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时常称一称自己

山中乡里巴人

六七十年代的故乡农村，老辈人常道：“人得常用秤称称自己，才晓得有几斤几两。”话糙理不糙，沉甸甸如檐下悬着的那杆老秤——铁钩微晃，秤杆轻颤，秤砣垂得端然不动，不偏不倚，不欺不瞒。我幼时总蹲在旁边凝神看：生产队分苞谷、红苕、洋芋，一袋袋挂上钩去，秤杆便缓缓抬升，又徐徐落定；掌秤人从不急报斤两，只眯起眼，细辨星点般浮沉的秤花，仿佛称的不是粮，而是日子的厚薄、人心的轻重——轻了易飘，重了易塌，唯求那恰如其分的“准”，才托得起一家老小的晨昏炊烟、四季冷暖。

称自己，何曾是称皮囊轻重？那不过是秤杆上一掠而过的浮影。真正要称的，是心口那团火——暗夜噼啪，未熄；是遇事时的呼吸——不抢、不滞，如潮来潮去；是跌倒后指尖沾灰、膝盖磕青，仍能以掌为支、以气为阶，撑一把、喘一口气、站直了再走。我见过顺风扬帆者，把一时顺遂错认成本性；也见过屡屡碰壁者，把几次跌倒当命运朱砂印。可草木之身，本就不靠风势立，而靠根须攥紧泥土——风起则摇，风停则立，摇得自在，立得踏实。

去年孙子暑假，我回家整理书架，翻出在县城关镇“五·七”中学与贵州当兵时的日记。纸页泛黄，字迹歪斜，满纸“我一定要……”“争做雷锋、王杰式的五好战士”。重读不觉稚拙，只觉当年的我，踮着脚尖拼命往秤盘上站，想称出个“了不起”。可真正的分量，岂是踮脚称得出来的？是试验到深夜的一杯浓茶，茶叶沉浮，钢笔记录数据微响；是陪儿子念“b—p—m—f”，舌头打结也不敢笑；是儿子高烧三十九度，我整夜托住他后颈，手稳，眼沉；是委屈翻涌时，默默咽下那口气，喉头一紧，酸而未烂。这些事无声无息，不登台、不颁奖、不通报，却一桩桩把人压得实在，也托得稳当。

原来“分量”不是喊出来的，是蹲下来，把日子一寸寸按进掌纹里；不是纸上的誓言，是熬过的奶瓶、擦净的呕吐物、反复讲解的物理定律……是那些你做了、没说，说了也没人听见，却依然做的事。再翻那本泛黄日记，我不笑它“幼稚”——它只是太早，太急，太想被看见。而生活，从不急着验收。它只悄悄把秤砣，换成你肩头的温度、掌心的茧、眼角的细纹，和某天清晨，孩子踮脚擦掉你睫毛上的面粉时，你鼻尖一酸，却笑着摇头：“没事，风迷眼了。”——那才是我真正称出的，沉甸甸的，自己的名字。

老辈子没上过学，却深谙秤道：秤，不是压人的，是助人站直的。称得清自己，才不会把别人的光误作自己的焰，也不会将一时的暗，错当一辈子的夜。所以啊，莫惧称量——秤杆抬得高，是提醒你别飘；落得低，是告诉你该蓄力了。只要那杆秤还在心上，心，就尚未失准。没事，就称一称自己：不单为知道胖了还是瘦了，更是为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也悄然感知，在他人心里，你是否稳稳落了秤星。人这一生，哪有什么标准砝码？所谓“分量”，从来不是他人眼中的刻度，而是自己一次次弯腰拾起、托举、放下后，留在掌心的温热与酸胀。胖了瘦了，数字会变；可心里那杆秤，须得自己时时校准——轻了，飘着不落地；重了，压得人直不起腰。称自己，不是为了比，而是为了认：认得清自己几斤几两，才敢在风雨里站稳，在喧闹中开口，在沉默时，也不慌。

—2026.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