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

镐手

翻拍我上大学时的旧照片，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一、我上大学那年，出了个“交白卷”事件
1973年4月，当时我是茂名石油工业公司（茂名石化之前的名称）电工车间的工人。一天晚上的车间例会，领导传达了毛主席关于“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指示和中央恢复高校招生的文件。听了传达，知道高校招生办法是，推荐+考试。那时，大学已经好几年未实行大规模招生了，只有极少数的人被推荐上大学；改为推荐+考试的办法，无疑激起了许多青年人上大学的愿望。对照一下条件，觉得自己表现不错，又是少有的高中生，被推荐没有什么问题。关键就看考试了。
那年的高考是十年“文革”中唯一的一次设置了考试环节。从传达文件到考试，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我记得当时考试科目是四科：政治、语文、数学、理化（物理和化学），由各地自己命题。我复习的策略是，政治、语文基本不复习，就看平时的积累了；数学、理化，是重点。那时，白天要上班，晚上才能抽点时间复习；况且，从周一到周六，晚上还要开例会一个多小时；复习也不能太晚，怕影响同室的师傅休息。就这样，紧张忙碌了两个多月。那年的6月底，我参加了考试；之后，又通过了面试。那时填写上大学报名表，每人可报三个志愿。当时，在茂名招生的大学有：清华、西安交大、华中工学院等院校。我是电工，根据专业尽可能对口的原则，我第一志愿报的是华中的工企专业，第二志愿才是西安交大的热能专业；当然，还要在第四栏填报“服从分配”。我那时优先考虑的是专业对口。考试后，成绩不公布，但听说，我的考试分数是茂名市的“榜眼”。虽说我的第一志愿是华中，但交大的录取排序在前，且我填写了服从分配，故被西安交大录取了。
可就在高校招生即将结束的时候，有报纸登载了辽宁知青张铁生的一封信，且加了按语；各地一些报纸都转载了，交白卷的张铁生被称为“反潮流”英雄。因为那时，邓小平复出，主抓科技、教育，邓主张高校招生采用“推荐+考试”的办法。于是，张铁生的这封信就成了别有用心的“四人帮”攻击邓小平在教育领域搞回潮的“炮弹”。由于此事，各地接到通知，要对招生重新进行审查。此后，推迟到9月中旬，我才步入西安交通大学的大门，成为一名当时称为“工农兵学员”的大学生。 二、大学的生活单调也很充实
上大学，现在是很平常的；但在文革时期，那可是非常稀少难得的。我入读的专业是动力系电厂热能动力装置专业，班级简称热能31（3指1973年入学；1是序列号）。当时，我们班有40名学生，有10名党员（后来又发展1人），其余，大部分是团员。西安交大地处西北，故我们班的学生主要来自西北的几个省区，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此外，还有来自广东、广西的学生。刚入学，要有人负责召集同学们参加各种活动，学校指定了几个临时的班干部，由延安来的贺发全任党小组长，广州来的吴锡全任班长，我在工厂曾担任过团总支副书记，又是党员，便被指定为班级团支部书记。下面是我下载的当时西安交大校园的一些照片。 刚步入大学，每天在宿舍、教学楼或图书馆、食堂这三点之间穿梭，多少显得有些单调。然而，当你看到，在通往教学楼的校道旁的树下，有人在专心看书、默默记诵、小声朗读；下午时分，图书馆阅览室几乎座无虚席，便会让人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由于学生中有不少是初中生，所以第一学期基本都在补习高中课程。那时，受当时政治氛围的影响，各门课程均不再设置考试，但同学们的学习自觉性依旧很高，对学习都抓得很紧。
那时，文革已是后期，校园里还有大字报栏，满目的标语口号，宣示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故，下午虽不排课，但常常是三天两头要开会，要学习毛主席关于教育的指示和报刊文章；要参加政治活动，写学习体会，出大批判板报；要讨论教学改革方案，参与“管、改”活动。总之，会有较多的活动，让人感到充实。 转眼到了1974年寒假，我事前联系好了，寒假不回家，买了张车票，到北京，找在清华上大学的表哥玩。刚到北京，我就直奔天安门广场，在照相点拍了一张照片。到清华，表哥他们还没放假，但当时清华大学的政治活动比交大还要多，每天下午都有活动安排，表哥根本没时间陪我逛北京城；我只能自己骑着表哥借来的自行车逛游。

