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赠一餐美食宴，不帮百饱糠菜团

苦口药

宁赠一餐美食宴，不帮百饱糠菜团

刘景才

邻居二婶从沈阳回来了，听说她的病确诊是肺癌晚期，保守治疗，拿回来不少药，让慢慢吃着维持。70岁的人了，手术效果也不会好，儿子和医院做了决定，没有告诉二婶，担心她知道压力太大承受不了。肺癌，现在也没听说能彻底治愈，何况30年前了。

二婶自己挺高兴，70岁了，去了几十年没见面的哥哥家，哥哥还是年轻的时候当兵走的，复员就被安排在沈阳了。

这次二婶刘姥姥进城，带回许多东西，都是哥哥家给买的。全家每个人都是从脑瓜顶上换到脚跟儿底下，有外衣衬衣和背心，有外裤衬裤和短裤，这七口之家，都换下来花费也很大。

听说二婶有这样的好亲戚，在屯子里好像养鱼池里扔石头，一石激起千层浪，那浪花四溅，涟漪蔓延。又从本屯子被些眼花缭乱的人们带到外屯子，传播到出行的人们所到之处。我的老家来了几个远近亲戚弟弟，提起来也都滔滔不绝，几欲先讲。

我轻轻的问了一嘴：“二婶住在咱们屯子50多年了，有谁听说过二婶还有个当过兵的哥哥住在沈阳吗？”几个人都说：“没听说过，”“还真不知道。”我又问：“二婶以前去过哥哥家吗？”听到的齐声回答：“二婶从来没出过远门，到县城还是头一回呢。”我说了一句：“一辈子也就来往这一次了。”大家都安静了……

　　70岁上喘一口气都困难，村医初步诊断怀疑癌症，全家吃惊不小。虽然两个大女儿出嫁了，膝下还有两个孩子没成家，儿子娶媳妇还没有生小孩儿。这个家不能没有二婶。于是二叔决定，让儿子带她出去沈阳那个大城市做个诊断。

几十年居住在农村，从来没有身体不健康的情况，过惯了平平淡淡的日子。二婶从来也没出过远门，就能看到巴掌大的一片天，平时只看大客车来来往往，人们你上我下的，自己却从来没有上去过。

这次跟着儿子。自己也做了一次乘客。200多里地之后就到了县城，接下来就需要坐火车了。二婶还是头一次看到火车，原以为客车有两三丈长。火车顶多有10丈长也就了不得了。没想到这个黑黑的大家伙，好像足足有半里地长。

　　连去带回半个月的时间，二婶长了见识，返回来成了让人们羡慕不已的唯一新闻。

大草原的故乡，每年春脖子长，久旱盼甘霖，哪一天突然下场透雨，就把农民那渴望的心田浇灌得心胸荡漾，赞不绝口。若是三天两头的小雨滋润，频频盼望的不知不觉中，虽然是贵如油地保障了丰收，却很难让人感慨。

40多岁的我，16岁从乡下走进城里已经20多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每个月工资35元1角，想到家里老爹年迈多病没有劳动能力，自己必须把每个月的伙食费控制在16元之内。还有些香皂、肥皂、牙膏、钢笔、墨汁、学习资料之类的花销，每个月只能结余10几元钱。

刚刚进城参加工作的新青年，如同新安家一样，有些基础的开支也很自然。参加工作两个多月的时候，老家来封信：“家里买了一头小猪崽儿，欠人家25元，你能不能给邮回点儿钱来。”

咱都参加工作了，给家里第一次邮钱，只邮个25元？可能吗，最低数50元吧。只好借20元外债，1967年2月9号过春节，这笔外债事先就和好友讲明白：“过了年再还你。”

春节回家的时候，老爹说：“担心你不会节约过日子，试试你攒下钱没有，结果让你拉饥荒了，这扯不扯。”他没有文化，只有那份朴素勤劳节俭的美德，那以后，直到他离世，家里再也没有来信或开口向我要过钱。

　　我仅仅比共和国小一岁，应该算是共和国的长子，也是家里父母亲的长子。家里不要钱，我更知道家里非常缺钱，必须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为的是节省下来帮助父母养家糊口。

