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及红山玉器

红山文化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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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及红山玉器

张雪秋 张东中｜文

红山，蒙语称乌兰哈达，意为红色的山峰。它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东北郊的英金河畔。传说内蒙赤峰的红山原名叫九女山，远古时，有九个仙女犯了天规，西王母大怒，于是九仙女惊慌失措，不小心打翻了胭脂盒，洒在了山上。因而出现了九个红色的山峰，后人称其为"红山"

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期的重要文化形态之一。在历史范畴中，"文化"和"文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化是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同步产生的；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文明出现的标志是社会分工已经确立，社会结构已从氏族，部落联盟过渡到国家，"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在广袤的东北，第一缕文明之光在哪里初现呢?1906年至1908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三次到红山进行考古调查，发现60多处古文化遗存。1914年他发表了《东蒙古的原始居民》一书，向世人披露了中国长城以北远古文明的信息。1922年，法国人桑志华，德日进，瑞典人安特生等纷至沓来，在内蒙古赤峰市红山挖掘洞穴，寻找石器，陶器。他们的研究和学术报告，引起了学术界对红山史前人类文化遗址的关注。1930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在英金河北岸和红山嘴一带，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和较晚期的文化遗存。此后，红山因保存有重要古文化遗址而被世人所瞩目。1933年赤峰沦陷后，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对红山后古文化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1935年，滨田耕作主持了对红山后的发掘。1938年回国后，滨田耕作与水野清一出版了发掘报告《赤峰红山后》，初步把红山的古文化遗存概括为"赤峰第一期文化"和"赤峰第二期文化".1954年，我国考古学家尹达先生所著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纠正了所谓的"赤峰第一期文化","赤峰第二期文化"的模糊概念。他在《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文中，提出将红山一带及其他地区以彩陶，细石器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定名为"红山文化"的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民间零星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还没有引起学者们的重视，流传在民间的红山玉器大多被有识之士收藏。虽有部分散失漂洋过海，珍藏在博物馆中，但均被人们当做商周玉器收藏和鉴赏。幸运的是外来者在赤峰肆虐挖掘却没有认识和发现红山玉器。1951年，北京大学考古专家吕遵谔带队调查并发掘了红山文化遗址，并于1985年在我国考古杂志《考古学报》上，正式使用了"红山文化"这一名称。

　　1971年春，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农民在北山冈挖坑植树时，从地表下50-60厘米处发现了一件堪称国宝的红山玉龙。出土的红山玉龙1972年春被赤峰市博物馆(原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馆长苏赫先生下乡工作时发现并征集，后经辽宁省考古所孙首道，郭大顺，徐秉琨等先生认定是玉龙。该玉龙墨绿色，青玉质地，龙体蜷曲，呈拉丁文"C"字形。经多位专家学者考察勘探，研究确认该玉龙为红山晚期遗物，距今不晚于五千年，是五千年以前远古的玉龙。目前的考古发现表明，红山文化绝不是孤立地存在于已发现的几个遗址中。以红山玉石器为同样特征的出土遗址在东北地区有广泛分布。从狭义的范围来看，主要分布在辽宁省西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红山文化的核心地区在老哈河中上游，大凌河中上游及西辽河地区。从广义上来说，它的文化因素已涵盖了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内蒙古自治区东部，河北省部分地区。它北起西拉沐沦河，南至渤海湾，西到燕山山脉南麓，东至下辽河。以上各地民间亦到处都有红山玉器的踪影，从黑龙江齐齐哈尔昂昂溪，鹤岗民安，依安大桥屯，尚志亚布力，五常沙河子，依兰，到吉林农安左家山，元宝沟，长岭腰井子，乾安傅字井，至辽宁阜新查海，胡头沟，喀左东山嘴，建平牛河梁，沈阳康平敖里营子，后岗，新乐遗址，再到内蒙古赤峰红山后，敖汉，奈曼，林西等地均有发现，只是发现红山玉器的时间不同，数量多少不等。如此广泛的覆盖面，足以使红山文化步入那一时代中国的主流文化之列。东北地区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原始文化，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同为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重要发源地。红山文化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红山文化的发现，使西拉沐沦河流域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并列成为中华文明的三大源头；把原来以夏代为开端的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一千多年；使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共同成为了中国古代两大玉文化中心。

中国史前各种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借鉴，相互补充，使得我国古代文化丰富多源，色彩斑斓。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位于辽宁省建平和凌源县交界地带的牛河梁遗址，引起了世界各国专家的关注。过去人们一直认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华夏历史的源头，但随着该遗址的发掘，人们把史前文化的研究由黄河流域向北推移，认为红山文化在我国文明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它具有中华五千年文明之源的性质，涉及到了古老传说的炎黄时代的历史之谜。科学家们依据地下实物得出了一个结论："五千年前这里存在着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这一结论不仅找到了东北文明之光源，也纠正了长期以来对我国东北地区"无史可考"的错误论断，还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证明了夏以前并非只有传说。牛河梁遗址属红山文化宗教祭祀遗址，其丰富的内涵，对研究中国文明起源以及宗教史和美术史等，都有重大价值。