从第二学期开始，我们班成立了党支部，我被选为党支部宣传委员。我心里清楚，宣传委员的额外工作很多，要参加有关的工作会议，要在班里组织政治学习活动，要带头写批判稿、组织编墙报，......。这些事和学习上的压力，使我常常感到时间挺紧吧的。

三、为食堂制作切菜机
在大学学习，很强调自学，培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大学第二年，我们班接到一个任务，为动力系食堂制作切菜机。班党支部书记陆建华从系里开会回来，对我说，这是领导下达给我们班的任务，要求我带着几个人干。我嘟囔着说，我是电工，没学过机械设计，切菜机啥样也没见过，推脱不想干。陆说，我们班里有钳工、车工、维修工，你可以挑人，组成一个组，你牵头就是了。我只好硬着头皮应承下来。我挑了几个人，记得小组成员有：许荣华（维修钳工）、陈汉银（车工）、朱升华（保全工）、……，还有好几个在工厂工作过的。此后，陆带着我们小组成员参观了几个系的食堂，除了绞肉机，没见过有切菜机；但见到了几个青年的女厨工，每人面前一堆大白菜和几个箩筐。女厨工说，她们每天切几箩筐大白菜，好累人的。
制作小组的许荣华是我们班的“老三届”高中生，学识、能力出众，他跟我说出了他的一些构想。我根据他的构想，画了一张切菜机的草图，并一起对草图进行了反复修改。现在回想，我们当时构思的切菜机示意图如下图。大白菜由漏斗落下，被鼓轮上的筋板带向横刀，把大白菜切成条，再往下，被十来片圆刀切成块，从出口落到筐里。 由草图画出总装图，再画出零件图，其中有许多细节是需要敲定的。而这些细节的敲定，要求你必须懂得机械设计、电动机选择等相关的知识，如：切菜机鼓轮的设计与强度核算，传动、减速系统（含齿轮）的设计，电动机功率和类型的确定，……等等。这些知识涉及的课程都不在我们热能专业开设的课程之内；故，我只能恶补这些知识。好在我们专业开设了“制图”、“材料力学”，加上自己自学的机械设计的一些知识，最终由我完成了切菜机的总装图。在此期间，我们每天晚上到系食堂办公室绘图。食堂管理员吩咐值夜班厨师为我们做夜餐，这让我们参加制作的同学感到挺满足的。
切菜机的关键部件是鼓轮，要用铝合金铸造，再上车床车削。西安交大有铸造专业，也有对口的工厂，故很快就铸出了两个，由陈汉银负责带到机械厂里进行车削加工。许荣华是维修钳工，切菜机装配由他带着同学做。许还会钣金，为切菜机用白铁皮做了个漏斗和外壳。我的数学与力学功底都不错，且当过电工，由我计算出切菜机的转动惯量，选择确定了电动机的类型和功率。在我们制作小组的努力下，切菜机终于造出来了。第一次试机，我检查了电机的的绝缘与转向，确认无误，合上电闸，切菜机运转起来。炊事员从漏斗投入大白菜，碎片从出口飞快地抛出，切菜机试制成功了。有了切菜机，大大减轻了厨房炊事员的工作量。以后，我去食堂吃饭，有几个认识我的厨工，都会热情地与我打招呼。 照片是制作小组的几名同学在学校图书馆前拍摄的。 四、坚持锻炼身体
上了大学，我总是想，要完成三年半的学业，身体是很重要的，故，从入学开始，我每天早上坚持去体育场跑步。 下午不排课，4点之后，大家会陆续从图书馆、教室里出来，到操场、体育馆、篮球场活动。开始，我喜欢打乒乓球，但自己的实力与班上的高手袁同学有差距，很难赢他，人多的时候，打了一盘，就得下来排队等候，很不过瘾，就去得少了。再就是打篮球，我们班的张永乐是校队的，个子高，水平也高；班里以他为核心，组织的班篮球队，与外班打，成绩也很不错；只是我的篮球水平很差，只能做观众。 故，我只好另辟蹊径，找适合自己的活动。校园里有个旋转梯，玩的人不多，我试着去玩，开始转不起来，玩得多了，可以一口气转八、九十圈。 学校体育馆后面，有个游泳池，我办了一张证，游泳池开放时，每天去游泳。进入10月份，游泳池便停止开放了，但我发现游泳池里面的水是不排放的，且场子空荡荡的。我想，进去游泳如果有人阻拦，了不起再上来就是了。于是，我经常翻墙进去游泳。北方的秋季，天气已经很冷了。