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四川博物院：它是西南地区最大的综合博物馆

锡林

前不久，我们姐妹先后两次来到四川博物院参观游览，它是西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

四川博物院紧邻成都浣花溪公园，浣花溪公园紧邻杜甫草堂博物馆。

据资料介绍，四川博物院展厅总面积达12000平方米，截止2025年8月，有院藏文物35万余件，其中珍贵文物7万余件，藏品类型丰富，涵盖书画、陶瓷、青铜器、民族文物等。

四川博物院的前身是国立四川博物馆，创建于1941年，可追溯至1914年美国学者戴谦和在华西协和大学创建的华西协和博物馆。2009年，新馆落成并更名为“四川博物院”。

四川博物院现在拥有14个展厅，展厅总面积12000平方米，包含书画、陶瓷、青铜器等10个常设展览，还有4个临时展厅。

这是四川博物院的主体建筑，它的建筑风格取材自四川地区建筑中的大坡屋面、穿斗结构、小青瓦建筑，外形端庄稳重，兼具地域风貌与民间亲和力。

我们姐妹在四川博物院门口拍照留影。 走进展厅，墙面上有展厅及参观路线介绍。 远古四川

我们首先走进“远古四川”厅，它位于四川博物院的二楼。

“在远古四川”展厅内，有川西高原手斧、资阳人头骨化石（复制品）等珍贵展品，展示了数十万年前到数万年前远古人类在四川盆地的生存图景。

远古人类以天然洞穴为家，遮风避雨，抵御猛兽侵害，繁衍生息。先民们将洞穴作为长期的居所，进而形成堆积丰富，包含有大量人类文化遗物的居住、生活遗存。

洞穴遗址是旧石器时代最重要的遗址类型之一。根据最新的考古调查，四川盆地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分布广泛，这些洞穴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必将取得丰硕的成果。

这是攀枝花回龙湾洞穴遗址的场景，以攀枝花回龙湾为代表的洞穴遗址为研究四川地区当时人类的洞穴栖居、文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这是新石器时代四川先民的生产生活场景。

成都平原气候温润，物产丰饶，适宜人居。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多元文化的融合，形成了区域特征明显的“宝墩文化”。此时不同群体建立了众多的大小规模不一的聚落。宝墩先民们在这里建城筑墙，成都平原出现了新津宝墩、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等8座史前城址，这是成都平原时代最早的古城址群，其中宝墩古城是发掘最早、面积最大、最具典型的遗址。

从宝墩文化发展的礼仪性建筑、礼器、墓葬，以及水利设施的修筑、城墙的构建等，证明宝墩文化出现了阶层的分化与公共权力组织，成都平原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拉开了古蜀文明的开篇。

古代四川——第一厅

（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的四川是长江上游地区的文明中心，巴与蜀经过历代经营，逐渐成为长江上游两个强大的国家，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巴蜀文化”，并与周边各族群交流互动，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

文献中古蜀的起源，与传说中的黄帝、颛顼、大禹等英雄人物有关，在其文明初起时代，经蚕丛、柏灌、鱼凫三代蜀王后，古蜀逐渐发展成为王国。

其后的金沙·十二桥文化，延续三星堆文化的信仰，以成都为核心，使王权逐渐取代了神权。这是古蜀王国最为辉煌的时代，其文化影响力东至鄂西、西抵石棉，北达汉中，南接黔东。

作为古蜀文明典型代表的三星堆文化，特征鲜明，兼收并蓄，独树一帜。

文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古蜀国为开明王朝统治，它凭借物茂粮丰的物质基础，在与秦、楚的武力较量和文化交流中，形成了重祭祀、精工艺、尚滋味、好文采的礼制与习俗。在成都平原的考古遗存中，不少具有中原、荆楚文化因素的器物与蜀文化器物并存；两湖地区也相继出土了不少巴蜀器物，它们是古蜀与中原、荆楚频繁互动的重要见证。

