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侠读史札记(17)读懂大唐盛世的核心密码

智慧侠

大唐荣光，首推贞观之治；初唐盛世的开创者，非唐太宗李世民莫属。要真正读懂大唐盛世的核心密码，必当深掘其治国理政的底层逻辑——而这一逻辑的枢纽，正在于李世民以人才为经纬、以制度为骨架的用人之道。

这绝非权术之术、权宜之计，而是一套贯通理想与实践、融汇胸襟与法度、连接个体智慧与国家长治的系统性治理哲学：以“人才治国”为根本锚点，以“因才施用”为实践路径，以“虚怀若谷”为精神底色，以“制度护航”为长效根基，更以“用人与繁荣的辩证互促”为深层逻辑，最终升华为穿越千载仍熠熠生辉的治理启示录。

李世民的用人智慧，首在“容”——容异己之言，纳逆耳之谏。此“容”，非浮于表面的宽厚，而是对权力本质的清醒洞察：君权愈重，愈需异见制衡；盛世愈盛，愈赖忠言砥砺。谄媚如脂粉，虽悦目却遮瑕；直谏似明镜，虽刺目却照心。

玄武门血色未干，魏征——昔日太子建成之股肱、力主诛秦王之谋臣——本该是清算名单上的头号人选。群臣请命，杀之以绝后患；李世民却召而诘之：“汝昔离间我兄弟，何也？”魏征昂然对曰：“皇太子若用臣言，岂有今日之祸！”——不卑不亢，字字如刃。

李世民非但未怒，反从中照见“真忠”之质：他要的不是俯首帖耳的应声虫，而是敢于刺破权力幻象的“人镜”。于是授以谏议大夫之职，专司“挑错”。此一决断，实为对“权力孤独”的主动突围：当朝堂只剩回声，帝王便已失明；唯有多元之声交汇激荡，盛世方有不竭的清醒血脉。

此后数载，魏征之谏，如春雷贯耳、秋霜覆野。太宗欲营洛阳宫，他直言：“百姓甫脱兵燹，疮痍未复，岂可竭民力以逞一己之奢？”工程遂止；太宗拟封禅泰山，他条陈数十弊，直指要害：“仓廪未实，黎庶未安，何以告天地、夸四夷？”盛典终寝。

朝堂之上，二人常争得面红耳赤；太宗拂袖而去，怒不可遏，归宫犹咬牙：“朕非杀此田舍翁不可！”——这怒火，恰是“容才”最真实的试金石：容顺耳易，纳逆耳难；纳一时易，持之以恒难。

长孙皇后一语点破天机：“主明则臣直，此乃社稷之福也。”太宗闻之惕然，终以坦荡之心纳谏如流。魏征一生谏二百三十余事，小至宫人用度，大至国策兴革，皆切中肯綮。

其逝，太宗悲叹：“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他所珍视的，从来不是魏征其人，而是那面能映照权力盲区、校准治国航向的“人镜”——此即“容才”的至高境界：以胸襟为容器，以制衡为动力，让盛世在清醒中行稳致远。

其次在“识”——识才如鉴，用才如器。李世民深谙：世间无全才，用人之要，在于“适配”——非强求其补短，而贵在扬其长；非苛责其无瑕，而重在用其能。故有“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之断语。

房玄龄与杜如晦，堪称此道之双璧：房公善谋，思虑缜密，律令制度、典章仪轨，皆出其手；然临机决断，常有踌躇。杜公善断，析理如刃，万策纷呈，一语可决；然运筹帷幄，稍欠周详。

太宗不求其“全能”，而创“房谋杜断”之制：大事必先由房玄龄擘画数策，再交杜如晦权衡取舍、督行落实。二人互补，如左右手，如阴阳合——长板极致发挥，短板自然消隐。贞观之制，律法森严而条理清晰，政令畅通而执行有力，正赖此“适配之智”。

更可贵者，太宗破门第之锢，开寒士之途。马周，山东落魄书生，曾因醉失职，流寓长安，寄身将门为客。贞观五年，代常何上疏二十余条，直指时弊：轻徭薄赋、慎选良吏、整饬边务、节制宫用……太宗览之，惊为天人，即召面询，不问出身，唯以才论。旋授监察御史，终至中书令。马周之跃升，非偶然恩遇，实乃太宗“唯才是举”之必然——他要的，是能为天下实心做事的人，而非为庙堂装点门面的贵族。此一识见，如破晓之光，照亮了整个贞观的人才天空。

笫三在“励”——赏罚如天，公正如秤。李世民洞悉：人才之忠勤，非靠空言感召，而系于价值之切实认可；组织之活力，非赖威压维系，而生于规则之刚性运行。“赏不避仇雠，罚不阿亲戚”，此非口号，而是贞观吏治的铁律。

李靖平定东突厥，俘颉利可汗，解百年边患，太宗盛赞其功“堪比韩信破楚、卫青击匈奴”，封代国公，赐金帛千计，设宴宫中，画像凌烟——荣光之盛，匹配其功之重。此非施恩，而是立信：建功者，必得其荣。而对失职者，太宗亦毫不姑息。