开始时，我每天游600米；后来逐步加码，每天游1000米。有个体育老师发现我经常去游，也没有阻止我，还教我游自由泳的正确姿势。有一天，我约了同学王若亮帮我游泳计时。我在水温10来度的水里游了1500米。那天天气很冷，刚下水时，感觉水像刀子一样，刺入骨头里；游了一段，又感觉浑身发热；游到最后，感觉冷得手脚有点麻木了；但还是坚持游完了1500米，上水后冷得直不起腰，裹上大衣暖了好几分钟，才逐渐缓过劲来。王若亮告诉我，游1500米总共用了约33分钟。要好好感谢王若亮，他能耐心地看着我游那么长的时间。由于坚持游泳，我的体能变得很好，以致后来去湖南湘潭实习，我敢一个人横渡江面宽约六、七百米的湘江一个来回。后来，班党支书陆建华来我们这个实习队，他听说我横渡了湘江，要我陪他再游一回，我答应了；就这样，我们两人又一次横渡了湘江。
这张照片，是我们几个好友同学，五一节去华山游玩，在山上拍的。 五、下厂实习与学农活动
那时，遵照毛主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我们几乎每学期都有一次（约一个月）下厂实习或农活动。我回想了一下，在交大三年半的时间里，我们去了6个地方开展实习和学农活动，有：陕西略阳电厂，西安某机械厂，陕西户县农村，武汉青山热电厂，天津汉沽第57列车电站、湖南湘潭第24列车电站。
大学的第二年，我们要到陕西户县开展学农活动。学校要求，学农不光是和农民一起参加劳动，还要搞社会调查，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大好形势。班党支书陆建华从系里开会回来对我说，宣传不是干巴巴地读报纸，要有声有色，要演一台节目，占领农村的社会主义文化阵地。我是班党支部宣传委员了，这项工作理所当然地由我来负责。一个班，搞一台节目，是不那么容易的。但是，这是政治任务，一定要干，而且得干好！我们班在入学头一年，为了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曾办过一个联欢晚会，晚会上有表演唱、舞蹈、学唱样板戏、诗朗诵、快板、三句半、器乐演奏等，说明班里还是有一些爱好文艺的同学，搞一台节目并不是没有可能。我把班委的文娱委员吕丽娜找来，与她商量节目筹划的事宜。吕在上学前肯定在文艺宣传队待过，在班里的联欢晚会上，她跳了段独舞，舞蹈中的探海、翘头、平转、踢腿等一连串动作，做得舒展自如、干净利落，显示出良好的基本功。我告诉吕，其实我也并非是门外汉，我曾经在单位的文艺宣传队待过，上过舞台，我们还是有能力共同办好这一台节目的。 吕丽娜根据联欢晚会的底子，把节目拼凑的差不多，但似乎仍缺少个能压台的。于是我把自己曾在单位宣传队演过的秧歌剧“军民曲”搬出来了，我凭着记忆把台词和曲子全写出来了。秧歌剧其实就是小歌舞剧（那时还没有小品），这个剧只有三个角，女军医、金大叔、李二婶。内容是解放军医疗队军医为老工人金大叔和李二婶的孩子治好了病，为表示感谢，金、李携鸡蛋、鸡去慰问解放军，被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女军医巧妙地送还。在当时，该剧是挺新颖且有看头的；排起来，也不困难，配乐也很容易。我想好了角色分配：我演金大叔，吕演女军医，挑来挑去，选高云芳演李二婶。可高怎么说也不肯，最后吕答应跟高换个角色，高才答应了。乐队也好解决，王若亮吹笛子，郭宾拉二胡，陆建华拉小提琴，......。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排练，我们一个班居然也排出了一台节目。在去学农之前，“军民曲”这个节目还在学校小礼堂进行了预演。到户县学农时，我们在村子里的场院上摆开场面，进行演出。演出之后吃晚饭时，房东对我说，你们交大学生演的戏还挺有意思的。下面的这张图片是我在网上截图获取的，与我们当时的演出情景有些相似。 1975年底，我们热工组的同学到武汉青山电厂实习。为迎接1976年新年，青山区要搞一次文艺汇演，要到区内各大单位去挑选节目。青山电厂领导希望我们西安交大实习队也出一个节目。实习队带队老师跟我和吕商量，把秧歌剧“军民曲”报去演。缺军医这个角色，由林建萍顶替。彩排时，青山区来了个管文艺的女干部来观看并挑选节目，她挑中我们的“军民曲”。不过，她说，女军医一角表演有点弱，最好换一下。由于是代表电厂去演出，厂里派了他们最好的演员小张来替换林出演女军医一角，能看出小张表演能力很强，由她出演当然好啦。元旦前一天的晚上，汇演在青山区的一个大剧场里进行。演出前，我看了一下节目单，发现我们这个节目竟然被组织者作为压轴戏，排在了最后。我们开演了，由林建萍担任乐队指挥。我们三个角在台上演得也很卖力，小张演的女军医活泼机灵，吕演的李二婶热心泼辣，我演的金大叔诙谐敦厚。演完后，我听到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们这个节目还挺受欢迎的呢！ 六、参加重大的科研项目
