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奎礼 <p class="ql-block">我的脑子里有一个儿时记忆“储蔵间”,储蔵的“记忆”是密密匝匝的,并且也是保鲜保味保形的。有时,我的思绪一翻动,这些“保鲜保味保形”的忆记就一拥而上,甚至拉着我的手,抚着我的肩,贴着我的脸,同我窃窃私语。我附身捡拾,应接不暇。今天我就捡拾一件吧,那是我儿挎粪筐捡粪的几段记忆。</p><p class="ql-block">我的家乡的老辈人,常讲2句农谚格言:“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种地不上粪,纯属瞎胡混”,这些都是农耕社会的至理名言。深受农耕文化熏陶的我,从小就身体力行,成为村子里年纪最小的“拾粪一族”。</p><p class="ql-block">那是1967年初冬,小学毕业即失学的我,为求生存而挎起了粪筐。我体会,少年捡粪,一要有韧性,二要有灵性。</p><p class="ql-block">我每天早上天刚亮就走出家门,挎起粪筐,操起粪叉子(隆冬时节是用粪耙子),冒着严寒到街上找寻“粪源。我的第一个拾粪点是各家的柴禾垛边和壕沟里,那儿是生产队的散牛子夜间咀嚼柴禾和避风排粪的地点。第二个拾粪点是从生产队大门口到井院给马饮水这个路段,是套上车的骡马排粪的路径。然后再赶到牛圈边,捡拾刚出圈门的牛群排出的热乎乎的牛粪。</p> <p class="ql-block">早饭后,是捡拾猪粪的最佳时段。此时,各家的猪刚喂完猪食,开始出院儿蹓弯和排粪。我找出窍门,南风天猪大多在各家的北房檐下排粪,北风天则在院里南面朝阳的院墙边排泄。猪也喜光怕冷。</p><p class="ql-block">每午饭过后,我要到村边的甸子上捡牛粪。在甸子上放养的牛群,总会在草甸上留下斑斑粪迹。</p><p class="ql-block">一天下来,我能拾三至五筐粪。一个冬天下来,我家的粪坑子鼓起了尖,差不多是村子里各家粪坑之最。开春时,生产队派岀马车在我家粪坑里拉走满满三车粪,给记了400工分,年终分红,分了46块钱,这是我14岁时的第一笔“创收”,挺可观的!</p><p class="ql-block">我挎筐捡粪的第二阶段始于念中学。1969年,我时隔三年重入中学校门,第2年又进入并校后的胜利中学。那时的我们,在“我为革命挎粪筐”的口号引领下,学生们上学的路上都是肩上背着书包,手里挎着粪筐,那是一种“中学生标配”,是上学路上的一道独特风影线。当时学校东边的山岗上有一处校田地,土质瘠薄,缺水少肥,人称“兔子不拉屎,鹅鹂不絮窝”。为了改变现状,学校号召学生们捡粪积肥。学校的8个班级,在校园东大墙边上挖了8个粪坑,用竞赛的方式,直观地比较各个班级粪堆的大小。我们班(当时叫排)还在教室的墙上列出竞赛榜,就是每个人捡一筐粪在个人名字上面画一面小红旗,捡粪筐数越多,小红旗升的越高,成绩优劣,立判高下。这是一个奇特的时代,当时的中学生不考试也不排榜,却排出捡粪的“大榜”,那个时期学生文化素质低下也就可想而知。当时还有一种“理论”:捡粪不能怕臭,怕臭是资产阶级思想;挎粪筐不能害羞,害羞也是资产阶级思想。</p> <p class="ql-block">我跨筐捡粪的第三阶段从我当饲养员开始。1972年初,19岁的我中学毕业回乡当农民。不久,生产队班子宣布一项决定,派我去养猪场当场长,多年后我曾“炫耀”,我下乡2个月就走上“领导”岗位。养猪场仅有三名“员工,除我这个“场长”外,还有2位60多岁的老人,人员的确精干。我上任后,每天最常规的活儿就是挎起粪筐,把各个猪舍里的猪粪捡拾起来,扔进猪舍边上的大坑里。