的气息。

到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家乡人的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蒸包子、蒸年糕、炸肉圆，成了普通百姓置办年货的必然选择。那些年，母亲每年都要养一头猪，通常腊月二十四、五宰杀，彼时的猪没有如今的大，140、150斤算是大猪了，我家的猪大多在120斤上下。杀的年猪，除了蒸包子，除夕祭祀用之外，大都卖给了左邻右舍的乡亲，只留下猪头、脚爪、大肠和血料等下水，既不腌腊肉，也不灌香肠。面对摊了一地白花花的猪肉，过惯了穷日子的母亲，绝没有“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的气量，也不习惯于过分地奢侈和挥霍。

除了蒸包子，我们家每年还至少要蒸上两笼的年糕，长方形的木笼，置放在烧开了水的锅上，蒸糕师傅将润湿的糯米粉，均匀地撒在铺上屉布的木笼里，三十多斤一笼的年糕，耗时两、三个小时才能完成，灶膛内旺盛的柴火，只烧得灶台热得烫手，烟囱冒出点点火星，飘落到茅草的屋面，唯恐酿成火灾，家人们提着水桶爬上竹梯，不时地往屋面浇水降温。同样，在灶火烘烤、糕笼的重压下，灶台也有不堪重负、随时塌坍之虞，所以，常听大人们说，蒸年糕，对灶台的损伤是十分严重的，时有台面开裂、炉砖脱落现象发生。蒸好的年糕，在笼布的包裹下摊开在饭桌上，然后，两人合力用扁担挨着个地反复碾压，直至压成一块圆形的饼状。稍加冷却后，再用粗棉线将其切割成数块长方体，两天后即可用菜刀切成糕丝，开春前，浸泡在腊水中，可以存放到来年的秋天，成了农忙时节老百姓最简单、最方便的食物。当年没有冰箱、冰柜等冷藏设备，包子的贮藏远不如它长久，随着天气的转暖，许多人家只能将吃不完的包子，抠去馅儿晒成面皮干，再煮着吃，纯属脱裤放屁——多此一举。

在我的记忆里，最享受、最令人期待的不是年夜饭，不是初一早起的拜年，却是除夕下午的贴年画、贴对联和挂相框。午饭后，打上一盆浆糊，铺开早早买回的年画、春联，依次将色彩明丽、吉祥喜庆的年画贴在堂屋最显眼的墙上；寓意和顺、纳祥的春联，年年翻新，岁岁不同，贴上大门后，端详一番，细细揣摩，瞬间便融入它描绘的意境之中；扫尘时摘下的照相镜框，也是要擦拭干净，重新挂上的，10多个镜框，有父母年轻时的肖像，有我后来当兵时的留影，成了茅舍陋室里的一道风景，吸引了众多来客的眼球。自从参军后，我家的年画、对联就无须再上集市买了，村里、乡上，春节前总要敲锣打鼓地送上门，顺带捎上些糕点、瓜子等年货，如今进了城，却是再没有了这分待遇。

除夕小巷静悄悄

　　旧岁的年味，早揉进了苏北小镇的风里，藏在浆洗的皂角香、蒸笼的米糕甜、年画的胭脂色里。那些攥着粗粝美好、守着简单欢喜的日子，虽随炊烟散了，却在心底酿得愈发醇厚。往后岁岁年年，想起曾经的檐下暖阳，灶间的热气，便知年味从不在珍馐华服，而在一家人相守的烟火，在刻进骨血的乡土情长，岁岁如新，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