到了大三，因为专业课实在太多，我们班分成了锅炉、汽机、热工三个组，分别侧重学习有关的专业课程。我分到了热工组，并担任组长。当时，我们这个组参加了一项国家的重大科研项目。那时国家需要大量进口钢材，为此，毛主席圈阅同意在武钢引进国外的一米七大型轧钢机。大型轧钢机工作时，将产生巨大的冲击负荷，需要有一个大容量的电网和火电厂；而当时担负向武钢供电的湖北电网和武汉青山电厂都不能满足此轧钢机的要求。为此，国家设立了多个科研项目，分别由清华、西安交大等院校和科研单位承担。其中由西安交大热能教研室、西安热工所和湖北中试所共同承担的项目就是提高湖北青山电厂锅炉燃烧的自动调节水平。下面的照片是科研项目组成员在交大校门口拍摄的。 锅炉的燃烧和水位自动调节系统，主要有比例、积分、微分三个调节参数。如何设置这三个参数，使之在遇到冲击负荷时，自动调节系统能使锅炉的水位和燃烧在短时波动后很快恢复正常，这需要做大量的试验。显然，这项试验是不可能在现场用锅炉实体来做的；只能在实验室用计算机和调节器组成一个模拟调节系统，通过多次模拟试验完成。当时我们学生的一个任务是，将在现场获取的锅炉调节对象的飞升曲线用计算机模拟出来。我们当时的教材中没有提供方法，老师要求我们自己去图书馆查找，老师只提出了计算的精度要求，且最终以模拟出的曲线与现场获取的曲线高度吻合为达标。我通过努力，在图书馆里查到了有关的计算方法。但是，计算涉及大量的4位数的乘法、平方计算，当时没有电子计算器，用计算尺达不到精度要求，用算盘速度太慢，且极易出错。故，我们当时只能用按键式机械计算器来完成。现在看这机器是土的掉渣，可当年我们要轮流使用，有时还要排队等候。就这样，我们经过描点、读数、计算、列表、汇集等一系列过程，奋战了约一个星期，终于把所有对象飞升曲线的传递函数计算出来了。
可是，在上机模拟过程中，并不顺利，有几条曲线总是发生溢出问题，模拟不下去。老师试了几个法子也没有解决，老师征询我们学生的意见。小组的同学多数对模拟计算机知之不多，一时间没有人吱声。我跟老师做模拟计算机的排题（即编程）略多一些，看到冷场了那么久，就说了一个方法，被老师当场否决了，可能老师已经试过了。后来，我又说了第二个方法。我说，一个二阶的飞升曲线，以平方的速度上升，在某个瞬间上升很陡峭，因而产生了溢出；如果把这个二阶过程化成两个串接的一阶过程，两个一阶过程在运行时，尽管速度很快，其峰值不会出现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就有可能避开溢出。可不可行呢？试试再说。后来，我们把几个会溢出的二阶的传递函数分解成两个相乘的一阶函数，老师再用这些一阶函数构成的排题图去试，就成功了。这样，我们将所有飞升曲线都成功地模拟出来了，为这个科研项目做出了贡献。下面的照片是我们这个项目组的师生和工程技术人员在教研室计算机室的合影。实验室照片里我们身后的模拟计算机，据老师说，是日本在中国展出后留下的，当时是国内最先进的，国内只有2台，一台在清华，一台在西安交大。 之后，我又协助实验室高老师，在邮电局找了一条通讯电缆，解决了模拟计算机与室外控制设备的连接问题。具体的电缆敷设与线路连接工作，是我和闫凯峰两人完成的。 七、到天津汉沽实习遭遇大地震
1976年6月，我们热工组的8名学生到天津汉沽区的第57列车电站实习。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协助老师辅导参加集控培训学习的工人。集控培训结束后，照了一张集体照，标题栏写的日期是1976年7月27日。照相后，老师和3名同学就先离开了汉沽；因为汉沽是个小站，火车票有限，故我们还有5人留下来了。我留了下来的一个原因是，我是组长，要负责把8个学生的行李运到火车站办托运。电站因用车紧张没办法派车，别的同学都不会骑三轮车，故只能由我骑三轮车去办。同时留下来的还有沈前勇、张秋生、李文武；女生也需要留一人照看行李，吕丽娜留下来了。我们计划第二天再乘坐火车走。