象首耳兽面纹铜罍，这是四川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闭而不塞

巴蜀之地虽然“四塞”，然而“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在先秦时期已成为西南贸易的必经之地。

四川盆地河流众多，多可通航，岷江和嘉陵江至长江的航路，横贯成都平原和川东地区，是巴蜀通往长江中下游的交通大动脉。秦巴山脉及横断山脉中的各条河谷，成为巴蜀先民走南闯北的交通要道，北与中原长久往来，南与西南各族保持着密切联系。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虽然巴蜀古国所处地域相对封闭，但它以开放博大的胸怀，兼收并蓄，汇集了中华大地早期文明的精粹，成为先秦时期长江上游地区的文明中心。这一古老的文明引起独特鲜明的文化特质而惊艳于世。

在长达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巴蜀文化先后与中原、荆楚、周秦等文化之间既有和平交往，又有战争对抗，她对早期中华文明的形成、统一国家的诞生等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与东南亚等地区的文化交流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战国晚期，巴蜀两国相攻，俱告急于秦。秦国内部在经过激烈争辩后，秦王决定经金牛道南下吞并巴蜀，并命张仪、司马错等人率兵，大破蜀军于葭萌关（今四川剑阁东北），杀蜀王，灭蜀。

同年，秦军又灭巴国，虏巴王。巴蜀归秦后，秦得其美丽江山、丰饶物产，有其粮食、布帛、金银，极大增强了秦国实力，具备了统一天下基础，巴蜀文化也最终融入到统一的中华文明之中，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并在经济、文化、技术、军事等各个方面持续奉献着自身力量。

古代四川——第二厅

（秦汉三国时期）

公元前316年，秦攻占巴蜀，在巴蜀地区统治长达110年，秦从此有了一个地大物博、经济富饶的大后方，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秦在巴蜀地区统治政策灵活、影响深远，水利建设成效巨大。

秦末义军并起，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九月，刘邦起兵于沛，封为汉王，巴蜀地区为汉王朝的建立和早期的稳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在汉武帝开发“西南夷”的过程中，巴蜀地区成为稳定西南的重要角色。

东汉豪强大发展，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天府之国”基本建成，为后世公认。这个阶段巴蜀地区蜀锦、井盐、漆器等为代表的手工业及教育、文学等方面，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三国时期的蜀汉政权以巴蜀地区为核心，在我国历史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

秦汉三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光辉闪耀的时代，巴蜀地区更是在这一阶段不断繁荣发展。富足的天府，安逸的生活，在这一阶段就奠定了巴蜀人民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延续至今。

汉武帝推进大一统格局

开发西南：武帝时期，西汉进入极盛阶段，掀起了开发边疆的高潮，唐蒙开夜郎道，司马相如通邛都，张骞出使西域。

汉武帝凭借巴蜀地区的人力物力完成了在这些边疆地区初步设立郡县的历史大业，奠定了其后两千年我国西南边疆版图，这对西南各民族的融合、中外文化的交流、中华文明的发展和传播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东汉末期宦官专权，黄巾起义、军阀混战导致全国大乱。刘备以“兴复汉室”的大局出发，联合孙权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占领荆州南部广大力量，奠定天下三分的基础，在汉中之战胜利之后占领汉中并于221年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或蜀汉，政权延续至公元263年，共43年。

蜀汉政权以巴蜀地区为核心，包含今陕西南部、甘肃东南部、湖北西南部及云贵大部分地区，与魏国、吴国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

巴蜀地区在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继承了秦汉时期的传统，战乱相对较少，经济维持了基本的繁荣，“天府”的称号正式移居于蜀。

当时成都规模宏大，超过了魏都、吴都。以刘备、诸葛亮、关羽为代表的蜀汉英雄受后世尊崇，为世所公认。

七擒孟获：

诸葛亮南征，战前下令只许生擒孟获。仗前蜀军设置埋伏生擒孟获，孟获因为中计被俘，心里不服，诸葛亮放归孟获让其整军再战。这样再战再擒前后七次，孟获终于心中顺服表示不再叛乱。图为位于四川省石棉县与冕宁县交界处的诸葛亮第七次七擒孟获之地。

