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食

踏着星星走来 书海行㬢

四、食

箪食瓢饮承家暖

菜根滋味砺少年

从偏僻的农村学校踏入城市校园，城乡差异的鸿沟曾横在眼前。幸而国家那时对农村来的学生有特殊补助，学费、书费、住宿费全免，才让我得以安心求学。

学生食堂里排队打饭的光景，如今已成泛黄的记忆。彼时“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方针落地，农村形势日渐好转，农民手中终于有了余粮，而我们在学校用的全国粮票，正是靠着家里卖粮换来的。

换粮票的流程繁琐又磨人：先由学校开具证明，再经县粮食局批准，每人每月按每天9两的定量，可换27斤全国粮票。粮站收粮要扣除10%的杂质，33斤左右的粮食才能换得30斤粮票，这折扣比例的松紧，全凭过磅员的一句话。为了这薄薄一沓粮票，全家人省吃俭用，父亲每月都要背着攒下的粮食，徒步几里路去韩张镇粮管所。遇上过磅员挑剔粮食的种类、干湿、杂质，他就得往返折腾好几次才能办成。捧着那浸满家人汗水的粮票，我心里清楚，自己吃的是全家的口粮，沉甸甸的愧疚总压在心头。

在学校能吃上白面馒头，已是天大的喜事。在家时，平日里能喝上一碗粗粮稀饭就算烧高香了，唯有春节时，家里才会蒸上几个白面馒头。那喷香的味道勾得人直流口水，可我从不敢偷吃——馒头的个数都是有数的，我一遍遍告诫自己要懂规矩、守本分、顾名誉，这份克制，竟真的守住了一个少年的底线。

学校的定量是每天9两，一月27斤。早餐一两汤配一个一两半的馒头，早晚各二两五，中午四两。正值长身体的年纪，这点粮食哪里够吃？有时盯着蒸笼里暄软的馒头，心里馋得慌，可转念一想，多吃一个，月底就要寅吃卯粮，只能恋恋不舍地回头，饿着肚子离开食堂。

姐姐讲起1965年夏天的那场雨，至今想来仍让我后怕。那天父亲出门时还是晴空万里，换完粮票刚走出粮管所大门，霎时间电闪雷鸣，瓢泼大雨倾盆而下。父亲第一个念头，便是家里的堂屋。

那座瓦房的墙基，不过是十层砖的高度，其余墙面全是泥土墙。每逢刮风下雨，雨水冲刷得后墙千疮百孔，每年春天，家人都要赶着用麦秸和泥，给后墙重新抹上一层。原本攒着钱打算买薄方砖“砖表后面”——这是农村人省钱的法子，多数人家都这么做——可还没来得及修缮，大雨就来了。

土墙经不住雨水浸泡，一旦塌陷，后果不堪设想。我后来听爱人讲起，她未出嫁时，家里也曾遭遇过这样的雨夜：后墙突然倒塌，房屋落架，好在南墙没倒，她和母亲、哥哥的床靠着南墙，被大梁护住才幸免于难。那时她才8岁，哥哥吓得不知所措，母亲让她去三里外的供销社找父亲。她毫不犹豫地拿起伞和手电筒，冒着特大暴雨深一脚浅一脚地赶路，雨水如柱，四处是水，走几步就蹲下来辨认道路，那份勇敢，连我都忍不住佩服。那时候的农村，大雨天墙倒屋塌伤人的事，屡见不鲜。

所以家家户户都会预备两样“宝贝”——两捆三丈高、六丈宽的高粱秆编制的“围脖”。一旦天降大雨，男人们便会扛着这“围脖”冲到堂屋后墙，立起来摊开，挡住肆虐的雨水。

父亲惦记着家里的土墙，惦记着母亲和姐姐根本扛不动的“围脖”，哪里还顾得上躲雨？他弃了大道，抄近路在农田里飞奔，谁知一脚踩空，竟跌入了一口枯井。井里满是淤泥，人一陷进去就越挣扎越下沉，冰冷的淤泥瞬间漫过头顶，父亲只能拼命挥舞着双手，意识渐渐模糊……

