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一级高级警长胡劲

空军一号

胡劲在部队

疾风知劲草

—— 访一级高级警长胡劲

高 立

1978年冬，我和胡劲从临澧一同走进装甲兵部队。几年后，又一同走进党校大专班脱产学习。那些年，他给我的印象平淡内敛，像一株贴地生长的小草，不显山露水。直到最近，有机会了解他早年的崎岖，我才恍然识得，他不仅是小草，还是一株劲草。

时光倒流至1970年的一天，澧水河畔的合口镇。十字街头的木电杆上，一个11岁的男孩被绳索捆绑，胸前挂着一个破烂的洋瓷脸盆。一顶写着“小偷小摸胡庭迅”的高帽子，压在他稚嫩的头上。围观人群指指点点，辱骂嘲讽。

没人知道，那双被绳索勒出红印的手，昨天刚刚帮邻居老奶奶挑满一缸水。也没人关心，这个曾经拾金不昧的少年，内心如何理解，世人对他的冷酷。 更没人知道，这个被牵着游街示众的“小偷”，后来会荣膺一级高级警长，成为了维护法律尊严的执法者。

50多年后，坐在我对面的胡劲（曾用名胡庭迅），警服严整，神情平和。这种平和，像一株草历经疾风后特有的韧性与沉稳。时代的狂风曾试图将他摁倒，命运的冷雨也曾将他浸透。然而，他生命最精彩的姿态，是将迎面而来的每一阵风，都转化为向下扎根的力；将瓢泼而下的每一场雨，都吸收为向上生长的养分。

寒风苦境逆生长

“我从小在合口镇随外公外婆长大。父母，更像是春节才来的远房亲戚。”胡劲的开场白，平静中透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凉意。

他的父亲李丰茂，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毕业于湖北大学（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高级农艺师，因1958年错划为“右派”，在政治风暴中蒙冤26载，一直在澧县农村奔波。文革时期，两度被开除工作，两次被划为右派，戴着高帽子四处挨批挨斗。直到1983年才平反昭雪，被湖南省委破格提拔为常德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母亲，五十年代湖北大学农业经济系的大学生，受父亲殃及，从湖南省委农村部，申请调至省农学院任教不久，便直接贬回了临澧老家，在各个乡村中小学辗转颠沛。

“为了我们不被牵连，父母决定：三兄弟都随母姓胡，跟外公外婆生活。”外公原是个挑担卖水果的小贩，公私合营后成了合口水果店的职工，外婆是慈祥的家庭妇女。他们给了胡劲温饱，却无法给他一个“清白”的出身和“正常”的童年。在旁人世俗的眼里，父母受贬，孩子就低人一等，天然与“缺教”“坏胚”划上了等号。在势利与偏见围困的苦境中，胡劲低着头，孤独且顽强的生长。

父母长期两地分居，无暇顾及孩子，加上政治上受打压，孩子们就成了疯长和别人蹂躏的野草。 “有人稍不顺眼，马上就会说，这是个没娘老子管的野孩子。”他掰着手指数，“爱打架，爱小偷小摸，爱恶作剧。左右邻居的铜锁、铜脸盆丢了，总对着我家吵；同学的笔不见了，煤油灯里的油少了，日记本没了，我也常是那个首先被怀疑的对象。连打个乒乓球，有些同学都不让我近桌。”胡劲接着说，“我不服啊，就争，一争就打架。最多的一次，外公傍晚回来，三个同学的母亲等着他赔书包、赔药费。”

受欺压的人，渴望善待，往往会从骨子里长出善良。胡劲给孤寡老人挑水，打扫卫生，期望通过一点点善举换来一丝接纳，却被有些人视为讨好卖乖。他不屈服别人的欺凌，被视为烂犟皮。在不被善待的日子里，他有时候也破罐子破摔，做些出格的事。

说起11岁那次“游街”，胡劲眼中泛起复杂的光。“合口饭店住着运煤的司机，我好奇溜进去翻东西，顺便摸到个打火机就打着玩。”不料惊醒了休息的司机，被当场抓住。“他们给我戴高帽、挂脸盆、游街，绑在电杆上。我外公在镇上口碑特别好，他挤在人群里看见外孙被如此羞辱，万箭穿心又无能为力，他只能默默转身离开。后来才知道，他当晚徒步几十里去了澧县，找到我爸工作的中武公社，第一句话就是，临生（小名）他出事了！”