“攻心联”是成都武侯祠内的一幅对联，名扬遐迩。这副对联是近代著名白族文人赵藩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撰书的。“攻心”是指诸葛亮南征时，以“攻心”收到抚安的效果，使少数民族首领孟获心悦诚服。

刘备称帝后发动对吴国的战争，兵败夷陵，于223年在白帝城病逝，葬于惠陵。后因政治腐败，少主刘禅降魏，263年蜀汉猝亡。

蜀汉三国时期，巴蜀地区农作物主要有稻、麦、稷、高粱、麻、芋、豆类、荞麦，形成了多种类的物产。晋人袁准称“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积蓄饶”蜀汉后期，粮仓存米达40万斛，金银、锦帛织造不计其数。

文教兴盛

历经秦汉数百年的发展，巴蜀地区不仅成为中央王朝的“王业之基”，更是一个以文化繁荣而文明的中心，对后世影响深远。

这一时期是巴蜀地区文化和社会文明全方面发展的高峰期，在儒学的影响下，蜀地跃居文化之邦，才子辈出，蜀学之名威震四海，教育、文学突飞猛进，有了质的飞跃，传统的医学与天文学被发扬光大，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司马相如，字长卿，文帝初年（公元前179年）前后出生于成都。景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50年）入朝为武骑常侍，撰有《子虚赋》《美人赋》等。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卒于茂陵，约61岁。司马相如辞赋文句华丽，气势活泼自然，字里行间闪烁着作者的政治理想。鲁迅先生评价司马相如“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

驷马桥，原名升仙桥，位于成都北门外。原为木桥，现已无存。《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成都）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市门曰‘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古时一车套四马，称为驷马，是贵族身份的象征。蜀地人民为了纪念胸怀大志的司马相如，将升仙桥改为驷马桥，至今驷马桥依然是成都北上的必经之地。

文翁化蜀

文翁（前187一前110年）名党，字仲翁，公学始祖，西汉舒县（今安徽省庐江县西南）人。文翁为官清正仁爱、举贤兴教、励精图治，使蜀地“大化”，闻名满天下。文翁最具创意的举措，是率先在天下创立地方政府公办学校——郡学，持续培养官府所需官吏。他在西汉初期兴起了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历史上称之为“文翁兴学”。文翁兴办学校，采集石头修建校舍，所以开办的学校称为“石室”，又名“玉堂”。

文翁的贡献，不仅在于从教育入手，发展了四川的文化，而且他所创办的“官学”有一套得力的措施，成效卓著，到汉武帝时，中央政府推广了文翁的经验，下令全国各郡皆立学官，以发展教育，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方相是传说中驱除疫鬼和山川精怪的神灵。方相陶俑身躯略小，头顶有突出的高髻，两耳招风，张口瞠目。四川出土的方相俑，独具地域特色，往往头大身长舌獠牙，手持钺和蛇，形象奇诡。 摇钱树
摇钱树是东汉时期比较特殊的一种随葬品，以川渝为中心，分布十分广泛。摇钱树的作用是一种冥器，树座为陶质，树干和树叶是铜质，有的表面还鎏金，除了有方孔圆钱之外，主要是长生不死和荣华富贵两类主题图像，目的是祈望能让墓主升仙。
乐舞百戏
东汉时期庄园经济快速发展，促进了音乐、舞蹈和杂技等娱乐性活动的繁荣。豪族拥有众多的奴婢，这些从事技艺性的奴婢，主要来于“世袭”的奴婢家庭。此外，汉代巴蜀音乐舞蹈大量吸收外地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的成分，显得绚丽多彩。
车马出行
秦汉时期随着马车的使用和普及，对道路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些较宽阔平坦的道路取代了过去那种狭窄而凹凸不平的小道。巴蜀地区几乎将所有的交通干道都经过改造，多数可以通大车，交通条件显著改善。车马出行画像砖是反映现实生活图像的一种，主要以表现当时荣耀出行与祭祀出行的场面宏大的车马列队。
建筑营造 秦汉三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生机勃勃而又伟大的时代，延续时间很长，对中国乃至世界古代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内，中华文明和秦汉政权的统治在地域上得到了空前迅速的扩展。在这五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巴蜀地区在秦汉政权的统治下，从多种文化林立到置于汉文化的强烈影响，为多元一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古代四川——第三厅

