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地里的红印章

耕耘者

妈妈打来电话，声音里的喜悦几乎要溢出听筒：“你小姨今年要回老家过年了！”

我的心倏地一热——算算日子，小姨竟三十年没回老家过过年了。上一次还是我结婚时，她从东北匆匆赶来，一身素蓝旗袍裹着清瘦的身形，发髻梳得一丝不苟。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可眉眼间那股清亮劲儿，和记忆中一模一样。

“六个姐妹里，属她最好看。”妈妈总爱这么说。我闭上眼，仿佛就能看见年轻的小姨：高挑的个子，白得像糯米糍似的皮肤，最扎眼的是那两根乌黑油亮的长辫，直垂到腰际，走起路来在身后一荡一荡，带着江南水乡特有的灵动。

而关于小姨最深的记忆，永远定格在1970年那个东北的冬天。

那年的冷，是能渗进骨髓里的。呼气成霜，积雪没膝，天地间白茫茫一片，连时间都仿佛被冻僵了。十岁的小姨裹紧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雪地里。每迈一步，棉鞋就深深陷进雪中，发出“咯吱——咯吱——”的闷响，像是有什么珍贵的东西在脚下破碎。

她要去公社那间偏僻的办公室，找副主任黄书良核对工分。

工分是知青的命。在北大荒这片土地上，那一串串数字决定着口粮的厚薄、回城机会的渺茫。小姨是自愿报名来的——看了北大荒建设的事迹介绍，这个在江南水乡长大的姑娘，怀着一腔热血就来了。家里九个孩子中她最小，刚来时连锄头都握不稳，如今却已能和乡亲们一起在地里干满整天。

可她还是怕黄书良。知青点里，没人不怕。

黄主任四十出头，人高马大，脸上总挂着一种让人不舒服的笑。他管着工分评定，管着名额分配，权力说大不大，说小却足以改变一个年轻人的命运。女知青们私下里咬着耳朵说：他那眼神黏糊糊的，说话时爱往前凑，带着烟臭和隔夜酒气的味道。

办公室的木门虚掩着。小姨在门前站了整整三秒钟，雪花落在她的睫毛上，瞬间融成冰凉的水珠。她深吸一口气，伸手推开了门。

一股混合着煤烟、旧报纸和廉价墨水的味道扑面而来。屋里没生炉子，只比外面多了一层遮风的壳。黄书良坐在斑驳的办公桌后，手里转着一支钢笔，见她进来，眼睛倏地亮了。

“肖知青来了？快进来，外头冷得紧。”他起身，很自然地走到门边，“哐当”一声，门闩落下。

那声音像一块巨石砸在小姨心口上。

“坐，坐。”黄书良回到座位，目光却黏在她身上打转，最后落在那两根长辫子上，“都说咱们知青点有个南方姑娘，辫子长得特别俊，今天一看，果然名不虚传。”

小姨强作镇定，声音却有些发紧：“黄主任，我想核对一下这个月的工分……”

话没说完，黄书良突然起身凑过来，粗糙的手一把抓住了她的辫子！

“哎哟，这辫子真密实，比咱们黑土地里的庄稼还旺。”他的手指粗鲁地捋着发丝，呼吸喷在小姨耳畔，带着那股令人作呕的烟酒气。

小姨浑身一僵，血液仿佛瞬间凉透了。“黄主任，您放手！”

“急什么？”黄书良非但没松手，另一只手竟揽上了她的腰，“张知青，你模样好，干活也踏实，我挺看重你的。回城名额嘛……我手里还有一个。”

他的声音压得很低，热气喷在脖颈上：“就看你懂不懂事了。”

小姨被逼到墙角，后背抵着冰冷的土墙。恐惧像冰水浇透全身，她牙齿打颤，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不能哭，绝不能在他面前哭。

她想起离家前夜，父亲在油灯下的叮嘱：“遇事要冷静。再凶的恶人，也有怕的东西。”

他怕什么？怕丢官，怕身败名裂。“作风问题”在这个年代足以毁掉一个干部，他敢如此放肆，无非是吃准了她不敢声张。

小姨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抬起头，直视黄书良的眼睛：“黄主任真想帮我，空口无凭。您写张字据，盖上章，我也好安心。”

黄书良明显愣了一下。他松开辫子，眼珠转了转——写张字据，既能稳住这姑娘，日后还能拿捏她。划算。

“行，依你。”他坐回桌前，抽出公社信笺，龙飞凤舞地写下：“同意协助张梅香同志解决回城事宜”，签名，拉开抽屉取出私章，蘸了印泥，“啪”地一声按在纸上。

鲜红的印章在泛黄的信纸上绽开，像雪地里的一滴血，刺目又灼眼。

小姨快步上前接过，仔细折好，塞进贴身棉袄的内袋——纸还带着他的体温，她却觉得烫手，仿佛揣着一块火炭。

刚放好，黄书良又扑了过来：“字据给了，现在该……”

小姨早有防备，侧身闪开，目光急扫桌面——剪刀！一把裁纸用的黑铁剪刀正躺在文件堆旁。她一把抓起，后退两步，刃口对准前方：“黄主任，别逼我！”

黄书良愣了一瞬，随即嗤笑：“吓唬谁呢？”又逼近一步。

小姨的心狂跳如擂鼓，目光落在他仍盯着自己辫子的眼神上，突然福至心灵。

“您不是喜欢我的辫子吗？”她的声音出奇地平静，“我剪下来送给您。”