宰相封德彝久不举贤，反以“天下无遗才”搪塞，太宗厉声驳斥：“古之明君，岂借才于异代？汝不能举，乃汝之失！”字字如锤，敲醒惰政之梦。广州都督党仁弘，开国功臣，却巨贪伏法，群臣求情谓“功可抵过”。

太宗断然否之：“法者，国之公器，岂可因私废公？”终削职流放，并下罪己诏自省——此非作秀，而是立威：违法者，纵功高亦难逃其咎。赏功不避仇，罚过不避亲，方使房玄龄鞠躬尽瘁、杜如晦当机立断、李靖身先士卒——人才之活力，由此被制度性的公平所点燃、所护持。

而最具远见者，在于“制”——将个人智慧，升华为制度伟力。李世民深知：胸襟会老，眼光会倦，唯制度可代代相传、历久弥坚。故其用人之道，终落于“选拔—管理—培养”三位一体的制度建构之上。

科举制被空前强化：废九品中正之陈规，重策论实学之考察，寒门子弟凭真才可登龙门——人才之源，自此由“门第垄断”转向“能力竞逐”。荐举制辅以“连坐”：中央与地方大员须定期举贤，“举贤得赏，举劣连坐”，倒逼识才之责落实于日常。

考课制则立“九等标准”：地方官重农桑、户口、治安；京官重效率、建言、担当；考绩优劣，直接挂钩升黜——人才之评，自此由“帝王印象”转向“实绩说话”。

此套制度，如无形之网，将“容才之胸襟”“识才之慧眼”“励才之公心”悉数纳入刚性轨道，使贞观之治，不系于一人之明，而立于万世之规。它让“人才治国”从偶然的君王自觉，升华为必然的国家机制——此即李世民留给后世最厚重的遗产：以制度保证人才的辈出。

更具思辨价值的是，李世民的用人之道，从不止步于“个人智慧”层面，而是升华为“制度保障”层面。他深知，个人的胸襟与眼光终有局限，唯有制度能让“用人之道”长效延续，让“人才治国”从“偶然”变为“必然”。这套制度建设，正是贞观用人体系的“压舱石”。

在人才选拔上，他大刀阔斧完善科举制，彻底打破魏晋以来“九品中正制”的门第桎梏——九品中正制以“门第定品第”，本质是“贵族垄断人才”；而贞观科举扩大取士规模，更注重策论考察，让寒门学子凭真才实学跻身仕途。

这一改革的核心，是重构人才选拔的底层逻辑：从“出身决定资格”转向“能力决定机会”。同时，他推行“荐举与考核并行”制度，要求中央官员与地方都督、刺史定期举荐贤才，“举贤得赏，举劣连坐”——这种“连带责任”倒逼官员用心寻访人才，有效规避了“任人唯亲”的乱象。

在人才管理上，他完善考课制度，制定“九等考核标准”，将政绩、品德、能力全面纳入考核范畴：地方官考核重点为“劝课农桑、户口增减、治安状况”，中央官考核重点为“政务效率、建言质量”——考核结果直接与升迁降职挂钩。

这一制度的价值，在于建立人才评价的客观标尺，规避了“帝王凭喜好用人”的主观随意性。你做得好不好，非帝王说了算，而是业绩说了算；你能否升迁，非靠关系，而是靠能力。这种常态化考核，让人才既有上升通道，又有履职压力，从根本上杜绝了“尸位素餐”的可能。

这套“选拔-管理-培养”三位一体的用人制度，彻底摆脱了个人意志的束缚，形成规范化、常态化的人才运行机制。它让贞观的人才保障，不再依赖李世民的个人胸襟，而是靠制度的“刚性约束”与“良性引导”——这正是李世民用人之道的最高明之处：将“个人智慧”转化为“制度红利”，让王朝的繁荣具备可持续的人才支撑。

穿越千年时空，李世民的用人之道仍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戳中当下诸多用人乱象的病灶。我们今日重提这份古老智慧，非为复古，而是为镜鉴当下

千年已逝，贞观盛世的繁华早已褪色，但李世民用人之道的核心真理从未过时：人才不是王朝的点缀，而是支撑发展的核心骨架；用人不是帝王的技巧，而是考验治理格局的哲学命题。

魏征的耿直被包容、房杜的互补被重用、马周的才干被赏识，这些事例反复证明：容才的胸襟，是汇聚英才的前提；识才的眼光，是激活人才的关键；励才的公正，是留住人才的保障；而制度的建设，是让这一切长效延续的根本。

无论是治国理政，还是企业经营，这套逻辑皆同样适用。今日的我们，无需复制贞观的用人模式，但需汲取其中的思辨智慧——尊重人才的价值，搭建适配的平台，建立公正的机制，让每一份才干都能被看见，每一份付出都能被认可。

毕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得人者兴，失人者亡”的铁律从未改变；无论治理形态如何迭代，“尊重人才、善用人才”的核心逻辑，永远是繁荣发展的底层密码。

（作者注：文中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