但就在这天夜里，也就是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发生了地震。一场震撼世界的7.8级大地震将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给震毁了。而我们留下来的学生所在的汉沽区，距离地震中心仅几十公里，与这场巨大的灾难不期而遇。

7月27日晚上，行李托运了，没有任何铺盖，我们只能睡在光光的木板床上，我找了块砖头垫上书包作枕头。天气很热，没有铺盖也无所谓了，只是有蚊子，使人睡不实。睡到半夜，也就是7月28日凌晨2点左右，我看到李文武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就问，“干嘛不睡了？” 李说，“蚊子太多了。”我看了一下手表，说，“还早呢，用衣服蒙着头再睡一会吧。” 我们事前计划好是5点起床，6点出发赶火车。
又过了一会，朦胧中听见旁边食堂的炊事员开始做饭了，这些天津大妈一边干活还一边大声说着话、哼着歌。这时，我睡的床突然剧烈地震颤起来，此时我脑子里马上闪过了前一些日子党员会传达天津市委的指示“……，若发生地震，党员要组织群众疏散……。” 我大喊了一声“地震！快往外跑！” 同舍的4个人都一骨碌跳下床，冲到门口；可是平时很好开的门，这时却怎么也打不开；我们有的扒上面的门缝，有的拽下面的把手，生拉硬拽地把门打开了，4个人都冲到了房子外面。大地这时由上下跳动变成了左右晃动，我们像在一个巨大的荡桥上，被摇晃得踉踉跄跄站立不稳。周围原本很平静的盐田海水，此时也像潮水一般时起时落。远处有个化工厂的厂房发出又红又绿的火光，交织着传来了轰隆的坍塌声，真是天崩地裂，景象十分恐怖。
突然，我想起来，实习队还有女生吕丽娜留下来了，她没有了行李，应该就住在电站女工的宿舍里。我朝那片房子跑去，一边跑，一边声嘶力竭地喊着她的名字。令人焦急的是，这片房子外面竟然没有一个人跑出来！房子虽然还没有塌，但保不住随时可能塌。我继续一边跑一边不停地呼喊着，这时从一间房子里传出了吕丽娜的声音。我跑了过去，帮助打开了门，看见人没事，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下了地，但仍忍不住责怪道，“怎么不快点出来？逃命要紧啊！” 吕嘟囔着，“要穿衣服哦，我是女生哎，哪能跟你们男生一样？！”这时我才注意到，自己是穿着一个大裤衩、光着脚到处跑的。后来我听说，我们所处的地方的地震烈度为11度。真是不幸中的万幸，我们住的这片平房因为在海边，墙缝是用水泥砂浆砌的，很坚固，虽然到处是裂缝，却都没有倒塌。我们留下来的5个人，除了李文武的脚被玻璃划伤外，其他人均安然无恙。
天渐渐亮了，并下起了雨。电站职工找来了帆布，在篮球场上搭了个棚子。我们冒着危险进入房间，搬出长条凳和床板，这样就有地方坐了。我们都龟缩在棚子里，有人打开了半导体收音机，可是什么相关的消息都没有。电站派到区委的联络员回来了，说附近有个农村没有一个人去报告情况，可能灾情很严重，区委要求电站立即派人去救援。
我和沈前勇是党员、张秋生是入党积极分子，我们都很健壮，加入了电站的抢险队，跑步前去救援。在去抢险的途中，我们看到的都是一片废墟，有些房子即便没有完全倒塌，也是残垣断壁，像车库一样；公路上到处有裂缝，还不时地看到地下冒出的一堆堆小沙丘。看到这些景象，我心里不由得想：“万幸啊万幸！我们住的房子没有塌！”
到了指定的村子，我们被眼前的惨象惊呆了，整个村子已被夷为平地，竟然没有一间不倒的房屋。在一处废墟上蹲坐着一个少年，目光呆滞地看着我们。这里农村的房子，墙是用土垒的，屋顶没有瓦，是在屋梁上铺上芦苇竿后再压上厚厚的土。这种房子倒塌后，即便没有被砸死，人也会因被埋久了窒息而死。我们根据少年的指点，在可能有人的地方开始了挖掘。我们先用铁锹挖，不能用锹了，就用手拼命地刨土，拽出芦苇竿，挖出一个缝隙，然后钻进去伸手去探，试试哪里有人。在救援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一次较大的余震，我们不得不从缝隙中撤出来，等到不震了，再继续干。我们终于从缝隙中，找到了一个人，等到移出来后，发现人已经死了。这是一位老人，因为头部被击而亡，脸上满是血水、脑浆和泥土。远处，路边停靠着一辆卡车，可能是运尸的。我是党员，我没有犹豫，我接过别人递来的床单布，把死者的头包起来。我抱着死者的身子，张秋生抬着脚，在坎坷不平的废墟中趔趔趄趄地步行了一段路，把死者搬上了卡车。紧张的抢险之后，我感到了腹中饥饿、嘴巴干渴、浑身疲软。