不等对方反应，她左手抓起右边那根长辫，右手剪刀猛地合拢——

“咔嚓！”

清脆的断裂声在寂静的办公室里炸开，格外刺耳。乌黑油亮的辫子应声而落，掉在泥地上，像一截失去生命的藤蔓，蜷曲着躺在那里。

黄书良呆住了。他下意识弯腰去捡，嘴里嘟囔：“你真剪了？可惜了，可惜了……”

就是现在！

小姨攥着剩下的那根辫子，握着剪刀，像离弦的箭冲向门口。手指颤抖却准确地拨开门闩，木门被撞开的瞬间，凛冽的寒风裹着雪片劈头盖脸打来。她一头扎进白茫茫的天地，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狂奔。

棉鞋灌满了雪，冰凉刺骨；后背的冷汗被风一吹，冻得她浑身打颤。她不敢回头，耳边只有自己粗重的喘息和心跳声，咚咚咚，像是要撞破胸膛。直到知青点那排低矮的土房出现在视野里，她才腿一软，几乎是爬进了相熟姐妹的屋子。

“肖梅？你怎么了？！辫子怎么……”

小姨说不出话，只颤抖着从怀里掏出那张字据。纸已被汗水浸得微潮，但那枚红印章依然鲜艳刺目。她终于“哇”地一声哭出来，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哭尽所有的恐惧和委屈，哭声在寒冷的冬夜里显得格外凄楚。

哭够了，她抹干眼泪，眼神重新变得清亮而坚定。

“不能就这么算了。”她对围过来的女知青们说，声音还带着哽咽，却异常清晰，“今天是我，明天可能就是别人。”

她找到了公社里德高望重的老党员李大叔。老人戴上老花镜，仔细看着字据，听着小姨的叙述，脸色从震惊到铁青，最后重重一拍桌子，震得茶杯都跳了起来：“无法无天！梅香，你做得对，咱们绝不能纵容这种败类！”

事情很快捅到了县纪委。黄书良起初百般抵赖，反咬小姨为了回城名额诬陷他。可当那张盖着他私章的字据摆在他面前时，他脸色瞬间惨白如纸。更关键的是，小姨的勇敢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曾经沉默的女知青们一个接一个站了出来。

“他也摸过我的手……”

“上次核对工分，他故意挨着我坐……”

“他说只要我听他的，年底就给我评先进……”

墙倒众人推。黄良书平日的专横跋扈、吃拿卡要，全在调查中浮出水面。最终，他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因猥亵女知青、滥用职权等罪名被判刑。

消息传来那天，知青点像过年。姑娘们又哭又笑，搂着小姨不肯放手。小姨却格外平静，她回到宿舍，拿出剪刀，对着那面模糊的镜子，“咔嚓”一声，把左边那根辫子也齐根剪断。

乌黑的发丝簌簌落下，她看着镜中短发的自己，轻声说：“从头开始。”

后来，小姨并没有用那张字据要求回城。她凭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当地的师范学校，毕业后选择留在东北，成了一名老师，在这片曾经让她恐惧的土地上扎下了根，一教就是三十多年。

2012年冬天，小姨六十岁生日，我刚好到东北出差，特意转道去哈尔滨看她。她已退休，留着微烫的锁骨发，头发依然乌黑发亮，看上去最多五十来岁模样。窗外大雪纷飞，我们围着壁炉喝茶，她又说起那段往事。

“怕吗？怕死了。”她摩挲着茶杯，眼神望着窗外的雪，“那天跑回知青点，两条腿软得站不住，后背全是冷汗。可我知道，越是怕，越不能退缩。”

她顿了顿，轻声说：“那根剪下的辫子，我后来悄悄埋在了知青点后面的白桦林里。挖坑的时候，土冻得梆硬，手都磨破了。埋好了，对着那小小的土堆鞠了一躬——算是和过去的自己告个别，也和那份恐惧告个别。”

炉火噼啪作响，橙黄的火光映着她安详的侧脸。那一刻我突然明白：真正的勇敢不是在毫无恐惧时冲锋，而是在浑身颤抖、心跳如雷的时候，依然选择做正确的事。

这个春节，小姨终于要回南方过年了。我想在她到家那天，给她一个紧紧的拥抱，然后悄悄告诉她：

“小姨，你短发的样子，特别精神，特别好看。”

犹记得我结婚那年，小姨留在老家过年。除夕夜，全家围炉守岁，炭火映得每个人脸上红扑扑的。小姨喝了一点黄酒，脸上泛起淡淡的红晕。妈妈忽然想起什么，翻箱倒柜找出一本旧相册。泛黄的照片里，十七岁的小姨站在北大荒的雪地里，两根乌黑的长辫垂在胸前，笑容明亮得像从未经历过风霜，眼里有光，那光里有希望，有憧憬，还有属于那个年纪特有的无畏。

小姨接过照片，指尖轻轻抚过相片中自己的辫子，抚过那张年轻的脸。她看了很久很久，久到我们都以为她陷入了回忆里出不来。然后她抬起头，对我们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温柔地舒展开来：

“都过去了。”

窗外，故乡的冬雨正淅淅沥沥地落下，温柔地敲打着屋檐。而遥远的北大荒，雪应该又下起来了罢。雪一年年地下，覆盖了岁月的痕迹，却永远盖不住那个十八岁姑娘在寒冬里点亮的光芒——那雪地里的红印章，早已化作她生命底色中最坚韧的一抹亮色，历经岁月沧桑，永不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