警察把他带到派出所，关在一个小会议室，整整一个夜晚没人管他。次日早晨，他搭椅子从摇窗上翻出去跑了回家，抱着外婆嚎啕大哭。外婆安慰他说，“你是好孩子，外婆相信你!”，并让他返回派出所。他听了外婆的话，再次回到派出所负荆请“罪”，但等待他的是一顿打骂。在关押的那两晚，成了他童年最漫长的黑夜。“弟弟踩着砖头，从窗户外给我递饭，小声说，妈妈明天就来救你的。”那一刻，自由与尊严，理解与关爱，成了这个少年最遥远的海市蜃楼。

说来所长还是他母亲的学生，不仅没有网开一面，反而还挨过所长“凶神恶煞”的拳脚。“你说恨吗？那个年代，自有那个年代的逻辑。”

多年后，两人曾见过面。此时他已是一县公安局长。谈及旧事，他脸上掠过一丝复杂的笑意，胡劲也报以爽朗一笑。那一刻，没有尴尬，也无须深谈，所有的过往，都在相视一笑里，轻轻落进了岁月的尘埃。

渴望雨露报春晖

我们继续聊起他的少年时代，他说，那份渴望与人为善的向往，也常常遭遇现实无情的煎熬。

“从九里中学转回合口中学后，我暗自下决心做一个好学生”。周末，他不再在街上游荡，而是和同学一起上童山后面的寨子佬、玉峰凸打柴，或者去干一天一块二毛钱的小工——给瓦匠递砖挑灰桶，在加工厂炕蛋糕、炸雪枣、包糖果，去煤场掀煤……“我那时就想，少惹事，多做事，希望能改变别人一点看法。”他想通过自己的忍受与忍让，为年过六旬、仍在奔波的外公外婆“争口气”，“让他们脸上有点光，觉得这个外孙不是个浪子。”

可命运似乎总要考验他改变的决心。初二在九里学农基地实习的最后一天早晨，他和同铺的伙伴收拾好行李后，发现一个男同学，在他们的床铺上恶意翻滚挑衅。伙伴劝阻无效，胡劲“火冒三丈”，压抑许久的怒火与屈辱，瞬间冲破理智的防线。他冲上去扭打，混乱中，操起床下的挖锄挥了过去。那个男同学的手臂打脱臼了，从此，“三挖锄”这个恶名背在了他的身上。

回到合口中学，学校召开大会，像宣读判决书一样宣布对他的处分。“那时我妈也刚调到合口中学教书，”胡劲的声音低沉下来，“宣布时，所有人的目光，都先看向我，再看向我妈妈。”那个想通过努力挣回一点颜面的少年，再次在众目睽睽之下颜面扫地，但他暗暗发誓，“妈妈，你放心，我一定要重新找回自己的形象，为你争光！”

母亲晚年常常落泪，觉得亏欠了孩子们的童年。“我总是宽慰她：妈，正是那些离多聚少，让我学会了如何走路；正是那一路风雨，才把我们浇灌得筋骨结实。假如一路坦途暖阳，我或许仍是根弱不禁风的草，长不成现在的模样。”

窑火营盘铸筋骨

家庭出身像一道紧箍咒，甚至影响了他“上山下乡”的资格。1977年高中毕业，胡劲因“家庭成份大和自身表现不佳”，联系两处知青点都被拒收。“其实所谓表现不佳，不就是小时候那些鸡鸡鸭鸭的事吗！”他摇头笑道。直到年底，才终于在停弦公社红土大队插队落户。

“大年初四，我就挑着脚箱被褥去了。住在生产队王姓住户家，堂屋后面的倒屋里。”他描述得绘声绘色，“白天跟着出工，手上磨得全是泡，工分评得最低。住户家很穷，粮食不够吃，我那时候正长身体，油水不好，体力劳动了又特别能吃饭，每次我都是只吃半饱；有时候他们连点灯的煤油都没有，我就把自己油灯的油倒给他们。晚上最难熬，外面漆黑，屋里寂寞，土墙缝里穿来的阴风，吹得煤油灯忽明忽暗；床顶篾席上面，老鼠开运动会似的跑来跑去。”

三个月后，生产队长委婉地说：“小胡啊，你劳力有点弱，干活还差点劲。”于是，他被当作一个“劳动力指标”，抵到了公社石灰场。

铁湾石灰场，成了他青春的“边陲”。“白天挑土、挑石煤、装窑，肩膀肿了又消，消了又肿，比在生产队更辛苦。唯有晚上不孤单，很热闹——”他模访起来，“四十多人睡大工棚，上床后几乎同时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钻进被窝里，打开电筒寻找跳蚤，不清除，它会钻到身体发热的部位迅速叮咬，奇痒无比。接着就是打鼾的、说梦话的、夜尿的，还有那种迷狗子（梦游）突然坐起来鬼喊鬼叫的！”

