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国美术馆照片（续）

陈世英

2026年1月22号，我们走进中国工艺美术馆，扑面而来的不是冷调的展陈气息，而是蒸腾着麦香与喜气的暖意——陕西面花，大鼓枣山。非遗贺新春，寻味中国年，正以最本真的姿态，在展厅中央静静绽放。那枣山高耸如塔，层层叠叠的面团里裹着红枣、核桃、麦穗，像把整个黄土高原的丰年都蒸进了面香里；鼓面圆润，鼓身厚实，鼓沿还嵌着一圈“时和岁丰”四字，不是刻的，是捏的，是揉的，是一双布满茧子的手，在晨光未亮时就醒面、揣劲、塑形，把对日子的盼头，一寸寸摁进温热的面里。

展台上，《大鼓枣山》静静立着，红彤彤的枣子嵌在雪白面坯里，像刚从枝头摘下还带着阳光的暖意。旁边立着的介绍牌写着“澄城县红云花馍农民专业合作社”，字不大，却让人心里一热——原来年味不是飘在空中的，是攥在农民伯伯手心里、揉在灶台边上的。

再往里走，又一座塔映入眼帘：金龙盘柱，红梅绕檐，塔尖挑着一枚小小的铜铃，风一过，虽无声，却让人耳畔嗡嗡响着社火的锣鼓。塔底一圈小面点，捏成了柿子、石榴、鲤鱼，个个鼓着腮帮子，像刚从灶膛里捞出来，还带着余温。我听见身边孩子踮脚问：“妈妈，它能吃吗？”妈妈笑着摇头，孩子却更认真地盯住了那条龙——原来年味最深的刻度，不在舌尖，而在眼睛第一次被点亮的那一刻。

最高那座塔，龙身缠着红绸，绸带垂落处，竟系着几穗干玉米、几颗青椒、几瓣蒜头——不是装饰，是庄稼人过年的账本：春播秋收，粒粒归仓。塔基一圈白面浮雕，刻着犁铧、麦穗、纺车，线条粗拙却笃定。我忽然明白，所谓“非遗”，从来不是锁在玻璃柜里的标本；它是热的，是香的，是能掰开分给邻里的——就像小时候奶奶蒸的枣山，切开时热气扑脸，甜香直往鼻子里钻。

花馍塔就立在枣山旁边，白如新雪的塔身，托起一条活脱脱的龙——不是画的，不是贴的，是用各色面团盘、捻、捏、嵌出来的：龙须是细如发丝的橙面，龙睛是两粒黑亮的芝麻，龙鳞是层层叠叠的玫瑰红与明黄面片，阳光斜照过来，竟泛着微微的光。塔身缀满果实与花朵，红樱桃像刚摘下的，黄柠檬仿佛还带着汁水，连那玫瑰瓣都卷着自然的弧度——原来最盛大的年味，未必在鞭炮声里，而在这一双手把日子过成花、把祝福捏成形的笃定里。

整个展厅像一座流动的年集：花馍塔是戏台中央的主角，四周散落着小面点——苹果、寿桃、鲤鱼跃龙门，还有捏成元宝状的“招财”，叠成莲花状的“和合”。红灯笼悬在半空，光晕柔柔地洒下来，照得面点泛着微光。有人举着手机拍，有人蹲下身细看，还有老人指着塔顶轻声念：“龙抬头，好光景。”那一刻，我恍惚觉得，我们不是在看展览，而是在参与一场延续千年的年俗接力——前人揉面，今人驻足，后人踮脚张望。

最让我驻足的是那座挂橙绸的花馍塔。橙绸不是随便系的，是陕西人过年挂“吉祥如意”的老讲究；塔顶的龙微微昂首，龙口微张，像正要吐出一句未落笔的春联。我绕塔走了一圈，发现每层花馍的纹样都不重样：底层是麦浪，中层是云纹，上层是缠枝莲——原来面花里也藏着一部微缩的农耕史，一双手，把土地、节气、祈愿，全揉进了面里。

三组“马驮和”面塑并排而立。黄马昂首，脊背上的“和”字红得鲜亮，像刚蘸了朱砂写就。马身不雕不琢，只用刀背压出肌理，却比真马更显筋骨；马鬃是细面丝一根根粘的，风一吹似要飘动。周围蝴蝶翩跹，花瓣舒展，连果酱点出的花蕊都泛着微光。我盯着那“和”字看了许久——它不单是字，是马蹄踏过的田埂，是灶膛里跳动的火苗，是年夜饭桌上没人抢最后一块馍的默契。

那匹黄马又出现了，就在另一座塔旁，背上“和”字依旧鲜红，像一捧没熄的灶火。它不说话，可你站在那儿，就听见了鞭炮前的寂静、压岁钱塞进棉袄袖口的窸窣、还有年夜饭开席前，全家人齐齐落座时，碗筷轻轻碰响的那一声——原来最重的年味，有时就驮在一匹不言不语的马上。

又一匹黄马，还是那抹红“和”，还是那样昂着头。它不奔不跃，却让人想起小时候蹲在村口等亲戚来拜年的那个下午：风有点凉，手揣在袖筒里，可心是热的，眼睛是亮的，连影子都踮着脚尖，盼着门帘一掀，热气裹着笑声扑进来。

花糕塔上，一匹小黄马驮着“福”字，静静立在白糕堆成的山峦之间。它不嘶鸣，不扬蹄，可你多看两眼，就觉出那“福”字不是贴上去的，是面团自己长出来的——像麦子拔节，像灶火升腾，像年，一年年，不声不响，却把人稳稳托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