抢险回来后，我喝上了一碗大米粥，而整个白天也就喝过两碗粥。晚上，大家都挤坐在帆布棚里。我们住的地方，周围是盐田，这时海水已经漫过了大棚所在的地面，脚下到处是水，晚上没有办法睡觉，大家互相依偎着坐着打盹。断电了！断水了！这使列车电站的职工、家属以及我们这些外来人员的吃、喝、住成了严重的问题，如何撤离灾区成了我们最忧虑的事情。在这危难时刻，我看到了电站党组织的坚强有力，群众把党组织当作主心骨，服从指挥，遇灾难而不慌乱。震后第三天，电站党总支书记在他们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我们外来人员每人准备了一啤酒瓶的水和一个炊饼，并派一辆卡车送我们撤离。我、沈前勇、张秋生、吕丽娜上了车。李文武因脚有伤，不宜行走，准备随某电校的学生一起乘客车撤离。 我们乘的汽车向南朝着塘沽方向，在处处是裂缝、陷坑的公路上小心奕奕地驶着。大约驶了20多公里，车无法再往前开了，于是，我们下车改为步行，继续往前走。大概又走了十来公里，我们来到一条大河旁，过了河就是塘沽区了，那里震情没有那么严重。河上停靠着几艘很高大的木船，木船船尾与岸边有一块踏板连着，灾民们争先恐后地挤着上踏板。我们几个人趟着水走到船头，我让沈前勇踩着我的肩膀爬上了船，再把张秋生拉上船；然后我把吕丽娜托起来，让上面的男生把她拉上去；最后是我，我平时练引体向上，我那时可以拉引体向上拉到腹部，我一蹭一撑就爬上了船头。我们到了塘沽，在灾民救济处吃到了一份久违的热饭。
7月31日，塘沽到天津市区的火车通了，我们乘上了震后塘沽站发出的第一趟火车。火车开得很慢，甚至比窗外我见到的牛车还慢，但我们终于撤离了灾区。
到了天津，车站的大喇叭广播说，天津到各个方向的火车均停开了，晚上只有开往北京的列车。我们在车站广场上等候着乘这趟车。夜幕降临了，我们几个又累又饿，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睡了。我没有睡，我在注意听车站的消息广播。车站的警报器隔一段时间就会拉响一次，在提醒着人们，危险还没有离去。
后来，我们5个人终于都安全到了北京。我们在北京分手，回了各自的家。在北京，我给教研室主任发了一封航空信，报告了我们几个同学遇险、参加抢险、平安脱险的情况。
这段回忆我曾单独出过美篇。图片是在网络上截图获取的。
八、毕业啦
1976年12月，完成了大学三年半的学业，我们毕业啦！
我们在交大的校体育馆前，照了这张毕业照。全班40人，一个也没落下。现在看照片，感觉当年真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大学，作为国民教育的高地、才俊培养的起点以及科技创新的场所，在建设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肩负着重大使命。当年三年半的大学学习生涯，使我不仅掌握了一定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学习能力，丰富了个人见识，提升了思想站位。工农兵上大学，是毛主席在教育改革方面所进行的一次尝试，工农兵大学生是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招生方式也在不断革新，但毛主席关于教育改革的许多重要思想仍在延续。 岁月如梭，光阴荏苒。2006年，大学毕业三十年后，我们西安交大热能31班的同学，相约在广州聚会。金秋送爽，碧空万里，我们在五羊雕塑下拍了这张集体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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