牛河梁遗址由山梁顶部向四周分布，其范围东西，南北各约1500米属中心区域。主要遗迹有女神庙及其周围的积石家群；外围区南北长约10公里，东西宽约5公里，其间遗迹点密布。女神庙坐落在梁顶南侧平台上，为半地穴式建筑，现存地下部分平面呈"亚"字形，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组成。庙址内出土了石棺，彩绘陶器，大量神像和动物泥塑像残块。神像约分属于6-7个个体，均为女性形象，大小多与真人相近，有的则为真人的两三倍。主室出土的一件女性头像较完整，面长22.5厘米，宽16.5厘米，涂朱彩。其造型明显具有蒙古人种特征，生动地展现了东北祖先的形象。此外，还出土了龙，龟，鸟，勾云形佩等多种玉器。在出土物中，玉雕是该时期艺术领域水准最高的作品。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群众大多不了解红山文化知识，农民在生产劳动中从地里捡到的红山玉石器有的被人为损坏或遗失，有的被低价收走。在这以后，随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近年来收藏热的兴起，大家逐渐对红山文化知识有所了解。但遗憾的是很少有人在发现玉器后向当地文物管理部门报告。笔者曾在某县一处向阳的山坡上，亲眼看到几个积石家被人为破坏，大石板，古陶罐碎片散落在那里无人问津。自20世纪30年代起此类玉器在我国已见著录，故宫博物院及国内外一些博物馆和私人均有所收藏，但均不知其为中国历史上哪朝哪代何年何物，当时的考古学家将其界定在夏商周或更晚时期。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北地区多处新石器遗址不断传来红山古玉出土的好消息。目前这些造型奇异，神秘璀璨的玉器，正逐渐地为人们所认识，民间收藏队伍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壮大。红山古玉的确认命名和频繁再现，引起了海内外众多考古专家学者的重视，有力地推动了红山玉器文化的研究。但就国家目前考古发掘陆续出土的红山玉器数量来看，笔者认为其只是史前延续数千年红山文化玉器宝藏的沧海一粟，冰山一角。笔者在近几年利用节假日业余时间接触民间藏友的过程中，发现黑龙江民间个人收藏红山玉的来源主要是通过黑，吉，辽，冀，内蒙古五省区之间的交叉交换，尽管接触的人数有限，器件有真有假，但数量相当可观，且有的种类，形制与出土红山玉器如出一辙，具有极高的观赏研究价值。如果相关部门正确引导认真鉴定确认，将其公布于众并用于研究，可弥补出土红山玉器不足，相关资料不全的缺憾。

笔者通过了解红山文化知识，浏览学习各位专家学者，藏家藏友关于红山玉器的研究成果，将自己和藏友张东中先生的部分红山玉器精挑细选出四百余件，作为标本拍成图片，辑录成册，旨在抛砖引玉，望更多的有识者珍惜古玉，关爱家乡，为传承和发扬黑土文化多做有益工作。笔者系业余收藏爱好者，断断续续收藏杂项多年，对红山玉器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一有闲暇时间，便到省内外大小古玩店，旧物市场，地摊留心观察，由初识到按玉制工艺品购买或与藏友交换，真正进行对红山玉器系统收藏时间较短，对红山玉器文化的理论及实践的认知可谓九牛一毛。在为本书挑选玉器编排图片的过程中，笔者最初所选的玉器实物只是和藏友探讨筛选，没有经专家把关，对其中存在的"走眼"和良莠混淆的问题颇感困惑。在该书出版之前，有幸得到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周南泉先生的关注，周先生说："红山古玉，国之瑰宝，一定要去伪存真，来不得半点马虎。"经周南泉先生不辞辛苦地逐件甄别，亲手筛选，反复斟酌，最后敲定了录人书中的四百余件玉器。书中所展示的玉器，除一部分器物其真实性和年代尚待商讨研究外，都已达到可面世标准。周南泉先生为此书的出版花费了很多心血，付出了辛苦的劳动，期望本书能对红山古玉文化的研究提供些民间实物资料和信息。同时，本书若能对致力于保护文化资源的志愿者，初涉红山文化玉器赏玩的民间收藏爱好者，以及其他读者朋友鉴赏红山古玉有所启示的话，笔者将不枉付出并不胜欣慰。

研读张雪秋 张东中先生

《红山文化玉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