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聊三皇五帝》 第二百三十一节 帝舜有虞氏政权（十四）

王洪斌

《闲聊三皇五帝》

第二百三十一节 帝舜有虞氏政权(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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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什么？人是能制造工具并能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

人可以从生物、精神与文化等各个层面来定义，或是这些层面定义的结合。生物学上人被分类为人科人属人种，是一种高级动物。文化人类学上，人被定义为能够使用语言、具有复杂的社会组织与科技发展的生物，尤其是能够建立团体与机构来达到互相支持与协助的目的。

人是一个能思考、有社会关系、会变化的复杂存在。从哲学视角来看，人是‌自我意识‌的主体，能反思自身存在，并通过‌自由意志‌和‌实践‌不断定义自己；从‌生物学视角来看，人是‌智人‌，拥有高度发达的大脑，具备抽象思维、语言和复杂社会性，是生物进化的一种；从‌社会学视角来看，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身份和意义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形成，文化和社会结构塑造了自己。

人是多面性和可变性的。人同时拥有理性、情感、社会性等多重面向，在不同情境下展现不同特质。人是‌动态的‌，会随时间、经历和环境变化而成长和改变。人伴随对权威(权力)的渴望会走向反动。

一个青少年时期被视为孝敬父母，和睦邻里的孝德典范，一个被赞誉为“浚哲文明，温恭允塞”(智慧深远且文德辉耀，温和恭敬的美德充满于天地间)的德政典范，一个让尧帝深感钦佩，愿下嫁双女、禅让帝位的治国贤君，主政后开始变了。

网络党羽。虞舜主政后利用主持各种仪式性活动的机会不断树立自身威权，同时利用接待四方部落首领的机会，结交各方部落，培植和经营自己的一方势力。虞舜将高阳氏部落的八位子孙苍舒、颓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称为“八恺”，将其树为和善贤能，并任命其主管土地，从而掌控了农业实体，也就是当时国家的经济基础。虞舜又将高辛氏部落的八位子孙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称为“八元”，将其树立为善良贤能，并任用其主管教化，即意识形态，从而掌控了巫史社会，也就是当时国家的上层建筑。

打击异己。早在帝密召虞舜入朝对其进行政务考验时，他就发现朝中的八伯(驩兜、共工、放齐、鲧，其余四人名字已不可考)位高权重，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虞舜主政后便拿八伯中的三位——驩兜、共工、鲧开刀，罗织罪名，把他们连同三苗大酋长一起定为“四害”，进行打击迫害。第一个遭迫害的是讙兜，当初帝密选拔政治后备人选时，讙兜积极推荐共工。虞舜认为讙兜是他的权威的潜在的最大威胁。他把讙兜流放到崇山，崇山属于南方。第二个就是共工，共工治水世家，虽然免去治水总指挥一职，但其势力不可小觑，一旦与驩兜结成势力集团后患无穷，虞舜把他流放到幽陵，幽陵属于北方，让他与讙兜一南一北，再无结党密谋的机会。第三个鲧，这个连帝密都敢顶撞的权贵，对虞舜嗤之以鼻。虞舜把鲧流放到东方的羽山。第四个是三苗，拿这个不服王命的诸侯杀一儆百。虞舜把三苗迁移到西部的三危。后人曾有一种说，这就是“南蛮北狄东夷西戎”的来历。虞舜同时斥责皇帝后裔帝鸿氏部落首领毁弃道义、阴险狠毒，以行恶事为乐，称之为“混沌”；指斥东方贵胄少昊氏部落首领不讲信誉、废弃忠诚、喜听谗言、花言巧语，称之为“穷奇”；认为颛顼部落的首领没办法去教育引导，不明事理，称之为“梼杌”；对于缙云氏，则说他沉溺于口腹之欲，贪求财宝贿赂，为天下所厌恶，称其为“饕餮”。虞舜将这四个部落定为“四凶”，一举将这四个部落流放到四方的边远地区，使他们远离权力中枢。后世用“四凶”或“四佞”代指奸恶之徒。

虞舜主政后数年，网络党羽，收买人心，打压异己，威望远远超过了帝密，成了权倾朝野的首脑人物。于是，他不再把岳父帝密看在眼里，朝中大事以自我为核心，独断专行，完全把帝密架空。

帝密三十七年(前2128)秋，帝尧陶唐氏政权弟六世帝姜密病逝。所谓帝密死后虞舜为其守孝三年都是后世儒家学者杜撰，事实上帝密一死，虞舜就正式即位称帝。他即位后没有延续帝尧陶唐氏政权，他认为帝尧陶唐氏政权的气数已尽，理当改朝换代，遂下令在蒲坂建造新都。第二年新都建成，虞舜率文武大臣迁都蒲坂，并改国号为“虞”，正式建立帝舜有虞氏政权，并以公元前2127年为虞舜元年。

《史记·五帝本纪》：“舜之践帝位，载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谨，如子道。封弟象为诸侯。”(白话文：”‌舜登上帝位后，载着天子的旗帜，去朝见父亲瞽叟时，态度恭敬谨慎，完全恪守着为人子的孝道。同时，他把弟弟象封为诸侯。”)

帝舜将象封于“有庳”(今湖南省道县北部‌)。这里远离中原，地处荒服，又是三苗之地，即南蛮之地。讙兜是作为罪犯流放于此，象是作为诸侯封地于此。但是，象与其他受封诸侯不同，他没有诸侯的实权，无法任免官员、无法发号施令，帝舜派遣官吏治理有庳国。象虽享受尊荣，却无独立经济基础，有庳国的贡税需上缴中央。帝舜给象安排的这种“富贵闲人”的生活，使他无法组织反抗或施行暴政。

孟子将帝舜这样安排象解读为仁政(“仁人”)的典范：帝舜不念旧恶，封象以富贵，但通过制度设计防止其危害百姓，实现了亲情与责任的平衡。这种“名为封侯，实为流放”的安排，既彰显了仁德，又维护了稳定，堪称古代政治智慧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