每日早、午、晚猪吃完猪食后,我都把这群猪赶到大坑边,让它们在此蹓弯、撤尿、排粪,然后我把这些粪尿统统清扫到大坑里,再和拉来的黑土拌合在一起,灌上水,经过一个夏天的沤制、发酵,从大坑里起出来。再和猪场边上大牛圈里的粪尿以及生产队马圈里的马粪汇集一起,掺上黑土继续发酵,到入冬前成为优质农家肥。</p><p class="ql-block">当时生产队抽调七名老汉组成常年专业积肥队伍,起早贪黑填土、翻拌,使堆起的那座大粪堆有2米多高,长40米,宽25米,体积有2千立方米,可施千亩良田。那年夏秋之际,有70多批次来自县内外、市内外和省内外的各类人员来此参观,他们对这里的养猪场、牛圈、马棚三位一体汇合肥源,并由常年专门人员拌土发酵的做法给以很高的评价</p> <p class="ql-block">我挎筐捡粪的第四阶段从我到公社当包队干部开始,不过这次我不是直接挎粪筐,而是组织动员当地的少儿们挎起粪筐。那是1976年初冬,我以公社干部的身份包点,进驻大横道子西队。</p><p class="ql-block">我包的这个生产队叫朝阳六队,是康平县响当当的贫困队,贫困原因是土质瘠薄,旱涝交替。有一年一位省领导到该村考察,目睹村民贫困景象,决定把康平县列为国家级贫困县,所以有“康平县评为国贫县,大横道子做贡献”的说法。</p><p class="ql-block">我进驻该生产队后,发现组织开展生产最突出的问题是缺少粪肥并且买不起化肥。我和生产队长商量,拿钱收粪肥。</p><p class="ql-block">可是钱从哪里来?我决定拿钱先垫上。我拿出100元,让生产队按每市斤5分钱的价格,收2万斤马粪、牛粪和猪粪。这100元本来是我攒了几年准备买手表的,我当时是公社50多名干部中唯一没戴上手表的。花钱收粪的消息一传开,村子里那些整日里“打、砸、抢”的“南村群童”们高兴坏了。他们平日里的“打、砸、抢”,是打尜、砸杏核、玩“抢山头”游戏,属于白玩。这回,他们从外面捡来粪,挎到队部院里,上砰后当场付钱。于是他们麻溜儿把这些现钱揣进兜里,立马又跑出去捡第二筐、第三筐粪。大概有几周,我借出的100元钱,换来的是2万斤粪肥,生产队和群童们实现了“双赢”。这个冬天,孩子们奔忙在“捡粪——换钱”的路上,马不停蹄,乐不可支,有的孩子捡粪2千斤,换钱10元整,够他买一年用的方格本、铅笔和橡皮了。而我自己呢,8个月后生产队才把我借出的钱还回来,于是我托人在北京买了一块“双棱”牌手表。</p><p class="ql-block">时光荏苒,一个甲子周期过去。我心中的儿时挎粪筐的记忆,是我乡村乡土记忆的重要部分,是我人生奋斗起始点的精神洗炼,它经常在我心头萦绕,在我梦中浮现,牵引我回到故乡,回到令我记忆留痕的始发地。 </p><p class="ql-block">前两年,我果然重返故乡,试着重新梳理记忆、活化记忆。但是,我找不到儿时捡粪的道口、壕沟、院落、房屋、井院、牛圈、马棚和猪舍,连当年排泄粪尿的马群、牛群和猪群也找不到了。曾经为家乡粮食增产增收和乡亲们饱腹建立功勋的农家粪肥早已被化肥取代,它不再是给庄稼“当家”的“一枝花”了,我要找寻的都找寻不到了,那就让这些记忆留在我的心中吧。站在村头,我心迷茫。</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76, 79, 187);">写于2026年1月30日</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22, 126, 251);">编辑:骆驼🐫</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22, 126, 251);">发布:20260130</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