在这粗粝的窑炉里，他开始寻找自己的养料。“累到极致，反而安静了。我偷偷带着书，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光学习。”

转机随着时代春风而来。1978年底，政策松动，家庭境遇改善，胡劲报名参军。经过层层筛选，他终于登上了北上的军列。

“解放军装甲兵学院，那是全新世界。”他的眼睛亮起来，“军装一穿，帽徽领章一戴，象征着一切合格。过去那些所谓的成分、污点已经过去。部队里考核的是忠诚、纪律、技能。我第一次感受到，只要努力，就能被看见、被认可。尽管在部队多个岗位历练摔打，几起几落，但我始终没有放弃追求上进念头，最终成了院长的公务员。”

部队退役后，胡劲先后在县、乡镇工作，后辗转市经委系统、城建系统、政法系统工作任职。其间，还被组织安排到乡镇挂职锻炼。“凭借军营的锤炼和早熟的通达，胡劲一步步前行，多次受到市政府记功表彰。工作之余，他未曾停止学习，先后考取了党政干部基础专修科、中央党校函授学院法律本科文聘。不断用知识武装头脑，拓宽知行疆域。

从被歧视的少年，到石灰窑的知青，到保家卫国的战士，再到头顶国徽的警察，这条路他走了大半生。这并非简单的人生逆袭，而是一棵野草在石缝中，凭着本能对光的渴望，一次次调整生长方向，最终将每一次挤压，都转化为向上的力量。警徽上的金光，不仅代表着法律与秩序的尊严，也映照着一个生命穿越低谷后，为自己赢得的光芒。

对话胡劲

问：如何看待自己童年的那些“过错”行为？

胡劲：错的不是童年，那是一个善良的孩子，在充满误解和歧视的环境里，笨拙的自保与呼救。我做苦力、帮邻居，是想证明“我有用”；我打架、反抗，是因为我不想被随意欺负。我渴望被接纳，有时用错了方式。丁玲说“活过来就是幸福”，我们这代人，能从那种环境里挺过来、长起来，还能为社会做点事，已经很知足。

问：您父亲后来洗雪冤屈，成为地区行署副专员，这对您有什么影响吗？

胡劲：是扬眉，更是鞭策。他当副专员时，我还在乡下。别人开玩笑说“你爸是领导”，我就说：“所以他更得盯紧我，让我走得更正。”他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不是光环，而是走过乌风暴雨后更豁达、更稳健的格局。

问：从石灰窑的知青到一级警监，最关键的是什么？

胡劲：是“春风吹又生”的野草劲。石灰窑挑担再累，我也没放弃努力；部队再严，我也觉得有路可走。最根本的，是自己心里要有不肯熄灭的星火。平台机遇重要，但你得先像草籽一样，抓紧每一寸土壤，准备随时发芽。

问：如果有机会对当年那个被绑在电杆上的自己说句话，您想说什么？

胡劲：（沉思片刻）我会说：小子，别怕。这些遭遇、嘲笑、伤疤，将来都会变成你铠甲上的花纹。吹打你的疾风，是在教你如何站稳。使劲长吧，只要根不死，一场春雨，草就能活过来，你看，我就是。

采访后记

采访结束时，胡劲送我一本他父亲撰写的《风雨屐痕》。扉页上有一行轻盈的字迹：“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

合上书本，恍若目睹一幅关于“生存”的漫长画卷。画卷的起笔，是澧水河边一株被踩进泥里的草；而终章，是它历经无数季风霜雪雨后，终以苍劲之姿，立于大地。

胡劲的故事是一面棱镜，让我们重新审视：当社会不能善待一个无辜者时，他只能用头去撞那扇求助的门，哪怕撞得头破血流。而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做的不是加固那扇门，而是在墙上多开几扇窗，让光照进去，让风吹进来，让那株草知道：生命本身，就是一场壮丽的抗争与超越，每个人都配得上所有的阳光和雨露。

疾风知劲草。只要不倒下，这个世界，终会看见每一株劲草的芬芳与华光。

胡劲获得的中央党校函授法律专业本科文凭。

本文作者高立与胡劲合影。

1978年12月胡劲在部队。

胡劲（前排右二）与原装甲兵指挥学院政委、军委总参谋部兵种部政委田永清将军（前排右四）。

2 0 2 4年10月，胡劲母亲满9 0周岁。

当年由省长签发的任命书。

1955年，抗美援朝时期的李丰茂（后左）和战友盛和钧（前右）等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