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氏家族的女儿（风筝不断线）

嵯峨闲人

耿家的优良遗传基因传到二伯这一脉，便如断了线的风筝飘飘乎远离了根基。虽然耿家祖屋门头嵌着的“耕读”二字依然透着亮光，虽然祖父也立下“读书无偏颇”的家训，令族中子女皆得就学，二伯却只读到高小——相当于如今的小学五六年级——便止住了脚步。辍学后，他便留在生产队饲养室，割草喂羊，拌糠饲猪，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自称“羊倌”。

当二伯十五岁那年的春天，最后一次将青草扔进羊圈，媒人张婶的笑脸，已经出现耿家老爷子家的门口。半年后，他娶了终南山山脚下山货店掌柜黎老栓的女儿黎馥芝。那年二伯十五岁，二妈二十岁。

“常言道，女大三抱金砖，”媒婆张婶在婚宴中端着甜酒杯说，“咱们富贵有福气，媳妇大五岁，能抱两块金砖！”

二妈确实如两块金砖般厚重实在。婚后第二年，刚生下孩子不久，她就把孩子托付给公婆照料，拉起二伯，辞别生产队的羊圈猪舍，跟着山里来的父亲做起了山货生意。二伯挑着扁担跟在岳父身后，从南山各户农家收购的香菇、木耳、核桃，沿着蜿蜒山路挑到平原村落；又将平原的布匹、针线、农具带回山中。

“咱们没有读过多少书，就只能靠双手来致富。”二妈对二伯说。她穿着右襟蓝布大褂，梳着两条大辫子，眼神却比读过书的人更锐利，能一眼看出山货的成色，也能精准算出往返一趟的利润。

二伯家第四个儿子刚上小学，大伯家已在村里建起了三间新瓦房，是村中公认的体面人家。那时，大伯的儿子耿建国被推荐上了大学，成为耿家读书最多的人，也最受祖父器重——他像是扛起了家族未来发展的旗帜。

可谁也没料到，当大包干的春风终于从南至北吹到家乡，最先借着这股劲头扬眉吐气的，竟是二伯家——一栋结实挺拔、一砖到顶的大平房，转眼间就在新地基上矗立起来。

“政策变了，现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咱们人多地广，有这这十八亩承包地，何必再出去奔波，做那走街串巷的小买卖？”二妈站在地头，手臂一挥，宛若排兵布阵的花木兰，“咱们不种粮食了——就种蔬菜。靠这一片地，照样能发家致富！”

那时四个儿子都已长成半大小子，一家六口齐上阵，十八亩地全种上时令蔬菜。二伯依然话不多，每天天不亮就下地，蹲在菜畦间小心翼翼地侍弄那些辣椒、茄子、西红柿、黄瓜、西葫芦，像早年喂养大队的猪羊一般耐心细致。

蔬菜长得虽好，但如何卖出去才是关键。二妈想起早年跟父亲走南闯北的经验，二话不说，豪横地添置了农作三轮车，让丈夫带着两个稍大的儿子，拉到县城十字路口去卖——那时还没有城管。

计划经济虽已结束，但配给制仍是主流。寻常人就算托关系，也难买到这样水灵新鲜的各式蔬菜。结果头一天，一千多斤的辣椒、西红柿、黄瓜，不到半天就被一抢而空。

第二天，他们带上更多菜，再次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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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老大耿社教从县城回来时，眼里闪着光，一进门就朝二妈嚷道：“妈，我听说省城的菜价能比咱县城贵上一倍！”原来他在街头摆摊时，碰见两个干部模样的人闲聊，这话正是从他们那儿听来的。

二妈一拍大腿：“是嘛？走，去省城考察一下！”

从此，二伯一家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蔬菜贩运生涯。天不亮，载满蔬菜的农用三轮车便突突突地驶出村口，直到傍晚才披着一身霞光与疲惫归来。渐渐地，他们不单自己经营，还带动耿家寨其他农户一起加入。

不久，二妈在省城菜批发市场租下固定摊位。因蔬菜新鲜、品相好，耿家寨的菜渐渐有了名气，成了零售商户信得过的招牌。

那年秋天某日，站在喧嚷的菜市场门口，望着眼前川流不息的人群，二妈忽然开口说：“咱们得租个冷库。”

“租冷库做什么？”二伯不解。

“存菜。”二妈语气笃定，“冬天蔬菜少、价格高，咱们趁秋天收购，存到冬天再卖。”

这个决定，让耿家的蔬菜生意踏上了新台阶。他们在省城北郊租下一处简易冷库，每到秋天便大量收购松花菜、辣椒、茄子、西红柿。等到春节前后菜价翻倍时，再陆续投放市场。仅第一年，这项举措带来的收益，就抵上了以往整整一年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