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忆当年“文科班”

汉马

　　1983年从乡下初中考入和林一中的时候，我其实还是懵懂少年一枚。自小生于乡野，从未出过远门，一朝登堂入室，却又恰似“山汉进城，两眼牢铃”！或许是激动，或许是好奇，或许也有自卑，或许还有沉重的使命感‌，所以刚入学时基本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虽然也听闻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却“繁华不知何处是”。记得初到后操场边上的大食堂窗口打饭时，排在前面的学长们自报家门曰诸如“文三”“理四”，我却是一脸懵逼状态，及至后来有熟识掌故者加以指教方才释然，原来那是文科与理科补习班的班名及序号，那时我才第一次知道高中课程还有文理之说。可见，见识短浅有时会让人错失多少生活的烟火气！

直到高二后半年，文理分科才被提上日程。其实至此之前，学校开设的课程基本上都是偏重于理科。历史课虽然也开设，但是不参与各种考试，所以同学中大都不怎么重视。至于地理科目干脆就没有开设。整个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只是学习了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政治等文化课。或许那时候的社会就开始信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可能也因文科受当时课程接续等历史或现实的影响，反正就是同学中选学文科的相对较少。及至分科后，全年级原来的四个班共近200人被重新划分为一个文科班，两个理科班。由各班自愿报名组成的文科班大约有四十多人，编为41班。我原来所在的41班则被编排成42班，属于理科班，其他各班也作了适当的调配。记得和我一起转入文科班的原41班同学有：白吉祥、陈卫东、段爱秀、韩少电、胡骏杰、李金良、蒲芳、闫雪梅、郑钰。我之所以选择了文科，其实也并非理科成绩不堪入目，实则是由于高二上学期有点放任自流，与几个同学经常逃课，这样的话耽误了的物理化学实在是难以弥补，悔恨之余只得选择了文科班。其他进入文科班的同学是否也有此原因不得而知，但也事不尽然，就像原43班的高梅枝本来是稳居年级前三名的学霸高手，却也临阵倒戈为文科班一员，估计这是十足的志趣所致罢。后来才发觉，文科班里，这样的才子佳人不在少数。这与多年后的县域高中文科遭受系统性冷遇相比，那绝对堪称是一个可以以文科而骄人的时代啊！

　　文科班人数虽少，却可称“群贤毕至”。思想开放自由，文化氛围浓厚，个性鲜明突出，情谊朴素真挚，这大概就是那个年代文科班的特色吧。不会忘记，在班主任白彦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搭乘载货卡车前往山西大同游玩的情景；不会忘记，怀揣着激情与梦想的火种，“青年联合开拓团”应运而生如火如荼的日子；不会忘记，风行一时的班级报刊办得风生水起——《志远报》创刊、《启明星报》创刊、《宇宙》杂志创刊……几何时，群芳争艳各领风骚；不会忘记，轰动一时的元旦晚会搞得亮点纷呈——才子来了、歌神来了、舞神来了……一时间，才艺展示各显身手！都说青春就是流行色，文科生无疑就是校园思潮的推动者‌。

　　读闲书，阅报刊，侃大山，乱涂鸦，似乎是文科生的日常修炼。那时候校门口的文化馆有个阅览室，我们课余时间常到那里借阅一些书籍杂志如《人民文学》《十月》等，但是不允许带走，所以很多内容常常是走马观花囫囵吞枣而已。当时，班级里传阅着两份报纸。一份是《语文报》，围绕提升语文能力，编排了很多内容，有名家讲读书、写作的文章，有和中学语文课进度相配合的课文导读，有唐诗宋词、经典古文的讲解，有全国各地中学生的习作，有各类语文题解等，感觉应有尽有。特别是登载的学生习作有的文风很大胆，敢于直面敏感话题，敢于质疑权威作家，让我甚是佩服。另一份则是《杂文报》，它以一张小报引领八十年代的思想潮流，“革故鼎新，激浊扬清”是那个时代的黄钟大吕。全班争看的两份报纸，最后却找不见几张——硬是传来传去给看没了！自认为已经满腹经纶的一帮书生，开始动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晚饭后聚在一起，谈人生，谈理想，也谈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甚至为了一个与己无关的话题而争辩得面红耳赤气冲斗牛。不过也不能抹杀一些人的才情，后黑板的每期板报，苏建华的板书，王立新的插画，那绝对是主角。还有两位唱歌大拿，也绝对不是浪得虚名。一位是张钧，擅长通俗流行歌曲，一首《一剪梅》软绵绵的，听着让人舒服；另一位是邬澎，喜欢地方民间小调，一段《撒荞麦》热辣辣的，听着让人舒心。作文课自发地拓展到了自办的手抄报上，还有墙报上，题裁也是五花八门，散文，诗歌，评论。至今犹记得，同学王立新的一篇小小说《虚惊一场》被邵丽华老师课堂范读，并当场盛赞曰：“这哪里是小说，分明就是报告文学！” 其中缘由大概就是文中描述的那个校长和校长助理像极了当时学校领导中的两个人，多少有点儿“对号入座”的意味吧！

