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子陶世友，哑巴刘光珍的故事一一敬相鱼

敬相鱼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水浒宫居委是城关镇有名的“贫民窟”，这里人口稠密，无业游民、残疾人、孤寡老人与孤儿寡母扎堆，多子女家庭十分寻常。成片的茅草屋，杂乱分布，是典型的棚户区，藏着无数底层人的艰难生计。

在众多残疾人里，瞎子陶世友与哑巴刘光珍，是街坊们心中难以磨灭的记忆。

　　陶世友，1923年生，父母早逝，少年时因眼疾失明，从此孤苦伶仃。幸得解放后党和政府关怀，生活才渐渐有了起色，经好心人撮合，与一女子成婚，虽无子女，却也有了家的模样。命运虽然关上了他的一道门，夺走了他的光明，却又打开了一扇窗，未封死他求生的路。步入青壮年，他不愿坐等微薄救济，硬是凭着一股韧劲，摸索出了数样求生本领。

陶伯的记性出奇地好。起初，他靠挑水维生。从八九米深的水井打水，挑着一担水，晃悠悠地沿着狭窄的巷道、街边，送到居民家中，再稳稳倒进缸里。不知摔了多少跤、受了多少伤、摔坏了多少只木桶，可他从未气馁。爬起来，擦干水，换身衣服，揉一揉肿痛处，便又挑起水桶走向井边。六十年代中期，一担水仅值一分钱，他却凭着这一分一厘的积攒，一点点改善着生活。

　　闲暇时，陶伯常去茶馆听说书，一来二去，竟琢磨出了说书的门道。他请识字的人读武侠小说与神话故事，再凭着记忆与构思，讲给邻里听。日久天长，他的书说得愈发精彩，甚至能到茶馆登台，讲述《三侠五义》《封神榜》等长篇评书，常让茶馆座无虚席，深受茶客喜爱。

陶伯心灵手巧，还乐于助人。六十年代中期，煤油灯仍是多数家庭的照明工具。居委会有一盏电灯，一位懂些电工知识的青年接了电线到自家，邻居们也纷纷效仿。陶伯得知后，屡次上门，软磨硬泡，恳求青年教他装电灯。对方起初顾虑他是盲人，坚决拒绝，最终却被他的执着打动，手把手教他连接灯头、开关与电线。期间，虽几次因火线、零线接错而触电，他却毫不退缩，学成后热心帮邻居装灯。

　　“文革”期间，武斗频发，打砸抢抄屡见不鲜，社会动荡不安，家长们都担心孩子误入歧途。居委会主任见状，组织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还请陶伯给孩子们讲述自己解放前的悲惨经历。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要认真读书、走正道，切莫行差踏错。不仅如此，他每晚都给青年们说书，用故事将他们留在屋里，远离社会上的不良活动。如今，不少人回忆起这段往事，仍对陶伯当年的良苦用心感激不已。

七十年代初，居委会组织有特长的无业居民，成立了街道工业小组，陶伯常去办公室，把听到的、想到的分享出来，提些合理化建议，还帮忙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在蚕桑组，他摸索着将蚕宝宝放进箥箕喂桑叶，还能精准选出眠蚕放到蚕床，让它们吐丝结茧。每月发工资时，他总会准时出现在财务室，协助发放工资与货款。他仅凭指尖触摸，就能准确分辨出所有纸币、硬币的面额，从未出过差错。财务人员打趣说他是“装瞎”，他却得意地笑着说：“这是我的看家本领。”

　　哑巴刘光珍，女，1925年生，自幼不能言语，父母早亡，在亲戚家寄人篱下地长大。成年后，她嫁给了板车拉夫张发仓。生活虽苦，她却异常坚韧，吃苦耐劳。帮丈夫拉车，到河边、山坡捡柴，打布壳，捡砖瓦锤成小粒变卖，用这些微薄收入勉强维持家用。她育有一儿一女，可女儿后来不慎掉入消防池溺亡，这沉重打击几乎击垮了她。

刘光珍生性聪慧，只是与人交流全靠手势，很多时候别人看不懂，急得她直跺脚。她最高兴的事，便是与城关镇的其他哑巴定期聚会，用手势分享趣事，畅谈欢笑。她为人亲和，主动与邻居亲近，常帮着做些琐事，深受大家喜爱。

　　陶世友与刘光珍，一个瞎子，一个哑巴，皆是社会最底层的弱者。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以顽强意志与命运抗争，不依赖政府救济，在艰难中吃苦耐劳，心怀感恩，并用微薄之力回馈社会。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与弘扬。

他们已离世数十年，但街坊邻居依旧记得那两个平凡的身影，记得那些温暖而坚韧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