（两晋至唐五代时期）​

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迭起，四川成为南北势力争夺的战略要地，历经剧变，人口频繁迁徙，南来北往的民族交融，碰撞出风情多姿的文化。在纷乱的时代里，自东汉就传入西蜀的佛教梵音兴盛，成为人们心灵的慰藉。

隋唐一统天下之后，四川环境稳定，经济快速发展，文化丰富多元，繁荣的成都有了“扬一益二”之美誉。

时至五代十国，前蜀、后蜀的统治者孜孜求治，促进了地方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成就了四川独特的文化面貌。

两晋南北朝是四川历史上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长期的战乱使土著居民大量外徙，而众多少数民族居民则陆续迁入，四川地区民族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同时也促进了这里多民族之间的融合与交流。

丝绸之路河南道的兴盛，使成都成为当时连接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域的重要枢纽，东来西往的商贾、使团、僧侣、行人行经此地。众多的民族、文化在此交融汇聚，教育、文学、史学、宗教也在秦汉三国的基础上蓬勃发展，且更加完善和丰富。

自公元263年魏灭蜀至581年隋灭北周近320年的时间内，四川地区先后经历了魏、西晋、成汉、东晋、前秦、刘宋、南齐、南梁、西魏及北周10个政权的统治，政权更替频繁，又充斥着割据和叛乱，社会长期处于动荡之中，人口总量减少，经济在承续秦汉的基础上缓慢发展。 两晋南北朝时期四川地区政权更迭频繁，政局动荡，社会经济艰难发展，昔日繁华的古城，也在连年的战争中变为瓦砾残垣。同时，众多民族在这里交融，众多文化在这里汇聚，为四川地区留下了独特而又富有多样性的遗存，也为四川在唐宋时期的勃发预播了种子。 四川地区考古出土的六朝瓷器，大部分制作规整，施釉均匀，青釉呈淡青、青绿、青黄等色，釉面可见细小冰裂纹开片，主要产自湘阴窑（岳州窑）、洪州窑等长江中游窑场。这些外地瓷器通过长江水道传入四川地区，影响了当地的器型、装烧工艺，并成为四川本土窑场临摹、仿制的对象，推动了本土制瓷业的勃兴。 巴蜀史学双璧：两晋南北朝时期，蜀地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史学家和史学著作，其中有两部著作名扬海内外，一部是陈寿编撰的《三国志》，另一部是常璩编撰的《华阳国志》。这两部著作开创了历史叙事的新模范，为后世正史编撰、方志书写提供了借鉴，成为这一时期巴蜀史学繁盛的代表。
比丘法爱造观世音立像，成都市万佛寺遗址出土。 弥勒坐像，成都市万佛寺遗址出土。

隋唐五代时期：盛世华章

隋唐五代时期，四川社会稳定，物阜民丰，商旅云集，一派繁华。成都，这座千年古城，在唐代后期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与扬州并有“扬一益二”的美誉。唐代《元和郡县图志》中载“扬州与成都号为天下繁侈，故称扬、益”。

物质上的富足推动了精神领域的更高追求，四川自古以来人杰地灵，安定优越的环境更是吸引了大批北方文人学士避乱入蜀，这一时期的四川文教兴盛，梵音回响，诗文并盛，酒韵茶香。

三彩骆驼（唐618—907年）。 灰釉彩绘提梁壶（唐818—907年）。 唐治三川
公元618年，高祖李渊建立唐朝，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巴蜀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财力方面的支持。

