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故乡

鲁海

摄影:鲁海

设备:华为，小米

撰文:鲁海

年轻时候是不是有梦，大都忘记了。人之将老，梦却异常高涨起来，排山倒海，打个盹都有梦。一些人，一些事，一些地方，频频出现在梦里，就像电视连续剧。我喜欢那些人，那些事，那个地方，那怕是个梦，那怕我是一厢情愿。有的人，有的事，有的地方一次都没走进我心里梦。也好，也许那就是我的伤心地，伤心人，伤心事，不在梦中正合我意。也许人家根本无意走进我的梦里。

梦里老屋首先是我的家乡。倘若把家乡也看做故乡，我应该还有一个第二故乡。毫无疑问，我的第二故乡是博平。在那里，我工作、生活了十七个年头，和在家乡的光阴相去无几。如此说来，常常梦见第二故乡便是情理中的事情了。

1986年晚秋，我走进庄严而神圣的博平镇政府大院，诚惶诚恐又满怀梦想。起初住在大院前排，是一位领导高姿态临时腾空的一间房子。翌年夏，镇上安排我到办公室当文书，随即搬到新启用的办公楼。在办公楼底层西侧住了三年多。孩子刚出生，住办公楼实在不方便，西院晾晒的衣服、尿布花花绿绿，随风摇曳，“联合国升旗”似的，倒是没人在乎，理解万岁吧。那时候，我梦想着搬出小楼，有间相对僻静的小屋足矣。1991年3月8日，组织安排我下管区工作。于是，从楼上搬出。管区是个特殊机构，要经常与基层打交道，村干部、老百姓来来往往。管区书记算是“中层干部”了。于是，有了两间房子。两间房子优越多了。“中层干部”、两间房子、一千个取暖蜂窝，还没敢有过那样的梦。

不管一间，还是两间，都是大杂院，办公生活“一体化”。大杂院非常热闹，谁家做好吃的都能闻到香味，谁家来人了、吵架了照样明白，甚至晚上谁家打呼噜都听得真真的。

严格地说，我居住的应该是大杂院中的“大杂分院”，是大杂院中的一排。这一排共八间房住着六户人家，每个住户对面五米外都有一个不足十平方的厨屋。大杂分院东西各设一个公共自来水龙头。摩托车、自行车、空酒瓶、蜂窝煤就堆放在厦檐下面。六根电视天线从六户人家的房前屋后竖立起来。旧砖铺设的院子里，坑洼不平。空中扯着各种拉线，有晾晒衣服被褥的，也有拉扯丝瓜或扁豆秧子的。

这个分院人口虽然密集，却非常融洽，无论大人孩子从来没有任何不愉快。召开基层干部会的时候，这个院子人口更加集中。放车子的，喝水的，问事的。镇上会议结束，管区还要留下村干部具体部署。然后，留下部分干部吃饭。那时候条件有限，下饭店还是相对奢侈的，大部分在自己家里招待。于是，猜拳行令，大呼小叫，乌烟瘴气，最后东倒西歪，醉态百出。

那时候，大家都不富裕，我家更穷。孩子小不懂事，常常到邻居家看电视。看见人家孩子穿新衣服、有好吃的羡慕得不得了了，邻居家的小三轮，闹着要骑。有一次，孩子她妈居然动手打了孩子。那一刻，我心里就像打倒碎了五味瓶。那一刻，我母亲的告诫似乎就在耳边回响。

闲暇之余，三五知己也常相聚一起，痴人说梦。

“什么时候，领到五百块钱的工资就好了，就可以舒舒服服的潇洒一下了。”

“三十多岁，没见过大海，没爬过高山，没坐过飞机，没乘过轮船，没去过北京，没到过延安。人生之遗憾啊！”

“这辈子能混到个副科级，也好对社会交代啊。”那时候还年轻，年轻人有梦是正常的。

这类梦算是具体的梦吧，若干年后，它们慢慢的都实现了。可是，有些梦似乎一辈子都没有实现，都无法实现，无论你再怎么努力。它们是抽象的梦还是具体的梦？聪明的，请你告诉我。

除了老家，这个大杂分院是最多占据我梦乡的了。有时候月亮门外买豆腐，有时候登着砖摞摘丝瓜，有时候醉倒在门口的屋檐下，有时候手舞足蹈地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