看似精彩的日子就这样子一天天的过去了，不知不觉已到了高考复习阶段，直到此时却才惊觉那些个匆匆溜走的光阴。回头再看看自己的文化课，除了语文数学尚可应对之外，其他学科实在是捉襟见肘。这让我想到了都德的《最后一课》中的那个小弗朗士，因贪玩逃学、漫不经心而荒废学业时的愧疚情景。当然，我的偏科也有其客观原因。我的英语学科初中阶段几近空白，中考成绩二十多分。高中阶段首次试用三年制课本，而高考考查的却是过去的两年制课本。加之中途更换英语老师不能适应等原因，让我对英语学习一筹莫展。再说历史和地理吧，同样都是初中课程几乎未学，高中阶段也是流于形式。要在分科后短短一年把半时间里把每科六本书的内容尽入脑中，确非易事。当年同学中类此境况者恐怕不在少数。于是，在沉重的压力、深度的悔恨、飞扬的浮躁多重叠加之下，有人沉沦了，开始抽烟、喝酒、打架、谈恋爱，也有人等不到高考那一天就离校了……三年的高中生活，一半理科一半文科，结果是文不成理不就，所以应届高考上线的也就当属凤毛麟角了。而当年（86届）文科班应届生中的凤毛麟角则当数二人，一是郑钰，考入内蒙古大学哲学专业；二是高梅枝，拒绝保送内师大而考入山西财经学院对外经贸专业。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他们也是工作后最早从体制内冲出去的人，几番拼杀体验着别样的人生精彩。

　　对于农家子弟来说，要想跳出农门，复读是当时的唯一机会，因而落榜的我也别无选择地走进了一中复读的大门。那时的高考补习班多如牛毛，复读几年的学生也没有谁感到难为情，就连马云、俞敏洪当年也是复读三年才考上大学的。进入文补班后发现确也如此，偌大的教室里聚集的五六十人中，据说有复读二三年的，也有四五年的，我所知道的最多的是复读七年后才考上的。照此看来一直被冠以“老汉”雅号的我充其量还算是个“小弟”。当然，补习生中都自然地组成若干个“小圈子”，那也许就是前几届毕业生各自的同学群吧，正所谓“黄鸡儿一窝，黑鸡儿一窝”。但这里的“江湖”并不水深，不长时间彼此很快就又打成了一片。即便是每个人都报定了破釜沉舟卧薪尝胆的决绝，但毕竟是书生意气，终将耐不住寂寞空虚，于是有人热衷于闲谝，有人迷恋于玩球，也有人陷入单相思……班上一度又流行办报热，记得有吴欣一帮人办了个《捣蛋鬼》手抄报，手书、撰稿都堪当上称之作，至今还记得吴欣有一首诗歌《我们是旋转的一群》，其哲思和气势大有汪国真的风范。不知怎么，如今早已是内蒙古作协会员、呼和浩特市作协副主席的吴欣先生创作出版过多部散文、小说、纪实作品，却是很少有诗歌问世。受此影响，我和王立新也曾办过一两期手抄报，报名早已忘记，只记得我曾写过一篇《天边，那一抹红云》的模仿散文，也早已淡入岁月的银河里。

