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阳里的岁月

浔阳月夜

图 片 : 网 络

文 : 浔 阳 月 夜

美篇号 : 172437773

　　西北的清晨总是醒得很迟。铅灰色的云絮还黏在天际，第一缕冬阳就斜斜地切进来，穿过职工宿舍褪了色的蓝布窗帘，在水泥地上烙下一道浅金的痕。暖气管道在墙根发出细碎的呜咽，像谁翻着一本极旧的线装书，纸页间抖落着半个世纪的沙尘。我裹紧洗得发白的棉睡衣，看那光斑慢慢爬上床头那张微微泛黄的老照片——那是1982年的豫东平原，扎着羊角辫的小丫头蹲在田埂上，身后是刚抽穗的玉米，姥爷那顶破草帽扣在她头顶，漏下一片晃动的、久违的晴光。照片一角，隐约能看见年轻母亲消瘦的肩膀，那是她在为我们挡风遮雨。

思绪像被这缕冬阳牵住了线，一下子就被扯回了更远的从前。那不是1982年，也不是1978年，而是1975年。那是中国大地上一个极其特殊的年份，空气里有焦灼的期待，也有隐秘的躁动。而在我的记忆深处，那一年首先是潮湿、阴冷且漫长的。1974年，父亲因公殉职，家里的顶梁柱塌了，那一年我只有六岁，却过早地记住了豫东农村那种特有的味道——那是泥土被暴雨浸泡后的土腥，混合着牲口棚里发霉的干草气息，还有一种从胃里泛上来的酸楚。

1975年的夏天，河南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大水像一头失控的巨兽，吞没了村外的庄稼，也淹没了土地庙的半截土墙。那时候我在姥爷家上学。所谓的“学校”，因为连日阴雨，泥泞不堪，我们不得不转移到了村部的大堂。窗户没有玻璃，被泥水糊得一塌糊涂，风一吹呜呜作响，像无数只手在拍打门板。我们的课桌是用土坯砌成的台子，上面架一块发黑的长木板，这就是全班三十几个孩子的“书桌”。记得那年冬天特别冷，也是因为大水过后，柴火紧缺，教室里怎么也烧不暖。砚台里的墨水结了冰，我们用体温去焐，哈一口气，墨汁化开一点，赶紧写下一个歪歪扭扭的字。老师是个下放的右派，姓陈，背有点驼，眼镜片上全是油污。他在黑板上写“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粉笔断了好几次，手指冻得通红。底下有调皮的男生问：“陈老师，啥时候能吃饱饭，不用顿顿吃掺了麸皮的窝头？”陈老师愣了一下，扶了扶眼镜，看着窗外光秃秃、只剩下枝桠的白杨树，幽幽地说：“快了，书上说了，严冬过去，就是春天。”

那时的我不懂什么是“春天”，只知道盼着过年。因为过年才能吃上一顿白面饺子，才能穿上母亲熬夜缝制的新碎花棉袄。母亲那时在公社的副业队干活，每天天不亮就去修堤坝，挣那少得可怜的工分。我常常在梦里听见院子里传来压抑的咳嗽声，那是她为了省下买药的钱，把咳疾熬成了慢性的折磨。姥爷总是在昏暗的油灯下纳鞋底，锥子扎透厚厚的千层布，发出“咝”的一声闷响。我趴在炕沿上，听他用那布满老茧的手摩挲着一张皱巴巴的报纸，那是他从城里捡回来的废报。“你看，”他指着上面的字，虽然识不了几个，却神神秘秘地告诉我，“以后日子要变，要大变，好日子在后头呢。”我似懂非懂，只觉得姥爷的眼神里有一种我读不懂的光，那是对未来的期许，也是那个时代底层农民在困顿中仅存的一丝倔强，更是为了安抚我这个没了父亲的孩子。

