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读《阳明先生年谱》的感悟

静花水月

五读《阳明先生年谱》：以心印心，教学相长

翻开《阳明先生年谱》，至嘉靖三年，先生五十三岁。一段与绍兴太守南大吉的对话，如清泉击石，引人深思。南大吉自陈政事多过，问先生：“大吉临政多过，先生何无一言？”先生反问：“何过？”大吉历数之。先生曰：“吾言之矣。”大吉初愕然，先生遂点破：“不言，何以知之？”大吉恍然：“良知。”先生欣然：“良知非我常言者乎？”大吉笑谢而去。

数日后，大吉复来，言悔过虽切，终不及先知免过为善。先生点拨道：“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又数日，大吉再问：“身过可勉，心过奈何？”先生以镜为喻，精妙绝伦：“昔镜未开，可得藏垢。今镜明矣，一尘之落，自难住脚。此正入圣之机，勉之！”

读至此处，掩卷沉思，教育之道，豁然开朗。先生不言“教导”，而重“点醒”；不贵“无过”，而贵“自悔”。真正的教诲，并非知识的灌输，而是唤醒那本自具足的良知，使其自我觉察、自我修正。这让我想起今日下午与孩子们的彩泥时光。

我让一个孩子分享他捏小鸭子的收获。他兴奋地说，这次特意捏出了尾巴的形状。我问为何想到此细节？他答，妈妈新买的两只小鸟，常梳理羽毛与尾羽，由此联想到鸭子也应有鲜明的尾巴。那一刻，我深有感触。整节课我并未“教”他如何捏尾巴，但他从生活观察中“悟”到了，并欣然实践。我的提问，不过是一缕微风，助他心中本就摇曳的火苗燃得更亮。这正应了先生那句“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外力千言，不及内心一悟。教育的首要之义，或许正是创造能触发这份“自悟”的契机与氛围。

另一个孩子对自己捏的鞋子十分沮丧。追问之下，他坦言：教程里的成品精美繁复，自己尝试后深感挫败，时间亦不足。我引导他静心再看教程，寻找问题根源。他沉思片刻，眼睛一亮：“老师，它太复杂了，一小时根本做不完。我知道了！我可以这节课先捏好鞋子的基本形状，下节课再慢慢添加装饰。”我由衷赞叹：“你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他的愁云顿时散尽，取而代之的是解决问题的自信与明亮。

这个瞬间，不正是“致良知”的微小缩影吗？孩子因“事未成”而升起情绪（心中之“镜”蒙尘），但当他静下心来，面对问题本身（擦拭心镜），其内在的智慧与应变力（良知之光）便自然显现，自己成为了解决问题的专家。每个孩子，确然“本自具足”。为师者，有时只需如阳明先生对待南大吉那般，提出一个关键之问，或提供一片宁静的时空，让那本有的光明得以自我映照。

年谱中另一场景亦令我动容。天泉桥中秋夜宴，门人歌诗投壶，兴致盎然。先生以“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之诗，嘉许此“狂者”胸次，旋即谆谆告诫：切莫以此自足，当“精益求精，力求大道”。这生动展现了先生教学之境的圆融：先以宽广的胸怀接纳、欣赏学生的真性情，创造自由愉悦的成长氛围（如我鼓励孩子从生活观察中创作）；再以高远的志向引导其不断突破，防止浅尝辄止（如我引导沮丧的孩子深入分析问题，寻找方法）。张弛之间，尽是智慧。

钱德洪之父与魏良政兄弟关于“举子业”与“圣贤之学”的对话，尤具深意。魏氏兄弟以“以吾良知求晦翁之说，譬之打蛇得七寸”作答，次年魏良政中举，钱父笑叹“打蛇得七寸矣”。先生更以“治家”喻“为学”：圣贤之学如积攒自家产业，终生受用；科举之学如借贷装点门面，客散即空。这对今日教育堪称醒世恒言。我们是在引导孩子积累受用一生的内在“产业”（创造、思辨、人格），还是仅仅助其“借贷”外在分数以装点一时门面？当孩子自己“悟”出分解复杂任务的方法时，他所积累的，正是可迁移的“应变智慧”这份宝贵私产。

再读先生晚年，舟中对徐樾论“光”：“此是光，此亦是光”，指出良知之体无处不在，不拘一格；临终前夕，“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以生命最终验证了良知之学的究竟圆满。这束光，穿越五百年，照进了今天的课堂。它告诉我，教育者的使命，不是做那个举着唯一蜡烛的人，而是去启发、去映照、去确信：每个孩子的心中，都自有光辉。我的工作，是创造一个能让这光芒顺利显现、并与其他光芒交相辉映的环境。

合上年谱，讲台下的面孔浮现眼前。我深知，每一次用心的提问，每一次对挫折的接纳与引导，每一次对细微发现的由衷赞赏，都是在践行先生“致良知”的教诲。教学相长，我在引导孩子“自悟”的同时，何尝不是在接受自己良知的指引，擦亮自己为师的心镜？阳明先生的一生与教诲，如同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照亮了“心”的方向。而我将继续在这条路上，与孩子们一道，循心中之光，行脚下之路，教学相长，共致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