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洞庭东山的双璧：壑舟与安隐的园墅春秋

持之以恒

引子：湖光山色里的文化坐标

太湖之滨，七十二峰如青螺浮水，其中洞庭东山宛若一枚嵌在波心的翡翠，向东南伸出半岛的臂弯，将浩渺烟波与温软岸线拥入怀中。这里既是茶香四溢的碧螺春原产地，也是吴中文化的活态博物馆。自唐宋以降，无数文人雅士在此卜居，将湖山的灵秀与书卷的墨香糅合，营构出一座座承载精神世界的园墅。在这些散落于巷陌山坳的园林中，杨湾朱巷的壑舟园与陆巷的安隐园犹如双璧，一显一隐，共同诉说着明代江南士大夫外适内和的生活哲学。

第一章 壑舟园：才学如海，心似孤舟

一、山壑筑园：王鎜的退隐选择

明成化十年春天的太湖，风比往年更柔，东山岛上的梅树正褪去残红，新叶在枝头舒展如掌。在杨湾朱巷的一处缓坡上，木匠的斧凿声与石工的号子应和着浪涛，一座园墅正从山石草木间生长出来。园子的主人王鎜，时年四十有二，青衫布履，眉宇间凝着书卷气，却无半分官场沉浮的焦灼。

王鎜𡿨非王鏊＞出身东山望族，祖上曾出过举人，家学渊源深厚。他自幼聪颖，五岁能属对，十岁通经史，弱冠之年便以文采名动吴中。成化五年，他赴京参加会试，主考官见其策论识见超迈，笔力雄健，本拟取为进士，却因他在殿试策中直言吏治之弊，在求治太速而扰民太甚，触怒了急于彰显政绩的宪宗皇帝，终被抑置三甲末位。放榜那日，同科进士们弹冠相庆，王鎜却独自登上了西直门城楼，望着北方连绵的燕山，忽然生出一种身如转蓬，心似飞絮的疏离感。三日后，他递上辞呈，携妻儿南归，从此绝意仕进。

回到东山，王鎜并未如族人预期的那样闭门读书，而是遍访湖山，最终在杨湾朱巷觅得这块左挹青山，右临曲港，前对三山，后枕松径的宝地。他亲自规划园址，以藏为核心。主厅听涛阁半隐于古樟之后，推窗可见太湖帆影，却需转过三折回廊方能抵达。书斋抱朴堂筑于石台之上，四周遍植翠竹，风过处琅玕作响，恰似天然书声。最妙的是园中央的泛月池，引山泉而成，池形如一叶扁舟，池畔叠石为岸，种有数株斜倚的老梅，冬日雪落，疏影横斜，真如孤舟泊于山壑之间。

世人皆以舟行水上为游，吾独以园藏山为舟。王鎜在壑舟自记中写道，宦海风波，险于巨浪。心湖澄澈，方是安宅。此园非吾所筑，乃天地予吾之舟，以避俗尘之雨，载林泉之趣。这便是壑舟之名的由来，不是以人力造舟，而是借山壑为形，以心为楫，在喧嚣之外划出一方精神的栖泊之地。

二、群贤毕至：文坛雅集的巅峰时刻

成化十二年秋九月九日，是壑舟园落成的吉日。这一天，东山港的渡船往来频繁，从苏州城、无锡县乃至更远的地方，驶来一艘艘画舫，舫中坐着的皆是吴中文化圈的核心人物。有明四家之首的沈周，有吴中四才子中的唐寅、祝允明，有官至户部侍郎却常自称震泽老渔的王鏊，还有文徵明、蔡羽等一众文士。

园门悬着红绸，门楣上是王鏊手书的壑舟二字，铁画银钩，透着金石气。入门处，沈周已支起画案，他时年五十，须发皆白，却目光炯炯，正对着泛月池与远处的太湖出神。待众人到齐，王鎜捧出园主之礼，一壶用今春头采碧螺春泡制的茶汤，茶烟袅袅中，他拱手道，诸君驾临，蓬荜生辉。此园初成，如赤子待哺，还请诸公赐以笔墨，使其不至枯寂。