食堂里每个星期必须有一顿红烧肉，4角5分一盘，我却只能两周吃一次。去一次老家泰康县城，一定要在油田里，乘坐当时免费的公交车到让胡路火车站，为的是买车票可以节省3角钱。那时候朋友之间，借5角钱都必须想着准时还给人家。

我的朋友小康跑长途到安达商店，老师傅刘德芳买了广柑给他一个。他闹出了笑话，就买了两个，带回来一个给我。我也是初次见到这样蛤蟆皮似的水果，拿在手上转来转去无从下口，最后还是他告诉我要扒皮才能吃。

　　我们年轻人都非常羡慕刘德芳那样的老师傅，每个月工资70~80元，几乎是我们的二倍，只有买不到的，没有吃不起的。每当上班走进农村，他便到处去买猫，买猫最省事，买猪没办法杀，买鸡鸭很少有卖的。买猫活的两元钱一只，打死扒了皮留下，只卖猫壳拉给他，两块钱一只也要。

我们那时候的青年工人，挣钱首先要紧着家里生活支出。前三年连请探亲假，都要计算回家能帮家里打柴火，还是抹房子，或者是铲自留地。

当了三年工人之后，被选送参军入伍，临走前结算到手两个月的工资92元8角。到了部队，第一件事是给家里汇款90元。留下的2元8加上第一个月的津贴6元，就是我新兵生活的启动资金。

为了家里困难，当兵期间竟然回家六次。四年超期服役复员之前，买了两床红段子背面，两床绿色亚麻纤体背面，四条条绒褥面。回到家，大弟弟先订婚，就把这些家底一分为二给他一半。

他订婚的年底，老爹终于因为一生扛大活，还被日本人抓去做过三年劳工，一辈子没攒下家底，却因落下的一身疾病而过早去世了，享年62岁。

那一年，我家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在生产队干了一年，年终分配，开了半宿会，分回来8角钱。

但是，那是一次让我家最激动人心的会议！是让我家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一次会议！十几年来，我家欠的三角债已经累积到3000多元。那时候我每个月工资是40元，现在我每个月的养老金远远高于4000元了，可想而知，当时我家的债台有多高。

没有了老爹，身为大哥，理所当然的把弟弟从订婚到结婚全部包揽下来，两年里过彩礼1350元，加上所有穿戴铺盖，花光我复员两年的工作积蓄还没够，又借了亲戚家400元钱。这400元钱，直到我两年后成家又生的孩了两岁了才还清人家。

　　弟弟们一个接一个的成人，就要一个接一个地帮他们成家，最小的弟弟比我小19岁，1991年帮他娶了媳妇，盖了房子，我已经42岁了，我的孩子们都14、5岁了，内心才把生我养我的老家这副担子暂时轻轻放下。专心地去迎接两个孩子的中考、高考。这二十多年，正好是二婶进城之前，我的城市和老家两头忙的拼搏之路。今生一路走下来，最应该感谢的，是革命伴侣的老黄牛能够与我负重前行，让我做成了忠孝两全。

我们这一代人，是既能为老人尽孝，又能无私的扶持兄弟姊妹，还能生养子女成人的一代人。有一位身边的五常籍家属对我说：“我们家总有一笔钱，春天借给我妹妹家种水稻，年底她们卖了水稻钱才回来。转年开春这笔扶贫款还得过去，结果这钱在她家比在我家的时间还长，为的是帮他们丰收那些金米。”

我们的孩子在成长，弟弟们的孩子也都紧挨肩地跟着长。每次回老家，除了要给孩子们买新衣服，还要把那些穿过还能再穿的旧衣服，洗干净叠整齐带回去逐个地武装他们的孩子。

直到改革春风吹到农村广阔天地，终于有一天，农村也不欢迎那些旧衣服了。现在买新衣服，农村的人们也是要挑挑拣拣的，大家都成了让人羡慕的刘德芳。

邻居二婶家的大雨惊喜，和我们这些如油小雨的滋润再也没有人盼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