安史之乱之前，四川长期处于社会稳定、经济发达的状态，成都平原是唐朝的重要粮仓。

根据治理的需要，唐朝廷对四川地区的行政建置不断进行调整，唐人将剑南东川、剑南西川和山南西道称为“剑南三川”，构成了唐代四川的主要行政区划。

丝路锦观
唐代，巴蜀地区始终保持着先进的织造技术水平，成为我国当时最为重要的高级丝织品的生产中心之一，出产的丝织品主要分为绢、绫、锦、罗、纱五大类。

蜀锦是唐代巴蜀地区最为著名的高级丝织品，主要产于益州、蜀州（今成都崇州）和绵州（今绵阳），成都是最重要的织造中心。

蜀锦因为织锦技术精湛，成品极为精美，受到达官贵人的喜爱，并远销到日本、波斯。

文化盛事
隋唐五代时期，巴蜀地区政局的安定、经济的繁荣，创造了一个好的社会氛围，活跃的文化、艺术和先进的教育在这样的土壤里生长起来。

巴蜀文学迎来了繁荣，五代时设置的画院开历史之先，孟蜀石经对于经学的保存、传播和弘扬起到了重要作用。

唐诗鼎盛
唐代文学以诗歌见长，唐诗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巅峰。四川为唐诗的繁荣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初唐的陈子昂是唐诗发展关键期的重要人物，巴蜀的土壤成就李白、杜甫等巨匠，王勃、卢照邻、岑参、张籍、刘禹锡等著名诗人也曾入蜀留下杰出诗篇。

四川民族文物馆​ 川西南豪爽的彝家兄弟，川西高原粗犷的藏族汉子，川西北质朴的羌族人家，川南清纯的苗乡少女，还有回、蒙古、土家等十四个世居少数民族兄弟共同居住在四川的山山水水间，高原、山林给予每个民族不同的禀赋和性情。

古老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终在这一刻交融，串起各民族的文化、风俗、礼仪，如同在五彩斑斓的万花筒中了望，那灿烂如花、美若朝霞的民族服饰，那精美细致、巧夺天工的民族工艺，那神秘莫测、敬神礼佛的宗教法器等等，凝聚着深厚的民族文化情结，具有独特、悠长的艺术韵味，展现了多姿多彩的民风民俗。

四川民族文物馆展出的民族文物是从馆藏七千多件民族文物中精选出来的，它们不过是四川民族文化大海中之一粟，却已经让人们为之心醉和迷恋。 苗族是我国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四川的苗族主要分布在川南地区，人口约有14万多人。苗族的手工艺如刺绣、织锦、蜡染、银饰、剪纸等都闻名中外。尤其是苗族的传统服饰多达百种，苗乡女儿穿戴其传统服装时，称得上是花衣银装赛天仙，花团锦簇、银饰摇摇，其美艳令人叹为观止。
藏族是高原的子民，悠久的历史文化、虔诚的宗教信仰，赋予他们独特的气质：纯朴、善良、淡定从容：他们的经典、建筑、戏剧、绘画、民间工艺博大精深、丰富多彩，这就是藏族，一个懂得生命意义的民族，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今天居住在四川的藏民约有126万多人，主要分布在甘孜、阿坝两州和木里县等地，这里诞生了世界最长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这里拥有藏族文化的宝库德格印经院。 高山、草原上的民风民俗和神秘的藏传佛教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幅独特的藏族生活风情画。四川博物院珍藏的四川藏族文物中，服饰精美，民间工艺品巧夺天工，生产生活用品极为丰富，为我们勾勒出了藏族特有的生活场面。 羌族是中国古老的民族，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即有关于羌人活动的记载。今日羌族人口约30多万人，主要分布在四川省西北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北川羌族自治县。

羌族信仰有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等，羌族的建筑艺术如碉楼、住屋、索桥，有独特的风格：而民间工艺中的羌绣，则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