沈周闻言，提笔饱蘸浓墨，在宣纸上挥毫。他先以淡墨勾出东山轮廓，再施重彩点染太湖波涛，然后细致描绘园中景致，古樟的苍劲、回廊的婉转、泛月池的月牙形、听涛阁的飞檐，最后在池心添上一叶小舟，舟上隐约有一人抚琴，衣袂随风。画作既成，题曰壑舟图，落款白石翁沈周，钤印启南朱文印。王鏊拊掌赞叹，此图不独状园之形，更传园之神。观其笔意，如见王君坐舟中，心与山游，神与物契。

接着，王鏊取出素笺，为园作记。他的壑舟记以骈散结合之体，先述园之位置与环境，再赞王鎜的品格。王君少负隽才，蜚声场屋，然性本爱丘山，视轩冕如敝屣。筑园非为炫富，实以养恬。命舟不系于水，而系于心。其所以名壑舟者，盖取庄子虚舟之意，又参以谢朓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之境，可谓善师古而能化者也。记文最后以山有壑，壑有舟，舟中有心，心远地偏，乐可知也作结，将园的精神内核点得透彻。王鏊，字济之，号守溪，苏州府吴县人。成化十一年会试中式，廷试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累迁侍读学士、礼部右侍郎，正德初入内阁，晋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为官清正，学问博洽。嘉靖初，以年老致仕，告老还乡，归居东山，优游林下，常与地方文士唱和。

随后，唐寅笑吟吟地站出，他时年二十七，尚带几分狂放之气，却对王鎜的退隐深表认同。他即兴口占一绝，太湖三万六千顷，都在先生一壑中。不是扁舟能载酒，只缘心远地自空。祝允明则挥笔写下长诗，中有王郎本是烟霞客，偶向尘寰寄行迹。筑室不嫌山势偏，栽花偏爱石根碧之句，既写园景，更写园主的隐逸之志。文徵明虽未当场赋诗，次日却送来一幅小楷归去来兮辞，笔法端严，与园的气质相得益彰。

这场雅集，留下的不仅是壑舟图、壑舟记和满壁诗章，更奠定了壑舟园作为吴中隐逸文化地标的地位。此后数十年，凡有文人过东山，必访壑舟，或题咏，或雅集，使这座园墅成为连接官场与江湖、世俗与精神的文化驿站。

三、岁月流转：从私园到文化记忆

正德年间，王鎜（非王鏊）去世，享年八十一岁。他一生未再入仕，只在园中度过四十年春秋，临终前将园传给次子，嘱其守园如守心，不可改其本真。嘉靖以后，倭寇侵扰东南沿海，东山虽未遭兵燹，却因海禁而商路受阻，王氏家族渐趋式微，壑舟园也多次易主。万历二十三年，著名旅行家王世懋游历东山，在二酉委谭中记载，壑舟园虽已非王氏所有，然古木犹存，回廊未圮，泛月池水仍清冽可鉴。沈石田之图，王文恪之记，尚悬于听涛阁中，墨色如新，令人想见当年文宴之盛。

入清以后，园景逐渐荒芜。康熙年间，有地方官欲重修，却因资金不足而作罢。乾隆下江南时，曾问及此园，随行文人具奏其历史，乾隆叹曰，如此高人，如此名园，竟至零落，惜哉。遂命地方官略加葺治，但此时的壑舟园，已非全貌，仅存听涛阁、泛月池等几处遗迹。至民国初年，园中古樟被伐，回廊倾圮，唯余断壁残垣，在野草丛中默对太湖。

如今，在杨湾朱巷的民居间，尚能寻到几块刻有壑舟二字的旧石，以及当地老人口中代代相传的故事。

第二章 安隐园：晚明风骨，静守流年

一、陆巷深处：王铭的择地而居

与王鎜的早退不同，安隐园的主人王铭，走的是一条晚隐之路。他字仲和，号玉屏，生于明嘉靖二十年，比王鎜晚了近一个甲子。王铭的家族在陆巷经营盐业，家资颇丰，却因父亲王良佐好义乐施，家道中落。他早年也曾热衷功名，隆庆四年中举，任过浙江淳安知县，在任期间减赋税，兴学校，平冤狱，颇有政声。然而，万历十年张居正夺情事件后，朝局大变，党争日烈，王铭目睹同僚因直言被贬，百姓因新政失所，渐渐对仕途心灰意冷。万历十五年，他以母老乞休为由辞官，时年四十二岁，正是人生壮年。

