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日子（二）

文韵書香

作者/樊学明

一九六零年代 · 铁与胃的较量

饥饿是有形状、有颜色、有气味的。形状是空瘪的胃囊，紧贴着脊梁骨蠕动；颜色是野菜煮烂后的那种浑浊的绿，是观音土在肠子里板结后的灰白；气味是集体食堂大锅边缘永远刷不掉的、食物焦糊与清水混合的寡淡腥气。六零年开春后，榆钱儿成了金贵东西，不等泛白就被抢光。树皮被剥得精光，裸露的树干像被剥去衣衫的躯体，在风里瑟瑟发抖。

　　我十八岁了，身高却像停滞了，瘦得像一根随时会折断的高粱杆。但另一种“营养”却异常充沛。村口土高炉的火焰昼夜不息，映得半边天发红。我们被组织起来，挨家挨户收集“废铁”。我娘死死抱住那口裂了缝却还能补补用的铁锅，哭喊着：“这是做饭的家伙什啊！”最终，锅还是被拿走了，换来一张盖着红章的“支援国家建设”的收条，轻飘飘的，换不来一口吃食。

我们把搜罗来的门环、犁头、破锄，连同心里那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亢奋与惶惑，一起投进炉口。火焰舔舐一切，发出咆哮。铁水流出来，凝成一块块沉甸甸、黑乎乎的铁疙瘩，敲起来声音发闷。我们抬起这些“成果”，敲锣打鼓去公社报喜。喉咙里喊着嘹亮的口号，肚子里却像有只无形的手在抓挠。精神与肉体，以一种极其荒诞的方式割裂着。

六六年夏天，一种比饥饿更炽热、更盲目的火焰席卷而来。我从公社中学“停课闹革命”回到村里，胳膊上已经多了个红袖章。昔日教我们“希望”的陈先生，名字被倒写在黑板报上，打了红叉。村头小庙里那尊坐了不知多少年的泥塑菩萨，被指为“四旧”。我挤在人群最前面，热血上涌，耳朵里全是“砸烂”的呼喊。我举起手中的铁锹，朝菩萨的手臂砸去。

“咔嚓”一声，并不清脆。泥塑的手臂齐肘断裂，掉在地上，竟没有粉碎。那只手五指微微蜷曲，掌心向上，躺在尘土里，仿佛在无声地承接什么，又像是在做最后的祈求。那一瞬间，满腔的燥热突然被一股冰冷的战栗取代。我盯着那只泥手，忽然想起了母亲护住铁锅时颤抖的手，想起了陈先生握着我的手写“人”字时温暖的手。我这双正在砸东西的手，本该去握笔，去劳作，去搀扶的啊。

袖章变得烫人。我偷偷把它摘下，塞进裤兜。晚上，我摸出那张写着“希望”的锡纸，字迹已经模糊。我把它贴在额头上，冰凉的。饥饿感再次清晰地攫住胃部，但比饥饿更难受的，是一种无边无际的空茫。我知道，这个村庄，这片土地，已经容不下一个青年任何正常的、温饱的梦想了。我要走，必须走，哪怕前路是另一种未知的艰难。

机会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到来。六八年秋，征兵的到了公社。身体检查近乎严苛，很多人因为浮肿或严重营养不良被刷下。我因为年轻，底子还没完全垮掉，竟然通过了。离开那天，母亲把家里最后一把炒黄豆塞进我口袋，父亲只是重重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出去，活出个人样。”

　　我回头望了一眼村庄，土高炉早已沉寂，只剩残骸。饥饿的阴影依然笼罩，但一种新的、被标语和口号包裹的“战斗”生活，在向我招手。我不知道“人样”究竟是什么样，但我知道，我的胃和我的灵魂，都需要离开这里，去寻找别的食物。

时代注脚： 六十年代，是极端化的十年。持续的自然灾害与政策失误叠加，导致大范围的饥荒，物质匮乏到极致。与此同时，政治运动不断升温，“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从城市到乡村，个人的思想、行为被空前地卷入集体亢奋与批判的洪流。“铁”与“胃”，象征着那个时代精神追求与肉体生存之间的剧烈冲突与扭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军，成为无数农村青年跳出“农门”、改变命运的重要（有时甚至是唯一）途径。

作者简介

樊学明，男，1965年生，山西省孝义市人，一位普普通通的乡村教师，多年来，一直从事文史方面的教育教学，现在大孝堡九年制学校教书。近几年来，工作之余，坚持写作，多篇文章在《知彼》和自创的《耕读人生》等网络平台发表，也有作品在《孝义文艺》、《孝义风采》、《孝义文化研究》发表。2019年创作的《我的住房梦》曾获得孝义文联关于建国七十周年文学赛的一等奖，在诗词曲创作方面，曾有作品获得白雀奖二等奖和“桐封杯”散曲大赛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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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GMF

图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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