苍天有眼，危急关头，韩张镇西街看瓜棚里的人瞥见了井里的动静。那人起初以为是有人趁雨天偷瓜，急忙跑过来查看，才发现是已经休克的父亲。看瓜的王大爷，立刻喊来附近生产队看瓜的瓜农，众人七手八脚把父亲抬到床上，头朝下按住肚子控水，又掐人中急救。一番忙活后，父亲终于悠悠转醒，右手还死死攥着衬衣上兜——那里装着给我换的粮票。

这时大家才认出彼此。父亲早年是四区秘密地下工作者，街面上的人大多认识他，不少人还是经他介绍参加了八路军。这位王大爷，便是其中之一，他是三等残废军人，平日里常和父亲一起饮酒叙旧，两人交情深厚。后来父亲常念叨着王同喜大爷的救命之恩，叮嘱我们要世代铭记。

父母为子女的付出，从来都是悄无声息却重逾千斤。正是“父母就是在世佛，何必千里拜名山”，这份恩德，我们穷尽一生也报答不尽。

有时实在抵不住饥饿的诱惑，多吃了一个馒头，月底的口粮就会捉襟见肘。无奈之下，我只好厚着脸皮去总振叔家“化斋”。那时正批判赫鲁晓夫口中的共产主义是“土豆烧牛肉”，可到了总振叔家，总能吃上大米饭配肉浇头，那滋味，在我看来，比“土豆烧牛肉”不知好上多少倍。叔和婶子还有三个孩子，大的才上小学，婶子没有工作，家里生活也很拮据，但是仍然把节省下的细粮或粗粮留给我，我把带回的面粉，交给学校厨房师傅蒸成方馍，才算勉强填补了口粮的亏空，总振叔一家的恩情，我至今没齿难忘。

吃饭时，从没有吃过炒菜，因为贵，有限的钱花不起。感到能吃上白面馍就是天大的口福，几口吃完，那用吃菜，喝汤时偶尔最多买一分钱的咸菜。特别第一次吃卤面，感到好吃极了，但是，不能这么吃，买二两或一两一两的买，每次再倒满开水，这样当面条喝能填饱肚皮。

为了填饱肚子，我们也琢磨过不少法子。师院大门西侧有个蔬菜商店，每天傍晚都会剩下些磕碰腐烂的西红柿，一堆三五个，只卖三分钱。我和张国宪常常去买，捧着这些带着瑕疵的西红柿狼吞虎咽。那时听人说，大学里的上海籍女教授常压榨苹果汁喝，喝完就把果渣扔掉，我们俩不禁唏嘘不已——在饥肠辘辘的穷学生眼里，那果渣都是难得的美味，实在无法理解这般“奢侈”。

年少时，也曾有过一次算不上光彩的小插曲。有一回，我们几个人在学校西边的蔬菜园散步，路过马棚时，发现大缸里装着黑豆。大家都啧啧称奇，觉得马的伙食标准竟比人还高，忍不住每人顺手抓了一把，想着煮或炒来解解馋。可寝室里没有厨具，希望成了泡影，最后只好把黑豆集中起来，悄悄送回了马棚。

真正算得上“创举”的，是夜煮白菜。我们寝室的同学都来自农村，境遇相仿。有个周六，打完篮球后又累又饿，肚子饿得咕咕叫，却没一点吃的。不知是谁提议，去菜棚捡些被剥下的白菜帮子煮着吃。这话一出，大家立刻响应，有人去捡白菜帮子，有人找来半个豁口的瓦盆，简单冲洗一下，就在寝室里生起火煮了起来。没有油盐酱醋，一锅清水煮白菜，我们却吃得热火朝天，一扫而空。这样的经历，前后也就三四次。后来有人忍不住抱来了几棵完好的大白菜，大家顿时警醒——这已经算得上“偷”了，此风绝不可长，若是放任下去，指不定会犯什么错。于是，这场“夜煮白菜”的冒险，便就此打住。

那些年的粗茶淡饭，裹着家人的惦念、乡邻的善意，更藏着少年人贫贱不移的骨气。饥饿磨不去心底的暖，清贫也浇不灭向上的光，正是这些带着烟火气的艰难与坚守，才铸成了往后岁月里，最珍贵的精神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