王铭的归乡之路，走得比王鎜更为沉重。他从杭州出发，沿运河乘船，一路所见皆是饥民的身影。船过太湖时，狂风骤起，几乎倾覆，他却望着颠簸的船舱，忽然悟道，身在宦海，正如扁舟破浪，今日归田，方知何处是岸。回到陆巷，他没有立即筑园，而是在村外的凤凰山脚下结庐而居，每日登山临水，读书课子，过了整整十年闲云野鹤的日子。

万历二十五年，王铭的母亲去世，他在守孝期满后，决定正式营建园林。选址之时，他拒绝了族人推荐的繁华地段，坚持选择了陆巷西郊的一片三面环溪，一面靠山的荒地。他对工匠说，园不必求其广，惟求其静。景不必求其奇，惟求其真。我要的不是一座炫耀财富的亭台，而是一个能让心安静下来的所在。于是，安隐园的设计，处处体现着减法的智慧。没有宏大的门楼，只有一道竹篱柴扉。没有堆叠的假山，而是顺应地势，稍加平整，露出天然的岩石纹理。水池不大，名为洗心潭，引溪水而入，水清见底，可见游鱼碎石。主体建筑是一座名为守拙堂的三楹瓦屋，梁柱皆为原木，不加髹漆，散发着淡淡的桐油气息。

　

二、园居生活：耕读传家的日常诗意

安隐园的落成，没有壑舟园那样的文人盛会，却有着更为绵长的生活气息。王铭在安隐园记中写道，晨起推窗，闻鸟鸣于林。暮归策杖，看霞散于水。春则莳花，夏则纳凉，秋则赏月，冬则围炉。课子以经史，会友以清茶，不涉时务，不谈荣利，此所谓安隐也。这种安隐，不是消极的避世，而是主动的选择，在功名利禄之外，建立一种自足、自洽的生活秩序。

园中生活，以耕读为核心。王铭在园后辟出一块菜畦，亲自动手种植蔬菜，虽是士绅，却不耻劳作，常对儿子说，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自己种的菜，吃起来才香。他的书房味象斋中，藏书数千卷，却无珍本秘籍，多为论语、孟子及历代山水诗集。每天午后，他会在院中的桂花树下展卷，读到会心处，便提笔批注，或与来访的友人讨论。文徵明的曾孙文震孟曾在日记中提到，访王玉屏于安隐园，见其坐石上，手持陶靖节集，面有喜色，问之，答曰，此老胸次，如秋水芙蕖，可医俗肠。

安隐园的另一特色，是对四时之趣的极致追求。春日，园中遍植牡丹、芍药，王铭会邀请邻村的塾师、药农来园中雅集，赏花之余，谈医理，论农事，打破士庶与平民的界限。夏日，在洗心潭边设竹榻，备上清茶与冰镇的西瓜，听蝉鸣阵阵，看蜻蜓点水。秋日，天高气爽，王铭会带着孙子登上园后的小山，辨认各种草药，讲解本草纲目中的知识，将园居与博物结合起来。冬日，则围炉煮茗，烤着刚从山上捡来的栗子，听风穿过竹林的声音，偶尔有雪落下，他便在堂前铺纸作画，寥寥数笔，便是雪中的寒梅与归雁。

这种生活方式，在当时颇为罕见。明末文人普遍面临着出处的矛盾，要么投身党争，卷入政治漩涡，要么依附权贵，换取物质享受。王铭却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了第三种可能，既不逃避社会责任，他曾出资修缮村里的桥梁、资助贫困学子，又不迷失自我，坚决拒绝官员的征召和地方官的宴请。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提及东山时，特别提到，安隐园主王仲和，以布衣之身，行君子之道，其园虽小，可抵万金之宅。

　　

三、劫后余韵：从家族记忆到文化符号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灭亡。清军南下，江南陷入战乱。陆巷因地势偏僻，未遭兵火，安隐园却在一次盗匪的洗劫中受损。据王氏后裔的口述，盗匪闯入时，王铭已年逾八旬，他端坐守拙堂中，对盗首说，此园无金银，唯有书与树，尔等若要，悉可取之，但请勿毁我窗前老桂。盗匪见他气度从容，竟未加破坏，取了几卷书便离去。此事在当地传为美谈，更凸显了安隐园主人的人格力量。