　　这种“变”的预感，在1978年的那个秋天终于变成了现实。我已经十岁，背着母亲用旧衣服改制的书包，走进了真正意义上的新教室。土坯房换成了红砖房，虽然依旧简陋，但有了真正的黑板和粉笔。那是一个金色的午后，阳光把操场晒得滚烫。校长，也就是那位教过姥爷的王老师，站在国旗下，用扩音器喊出了那个石破天惊的消息：“同学们，中央开了三中全会，国家要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了！”人群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连平时最腼腆的女生都涨红了脸。我们这些孩子虽然不懂“经济”和“建设”的深意，却本能地感到一种松绑的喜悦。放学路上，我揪着姥爷的衣角跑，急切地问：“姥爷，全会能让俺妈不再那么累，能天天吃上白馍馍不？”他蹲下来，用粗糙的大手抹去我脸上的灰，笑得满脸褶子像秋后的菊花：“傻妞儿，这回不光是馍馍管够，地里的麦子能长好，你妈也不用再没日没夜地修大堤了。”

变样是从1985年开始的，那股浪潮终于拍到了我们这个风雨飘摇的家。母亲所在的公社副业队解散了，为了生计，她咬牙借了钱，在镇上盘下了一个快要倒闭的裁缝铺。那一年我十五岁，已经懂了不少事，常去铺子里帮忙锁边、熨烫。那天下午，铺子里死一般的寂静，只有缝纫机断线的“咔嚓”声显得格外刺耳。隔壁的李婶来劝，说这年头个体户风险大，不如找个工厂当临时工安稳。母亲只是默默地穿针引线，把断了的线头咬断，低声说：“路是人走出来的，总比困死强。”那天傍晚，夕阳像凝固的血一样挂在天边。我趴在铺子油腻腻的玻璃窗上看母亲收拾工具，准备去夜市摆摊卖些手工鞋垫补贴家用。她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磨破了，肩膀上还沾着洗不掉的布毛。晚饭是一锅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粥，母亲却给我卧了一个金黄的荷包蛋，那是家里最后的存货。她扒拉着喝了半碗，筷子停在半空，突然对我说：“妞儿，好好念书，考上中专，就能吃皇粮，就不用像娘这样遭罪了。”窗外的梧桐树叶扑簌簌地往下掉，像一只只断了翅的蝴蝶。我数着地上的光斑，那一刻，我忽然听懂了大人口中那个沉重的词——“阵痛”。那不是简单的谋生方式改变，而是一个旧体制崩塌时溅起的尘土，是新生的希望在碎石中钻出的艰难。母亲的背影消失在暮色里，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负重前行”，也第一次在心底埋下了“走出这片土地”的子。

　　后来我真的走了出去，从镇里到县里，再到省城，最后来到西北。时代的大潮推着我往前走，我也亲眼见证了它的另一面。如果说母亲创业的艰辛是生活的文火慢炖，那么2021年夏天的河南大水，便是大自然的一场无情淬火。那年我在郑州出差，住在京广路的老家属院。7月20日那天，天像是被人捅了个窟窿。上午还是晴空万里，下午就变成了混沌的黄汤。我趴在二楼满是灰尘的窗口，看着平日熟悉的街道瞬间变成奔腾的黄河，红色的双层巴士像玩具积木一样在水中漂浮。有一个穿红雨靴的小姑娘抱着一棵被淹没了一半的行道树哇哇大哭，她的粉色书包在水面上打着旋儿，像一朵绝望盛开的花。这一幕，像极了1975年那个躲在姥爷身后、看着大水漫过门槛的六岁女孩。单位的老张，一个平时沉默寡言的汉子，拽着我就往地势高的地方跑。他的胶鞋灌满了泥浆，每走一步都要费好大力气，裤腿上全是刮破的血痕。“跟我来，我知道哪儿有个地下通道入口！”他在齐腰深的洪水里大声吼着，声音被水流冲得支离破碎。我们在污浊的水里蹚了足足四十分钟，最后浑身湿透、狼狈不堪地躲进一家书店的阁楼。雨水顺着天花板的裂缝滴答滴答地落，老张哆哆嗦嗦地摸出半包被水泡湿的烟，划了三根火柴都没点着。他看着窗外那片浊浪滔天，突然开口说起1998年他在九江抗洪，还是个新兵，扛着沙袋在泥水里泡了三天三夜；说起下岗那年，妻子在夜市摆摊卖煎饼果子，他为了省两块钱车费，每天凌晨四点就起来帮着生煤炉、推车子。“人这一辈子啊，”他望着窗外那仿佛能吞噬一切的洪水，眼神却异常平静，“就像这河水，看着凶猛，能把你冲垮，也能把你带到更远的地方。该低头的时候别硬挺，该顺流的时候别死扛，只要命还在，水退了，日子还得往前过。”

