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屉里的江山情

海缘

抽屉里的江山情

在我爷爷那口老衣柜的抽屉深处，有一个用红布包得严严实实的小包裹。里面没有金银，只有一叠来自浙江和南京的信、几张汇款收据，和一段被时间熨得发烫的生死之交。

收信人，是我的爷爷杨玉清，一位1933年入党、1949年复员后默默回乡务农的老兵。寄信人，是开国大校、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于得水同志。

每当那个印着红框竖排字的牛皮纸信封送到家里，田里再忙的爷爷也会立刻停下，在衣襟上反复擦净手上的泥土，回到家里用指甲小心地挑开。那一刻，屋里静得能听见信纸的窸窣，和他时而沉重、时而轻快的呼吸。那是我童年关于“情义”最初的启蒙。

一、 “印花”与“挂彩”：信纸外的烽火记忆

爷爷不常提过去，但于得水的信，总像钥匙，不经意间打开记忆的闸门。有一次，他要给于司令回信，信封没封口，先走到邻村刘振民烈士家。他问烈士遗孀：“有没有什么话对于得水说？”夫人微笑着摇头。爷爷又问：“你家有‘印花’吗？”夫人指指抽屉：“你自己拿。”——我这才知道，邮票原来叫“印花”。这两个字，和爷爷为烈士后人奔走的身影，一起钉进了我的记忆。

于得水的信里，总在寻找生死与共的战友下落，和烈士的后代。1958年，他终于通过爷爷，联系上了介绍他入党的刘振民烈士的儿子刘瑞琴，开始了长达数年的通信。那不止是关怀，更是一个老兵对来路的虔诚回望。

爷爷回信，多是口述，请堂叔代笔。我印象极深的一次，他忽然问：“得水当年‘挂彩’的地方，如今好了没有？”幼年的我完全不懂“挂彩”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于得水将军一生七次负伤。爷爷轻描淡写的一个词，背后是枪林弹雨里用身体互相挡子弹的交情。

二、 三张照片：从将校服到大校肩章

爷爷家的土墙上，挂着他的八路军装照。相框两旁，是于得水寄来的两张照片。

早些的，是他身着将校呢军服的照片，英气逼人。（现存于蒿讲张元信家）后来的一张，是1955年授衔后的大校照。爷爷收到后，罕见地兴奋，领着我直奔界石公社办公室。他拿出照片，请年轻干部辨认级别。当对方脱口而出“怎么才评个大校”时，爷爷脸上的笑容敛起，但眼神依然亮着，那是一种为战友纯粹的、不容置疑的自豪。他或许并不完全明白军衔的细密等级，但他明白，照片上的人，是他可以用命去换的兄弟。

1959年，于得水在南京学习。我姑姑为恢复抗战时期中断的党籍，携信与这张大校照前去求助。于将军全家热情接待，并鼎力相助，（于得水全家和姑姑全家合影留念）最终经由他将材料转回山东，办妥了一切。只是，当喜讯传来时，爷爷已在1959年秋天，带着对战友的牵挂，安然长眠。（这两张照片现存于南昌表哥家）

三、 一斤茉莉花茶与一个村庄的骄傲

1958年，于得水捎来一斤上好的茉莉花茶。他知道，这是家乡人最爱的味道。

收到茶的当天，爷爷就烧了一大锅水，用粗瓷大碗泡开，请来几位老邻居。茶香混着烟叶味，氤氲在昏暗的屋子里。爷爷讲着那些“过去的事”，讲昆嵛山“老蜂窝”的集训，讲他如何为于得水的游击队送粮……老人们静静听着，眼神里满是敬佩。那一刻，将军与老兵，省城与村庄，被一碗茶连接了起来。

爷爷走后，茶叶盒里还剩一些。神奇的是，整个村子都知道，我家有“于得水的茶叶”。以后每逢谁家办喜事，总会来讨上一壶。当主人在喧闹的宴席上高声说一句：“大家尝尝，这是于得水司令捎来的茶！（传统的称呼）”现场总会瞬间安静下来，然后，一种庄重的喜悦在席间流淌。能喝到这口茶，成了全村人共享的、无上的光荣。这哪里是品茶？分明是在品味一种源自他们共同江山的、质朴而崇高的信仰。

四、 名单与汇款：不曾褪色的“信用凭证”

后来我才知道，于得水将军家中有一张长长的名单，列着近百位需要关照的故旧与烈士家属。每月领了三百多元薪金，家人便按名单地址一一寄出。我爷爷“杨玉清”的名字，就在其中。

那些汇款，每次十元。在当年，这是一笔能让紧巴巴的日子透口气的实在帮助。但爷爷和于得水之间流转的，早已不是钱物，而是一份历经战火认证、永不褪色的“信用凭证”。将军用数十年的惦念，兑现着“苟富贵，勿相忘”的生死诺言；爷爷则用一生的沉默坚守与不肯轻易接受馈赠的自尊，守护着他们共同的初心。

如今，我记忆中那个红布包早已不存在。信件已随岁月而流失，但那份重量在我心中丝毫未减。它让我懂得，真正的江山，不止在地图上，更镌刻在这些穿越硝烟、跨越地位、沉甸甸的生死情义之中。这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和他的将军战友，留给后来者，最光辉的遗产。

冯德英小说《山菊花》中的人物我的爷爷“老羊毛”。

开国大校和一位老兵的江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