羌族传统服装是穿长衫，外套羊皮褂子或棉布长背心，系绑腿，戴头帕。男子的服装一般比较朴素，穿自制的麻布长衫，包青色或白色头帕，束腰带，脚穿草鞋或云云鞋。羌族妇女的服饰则较鲜艳，身穿手绣门襟滚花边的长衫，腰系绣花围裙和飘带，戴绣花头帕或黑、白色的头帕，脚穿勾尖绣花鞋。总的来说，羌族服饰色调素雅，以精致朴素为美。 从四川博物院现藏羌族文物中精选出了服饰、生产生活用具、乐器、宗教器物等，浓缩了羌族人民纯朴的生活情态，他们的能歌善舞，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祈求，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羌族质朴而古老的风俗。 彝族是四川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四川南部川滇交界处的大小凉山地区。我省彝族现有人口约210多万，主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

彝族的传统信仰以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等为内容。勤劳聪慧的彝家人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赫族文化、彝族的彩漆、民间文学、音乐舞蹈、绘画、解刻等都富有本民族特色，无论是服饰还是漆器，红、黑、黄三色贯穿于其中，它们代表了彝族崇尚的勇敢、热情、尊贵和光明。

彩绘漆器是最具浓厚彝族风格的器物、也是彝族文化艺术的现宝，四川博物院彝族文物中有众多的彩绘漆器，它们展现了彝族古朴而丰富的民风民俗，彝族文化和彝族风情就象彝家人的美酒，甘淳浓郁，令人回味无穷。 彝族民间歌舞丰富而优美，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民乐器种类较多，以口弦、月琴、笛子流传最广。这些乐器发出的乐声悠扬动听，表达出了彝族人民的喜怒哀乐，寄托了他们的情感。

伟大胜利 川渝贡献

纪念中国人民玩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专题展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

川渝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众志成城、浴血奋战。

川渝地区作为全民族抗战的大后方，为抗战提供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为国家保留了经济和文化发展根基，为抗战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

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谨以此展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进一步动员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

日本军国主义自1931年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1937年蓄意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将中华民族推向空前危机。

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率先擎起武装抗日旗帜，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迁驻重庆，有力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中。无数川籍将土浴血奋战于前线，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付出重大牺牲。

民族危亡 奋勇反抗

日本军国主义长期图谋侵华，特别是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策划华北自治，蓄意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种的境地。
中国共产党担负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推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全民族共御外侮的钢铁洪流由此凝聚。

稳固后方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西迁和重庆战时首都地位的确定。大批经济、文化、军事机构亦迁至重庆、成都等地，众多爱国民主人士、科教界、文化界人士会集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化抗战。川渝地区成为战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高奏凯歌

在中国军民的全面反攻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打击下，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

消息传来，川渝人民奔走相告，通宵欢庆。作为抗战大后方，川渝地区与全国、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同舟共济，生死与共，以巨大牺牲与卓越贡献，共同写就壮丽的抗战史诗。

新华日报社论《感谢四川人民》（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八日）:

“在八年抗战之中，这个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之大后方的主要基地，就是四川。自武汉失守以后，四川成了正面战场的政治、军事、财政、经济的中心，随着正面战线内移的军民同胞，大半居于斯、食于斯、吃苦于斯、发财亦于斯。现在抗战结束了，我们想到四川人民，真不能不由衷地表示感激。

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的，直到抗战终止，四川的总兵额达到三百零二万五千多人；四川为完成特种工程，服工役的人民总数在三百万人以上；粮食是抗战中主要的物质条件之一，而四川供给的粮食，征粮购粮借粮总额在八千万石以上。历年来四川贡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而后征借亦自四川始。此外各种捐税捐献，其最大的一部分也是由四川人民所负担。

仅从这些简略统计，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永远铭刻在人类正义事业史册上，川渝人民在这场气壮山河的战争中的巨大付出和牺牲，深刻诠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谱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的光辉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