如今，当我站在西北戈壁滩的这个清晨，所有这些往事都沉淀下来，发酵成了一壶陈年的老酒，闻起来有泥土的腥，有烟草的苦，也有那一丝回甘。昨夜整理旧物，在那个跟随我从河南搬到西北的樟木箱底，翻出了姥爷留下的那个粗布包袱。里面有一本纸张已经脆得像饼干的1958年版《毛泽东选集》，扉页上用工整的毛笔字写着“为人民服务”；还有一张泛黄的全国通用粮票，面值是伍市斤。我想起去年回豫东老家，村口的百年老槐树依然虬劲，只是树下那个热闹的打谷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挂着红灯笼的电商服务站。快递小哥骑着电动三轮车突突地驶过，车斗里堆满了打包好的农产品。堂妹举着一部智能手机正在直播带货，镜头前她涂着时下流行的豆沙色口红，对着屏幕侃侃而谈：“家人们看这瓶小磨香油，石磨低温压榨，绝不勾兑。这味道，跟我姥爷当年推着石磨磨出来的，一模一样！”阳光透过落地玻璃窗洒在她脸上，照亮了她身后墙上那块崭新的铜牌——“乡村振兴示范户”。那一刻，冬日的阳光似乎穿透了几十年的光阴，温暖地照在我的心头，也照亮了母亲如今已满是皱纹却舒展的脸庞。

　　“人生如寄，多忧何为？”陶渊明的诗句此刻读来，总觉得太过潇洒，像是一片轻盈的雪花，还没来得及感受温度就化了。可真到了岁末年尾，盘点这一路走来，才深知这个“寄”字有多沉——它像极了西北戈壁滩上的胡杨，把盘曲的根须狠狠扎进寒冷的冻土，把孤独的影子虔诚地投射给亘古的夕阳。一年又一年，它们在风沙中等风来，等雨落，等某个晨雾尚未散尽的清晨，忽然看见干枯的枝桠间冒出星星点点的鹅黄色嫩芽。那是生命的倔强。去年冬天在医院陪护一位病危的老教授，隔壁床是个肺癌晚期的老人。每天靠杜冷丁止痛维持的他，床头却始终摆着一本翻烂了的《苏轼词集》。有天深夜剧痛袭来，他无法入睡，虚弱地让我给他念两句诗。我翻开书页，念到那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念到第二遍时，老人浑浊的眼睛里竟然泛起了光亮，嘴角微微上扬：“你看，苏东坡被贬到黄州那种绝境，住破庙，吃糙米，连温饱都成问题，尚能写出这样旷达的词。我这辈子，教了四十年书，学生遍布五湖四海，桃李满天下，值了。真的，值了。”

是啊，值了。就像此刻，我坐在这间暖气充足的职工宿舍里，窗明几净，桌上的宣纸吸饱了墨香，昨天写下的“岁月”二字虽未干透，却力透纸背。案头还放着姥爷留下的那个掉了瓷的搪瓷缸，缸底沉着半块早已风干的冰糖，那是童年唯一的甜味记忆。忽然想起网上流传的那句话，说想在2025年的墓志铭上刻下：“活着就要洒脱。”我倒觉得不必急着在那冰冷的石头上刻字，人生的注脚从来不该由死亡来定义，而应由每一个热气腾腾活着的当下书写——它是姥爷蹲在龟裂的田埂上，小心翼翼为我系好松开的鞋带；是母亲在裁缝铺昏黄的灯光下，踩着缝纫机为我攒学费的背影；是老张在洪水肆虐的街头，毫不犹豫向我伸出的那只布满老茧的手掌；是那位老教授在剧痛中对生命的豁达微笑。