　　真正的定力，是见过风浪后的清醒，是经历世事后的沉淀。补习生的定力，大概就是缘于此罢。待风平浪静之后，我们都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了悬梁刺股的拼搏冲刺中，也因此接纳了一些授业老师的教学风格及其影响。记得张发老师曾经给我们代过一年的文补班语文，性情和善，讲课慢条斯理却能直抵人心。记不清是在讲授《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还是《林黛玉进贾府》了，张老师在介绍《红楼梦》的作者和写作背景时，顺带把第一回作了简要概括，并随口吟诵出跛脚道人的《好了歌》以及甄士隐的注解词，同时也解读说这些都是在推进和暗示全书故事情节的发展和结局，可惜高鹗未解其意，其后四十回的续作违背了曹雪芹的原笔原意，实属遗憾。那时候的我既未读过原著，也未听说过如此见解，只是一个劲儿的佩服先生的学识，直至以后作文不时地引用其中一句“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也记得政治课上，王佩老师不苟言笑，从不照本宣科，而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金句频出一气呵成，让人心领神会。特别是王老师自创的解答论述题方法的“五点论”：“第一二点讲原理，反复推敲审清题；三四两点谈实际，切莫搞成两张皮；最后一点做结论，正反两面要顾及。”可谓概述精要用心良苦，也让我受益匪浅。几年后，当我在乡村中学任教政治课时，我还曾把先生的这一答题口诀作了加工：“开章要把题来点，概念原理写在先；论述事物分层次，对照原理一二三；……最后一点作总结，表明态度方过关。”中间的两句实在是想不起来了。这些答案要领即便是在九十年代的中考答题中，也是屡试不爽，这都得益于先生早年的教诲有方。另外还记得的是教地理的赵成龙老师，讲台初见，小胡子，小眼镜，标准的老学究模样，据说是涉猎广泛，自学成才。聆听授课，始信传言不假。该师治学严谨一丝不苟，讲课时喜欢旁征博引多方联系，而且表述流畅引人入胜，特别是那些地理知识的概括性顺口溜，仿佛信手拈来脱口而出，往往令人印象深刻。至今犹记得在讲述非洲和南美洲的两种树木的比较时，随口而出“……花瓶纺锤，波巴布树；雨季输入，旱季输出；一丘之貉，分居两洲。”还有讲述美国的矿产资源时，记得有几句是这样说的：“东部煤田西部铁，墨西哥湾产石油，俄克拉荷马，得克萨斯州。” 年代久远，记性不好，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至于其他的老师已有另文记述，在此恕不重复。感恩遇见，正是这些良师的悉心教导，才让我们走出了那段驿动和浮躁的人生里程，完成着成长的蜕变。

同窗一度搏春秋，离别四海结情愁。往事如烟，一晃眼高中毕业已经整整40年了。其间，曾经的老师同学皆风流云散；如今，恩师好否，同窗何如？今天，在这样的乍暖还寒的初春的夜晚，我突然想起了我们当年的“文科班”，目的却不是借回忆自我取暖。当年，有个性、有梦想、有激情、有活力，以才气凌人，以狂气傲世的“文科班”，如今安在哉？

从师专毕业后在中学里教书已有三十七八年之久，也曾亲眼目睹过文理选科的诸多“怪象”，一段时间以来，选择文理的标准已经不再是志趣，而是演变成“能学理科尽量学理科，实在不行才学文科”。有人形容文科班里汇集的多是“理科泪汪汪，文科眼茫茫”。文科班之“式微”竟一至于斯！山重水复，柳暗花明，近年来，新一轮高考综合改革方兴未艾，高考科目不再分设文理，而是实行“3+1+2”模式，学生的学习也相应实行“选课走班”。至此，“文科班”也就走向寿终正寝。回首向来处，“文科班”的浮沉或许正是管窥社会价值观变迁和重构的绝佳视角。但是无论如何，当年“文科班”的煊赫一时，早已积淀为我们此去经年个人思想与风格的底版，驻藏在身心的某个角落里，每每忆起，都鲜活如新，且温润如玉。

今年适逢母校和林一中七十华诞，有念于斯，有诗为证：

故园三十八年前，怒马驱风雨似鞭。

报聚青衿挥墨畅，社呼赤子立潮先。

头魁星落黯秋月，数汲灯明破晓烟。

别梦逝川斜照里，唯余暮雪映腮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