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雅斯贝尔斯：对人类生存观的影响

从未改变

　　1883年的世界，思想的地平线上同时经历着失落与新生。伟大的卡尔·马克思在伦敦的书桌前停止了呼吸，而在德国北部的奥登堡，一个日后将重新定义人类文明图景的婴孩，卡尔·雅斯贝尔斯诞生了。这样的巧合，仿佛预示着思想传承的接力。当一种试图解释世界的宏大叙事谢幕，另一种关注人类存在本质的哲学正在悄然萌发。

　　雅斯贝尔斯早年因慢性支气管扩张症被迫远离正常社交生活，这种生理上的局限意外地塑造了他独特的思想品格。他曾在哲学自传中写道，“疾病使我成为观察者而非参与者。”这位被迫远离人群的哲学家，却最终对人类整体命运提出了最具包容性的洞见。他的孤独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思想的炼金术，将隔离转化为对普遍人性的深刻凝视。

　　雅斯贝尔斯的一生（1883-1969）横跨了两个世纪最动荡的时期。他经历了德意志帝国的崛起与崩溃、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纳粹的黑暗统治以及战后的分裂与重建。他在纳粹时期被禁止出版著作，并被解除教职，几乎遭到驱逐。这些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哲学思考，使他对人类生存的脆弱性、自由的必要性以及历史的灾难性有着切肤之痛。在这样背景下，雅斯贝尔斯的思想逐渐凝聚成以下几部代表作：

《世界观的心理学》（1919）标志着他从精神病学向哲学的转变，探索人类意识的边界与可能性。

《哲学》（三卷，1932）系统阐述了他的存在哲学，提出“包围者”概念，指涉那超越认知边界的实在。

《论真理》（1947）则构建了包容性真理观，挑战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但真正让雅斯贝尔斯在思想史上留下不朽印记的，是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及其提出的“轴心时代”命题。

　　轴心时代：重新定位人类的精神坐标。雅斯贝尔斯观察到，在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几乎同时出现了突破性的思想觉醒。“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他写道，“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

这一洞见打破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欧洲中心论历史观，揭示了一个多元并存的人类精神觉醒图景。雅斯贝尔斯指出：“轴心期的概念提供了借以探讨其前后全部发展的问题和标准。”他将这一时期的突破性特征归纳为：人类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及其限度；体验到世界的恐怖与自身的软弱；提出根本性问题并力求彻底解脱和救赎；在自我反思中意识达到新的高度。

雅斯贝尔斯的哲学核心是“存在”概念，这一概念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存在，而是指人作为自由可能性的实现过程。“人是自由的可能性，而非已完成的事实。”他强调，人的本质不在于既定的属性，而在于不断超越的能力。

在极权主义阴影笼罩欧洲的时代，雅斯贝尔斯对自由的思考具有特殊意义。“自由不是被赋予的状态，而是在边界处境中不断赢得的可能。”这种自由观不仅是对纳粹压迫的反抗，也是对现代技术社会中人的异化的警示。

他的“边界处境”概念——死亡、苦难、冲突、罪责——揭示了人类存在的根本境况。“正是在这些无法改变的边界处境中，人才成为他自己。”雅斯贝尔斯认为，直面而非逃避这些边界处境，是人类实现真实存在的必经之路。

　　改革开放初期的八十年代，思想解放浪潮涌动，雅斯贝尔斯的翻译本为年轻一代提供了全新的精神资源。其“轴心时代”理论将孔子与苏格拉底、佛陀并列，帮助大学生重新定位了传统文化，视其为人类共同精神突破的一部分。存在哲学回应了个体意识觉醒的渴求，在集体主义背景下雅斯贝尔斯对自由、边界处境和超越性的探讨，成为青年追寻自我价值的思想依托。他强调的“真正的哲学存在于交流中”，为当年的校园文化沙龙与哲学小组提供了方法论，推动一种平等对话和追求真理的实践。

可以说，雅斯贝尔斯的思想跨越时代，“轴心时代”理论打破了文明等级论，呈现多元同步的精神发展图景，为全球的对话奠定了平等基础。他将自由深化为存在方式，强调在有限性中自我超越，对当今技术时代具有警示意义：早在人工智能兴起前，他便警告人可能沦为“功能性存在”。正如他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写道：“未来取决于今天的人如何理解自己的历史。”这一启示在今天尤其深刻：“轴心时代”提醒我们文明曾共享精神突破；存在哲学呼唤人在技术时代保持超越性；交流哲学则指向通过对话实现团结。

夜读雅斯贝尔斯，我们遇到的不仅是一位哲学家和教育家，他的那些诞生于病痛与孤独中的思想，最终指向的是人类最普遍的可能，在有限中寻找超越，在边界中实现自由，在差异中发现联系。由此，读雅斯贝尔斯，不仅是理解过去，更是面向未来的一次思想操练——学习如何在不确定的时代，保持思想的勇气与开放的胸怀。

（注：本文图片全部来自度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