窗外的梅花开了，就在阳台那个不起眼的瓦盆里。朔风卷着细小的雪粒子，噼里啪啦地打在玻璃窗上，演奏着冬日独有的乐章。我忽然生出一股冲动，想穿上羽绒服，去楼下走走。黄昏将至，街口的路灯次第亮了起来，像一串串被精心串起的琥珀，散发着温暖的橘光。刚出门，便看见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夫妻互相搀扶着缓缓走过。老太太那条红色的羊毛围巾被风吹得高高扬起，眼看就要飞走，老头连忙伸出双手，轻轻地按住，那动作轻柔得像是在触碰一件稀世珍宝，生怕稍微用力就会碰碎了那份相依为命的情谊。雪花纷纷扬扬地落在他们的肩头，落在我的睫毛上，化作一滴温热的水珠滑落。恍惚间，我竟分不清这漫天飞舞的白雪，究竟是谁的白头——是我这个历经半个世纪风雨的赶路人鬓角的霜雪？是他们相濡以沫、共度一生的漫长见证？还是所有在这苍茫世间认真爱过、痛过、挣扎过、最终选择释然的人们，共同的归宿？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王昌龄这句诗不知何时飘进了我的脑海，轻轻地落在脚下这片洁白的雪地上。原来所谓的“经年回望”，并非是要沉溺于1974年的那场永失与1975年的那场水患，而是站在岁月的此岸，隔着时光的长河，看见彼岸那个曾经的自己——那个在1975年土地庙里冻得搓手、听着窗外洪水轰鸣的六岁女娃，那个在1978年十岁、第一次听说“三中全会”的女孩，那个在1985年十五岁、看着母亲在夜市叫卖的少女，那个在2021年洪水中奔跑的中年人……她们一个个都在冬阳的金色余晖里，对我露出了释然而欣慰的笑容。她们的身影被拉得很长很长，交织重叠，最终覆盖了所有的沧桑、苦难与忧伤，汇成了一条奔流不息的生命长河。

暮色四合，寒气渐重，我转身往回走。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堂妹发来的视频邀请。接通后，屏幕上出现她那张洋溢着活力的脸，背景是喧嚣的直播间。她举着一瓶刚灌装的香油，大声喊道：“姐，今天是腊八节，别忘了喝腊八粥！这可是咱自家产的好东西，香着呢！”镜头扫过身后的现代化厨房，蒸汽氤氲，模糊了玻璃，却依稀能看见灶台上摆着几只粗瓷大碗，那碗的样式，竟和我记忆深处、童年时用来喝面汤的那只，一模一样。

　　雪还在下，没有停歇的意思。但那缕冬阳留下的余温，却像一壶老酒，一直暖到了心底。我关上门，听着屋外风雪的呼啸，内心却前所未有地宁静。

原来，活着最动人的风景，从来不是要如何激烈地对抗岁月的苍凉，而是在那看似荒芜的冻土之上，凭借着一口不服输的气，一腔不灭的爱，种出属于自己的春天。像那凌寒独放的梅花，在凛冽中吐露芬芳；像那深埋地下的种子，在黑暗中积蓄力量；像所有在这滚滚红尘中认真生活过的人们一样——把每一段苦难都当作磨砺，把每一次失去都看作获得，把所有的经历，无论是甜的还是苦的，统统酿成一杯醇厚的酒。然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或是黄昏，坦然地举起杯，敬这过往的风霜，也敬这当下的暖阳，更要敬那尚未来临、充满无限可能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