入清后，王铭的儿子王时敏，与四王之一的画家王时敏同名，非同一人，继承父志，对安隐园略加修葺，但基本保持了原有的简朴风格。康熙年间，王时敏曾邀戏曲家李渔来访，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记道，安隐园之妙，在不工。不工于景，而工于心。不工于器，而工于道。主人之德，与园同寿。然而，随着清廷对思想控制的加强，文人的隐逸空间日益缩小，安隐园的热闹不再，逐渐回归到纯粹的家庭生活。

乾隆五十年，王氏家族因经商失败，不得不出售部分田产，安隐园也被典当给邻村的一户富户。新主人不懂园趣，将洗心潭填平，建起了粮仓。守拙堂被隔成数间，住进了佃户。至道光年间，园中已无昔日景象，仅存几株老树，在风雨中摇曳。同治年间，有地方文人试图重振此园，却因资金匮乏而作罢，只在废墟中立了一块安隐园旧址的石碑，供后人凭吊。

第三章 双园并峙：吴中隐逸文化的两种范式

一、出世时机的差异：早退与晚隐

壑舟园与安隐园，虽同为隐逸之园，却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生命选择。王鎜的早退，是见机而作的决绝。他少年成名，却因官场黑暗而主动抽身，如同在激流中急流勇退，将隐作为一种预防性的自我保护，也是对自我价值的提前确认，我不需要通过官职来证明自己。这种选择，带着盛年文人的锐气与理想主义，如同一首激昂的琵琶曲，开篇即达高潮，余音中满是不容妥协的坚定。

王铭的晚隐，则是水到渠成的沉淀。他中年出仕，在官场中摸爬滚打，尝过为民请命的甘甜，也见过党争倾轧的残酷，最终在阅尽世事后选择回归。这种隐，不是对理想的放弃，而是对生命阶段的重新规划，前半生出世以尽责任，后半生入世以养精神，如同一部厚重的交响乐，先有跌宕起伏的乐章，最后归于宁静的尾声，余韵悠长，耐人寻味。

二、园居形态的差异：文人之园与士绅之园

从园林形态看，壑舟园更具文人园的雅致与浪漫。它强调画意，布局曲折，景致多变，处处可见对自然山水的艺术提炼，如泛月池的月牙形、回廊的九曲设计，都暗合绘画的构图法则。园中的活动，以文会友、吟诗作画为主，充满艺术气息，是文人群体精神交流的空间。

安隐园则更接近士绅园的实用与朴素。它强调生趣，布局简洁，顺应自然，注重与日常生活的融合，如菜畦、药圃的设置，将园林与农业生产、医药知识结合起来。园中的活动，以耕读传家、教子课孙为主，充满生活气息，是士绅阶层安顿身心的家园。

三、文化影响的差异：精神象征与生活典范

在历史的长河中，壑舟园更多成为隐逸精神的象征。它代表了一种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格，成为后世文人遭遇困境时的精神寄托。无论是明末的复社文人，还是清代的遗民诗人，在提到壑舟园时，想到的都是王鎜以心为舟的境界，以及那场群贤毕至的雅集所代表的自由精神。

安隐园则更多成为生活美学的典范。它展示了一种在世俗生活中实现精神超越的可能，证明隐逸不必远遁山林，而可在日常起居中完成。这种大隐隐于市的理念，对后世的城市园林、乡村建设都有启发意义，尤其在今天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安隐园所倡导的慢生活、心安处即是家的理念，更显珍贵。

结语：园在，精神就在

从明成化到清光绪，从王鎜到王铭，从壑舟到安隐，两座园墅跨越四百年的时光，见证了吴中地区的社会变迁与文化传承。它们或许在物理形态上早已残缺，甚至湮灭，但其精神内核，对自由的向往、对真性的坚守、对生活的热爱，却通过文字、图画、传说，融入了江南文化的血脉之中。

今天的我们，站在杨湾朱巷的断壁前，或漫步在陆巷复建的安隐园中，所感受到的不仅是一园一景的兴废，更是一种生命的启示，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总有一些价值值得坚守，总有一些方式可以安顿心灵。就像王鎜的心舟与王铭的守拙，看似不同的选择，实则指向同一个终点，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安隐之地。

题 ：安隐壑舟双园

太湖烟水接吴阊，两处园亭各吐芳。

壑有孤舟藏道骨，安无片语话沧桑。

石田墨渖留真趣，文恪文心寄草堂。

莫叹繁华随水去，心灯不灭即康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