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罐鸡汤

崔国安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大概是文字能力和工作表现还算突出，我被从基层单位借调到县局办公室做文秘。那时我身份还是集体职工，算是个“临时帮忙的”。领导找我谈话时说得很清楚：“借调只是临时安排，不调动关系，职务还在原单位保留，干不好就回去；工资也回原单位领；局里没宿舍，就在办公楼给你腾个单间，有张办公桌，其他自己解决。”

我原来工作的地方偏僻闭塞，人的观念也守旧。你有能力，就有人眼红；你没能耐，又会被人看低。在那儿，怎么活都好像不对味。

到了新岗位，我一头扎进工作。白天黑夜连轴转，跑城市、下乡村，写材料、搞宣传、做研究。每个星期还要抽空回原单位布置工作。那年，县局拿了地区和省的宣传研究先进，我原来的单位也被评为“满堂红”。

或许是因为身体底子薄，或许是因为太累、生活没规律，那年五月，我病倒了。诊断结果是结核性胸膜炎。医生看着化验单说：“光吃药不行，得加强营养，好好养着。”

“加强营养”四个字，他说得在理，落在我心里却沉甸甸的。外人一听结核两字就躲，怕传染。机关食堂的饭菜就是那味，街上几家小馆子油重盐咸，吃了几个月，病体没见好，人却越发虚乏。

治疗一个多月后，胸腔出现了积液。那时只能穿刺抽液。永远记得七月二十日下午，上午还晴空万里，午饭后天色骤暗，乌云从山后滚滚压来。下午两点，我弓着身子坐在床边，双手抱头，办公室正、副主任前来照料。长长的针从后背刺入时，窗外闪电撕开天空，炸雷轰然滚过，大雨倾盆而下。

雨声雷声混杂。我看着软管里淡黄如啤酒的液体，一管管注入痰盂。那次抽了一千五百毫升。针拔出来时，我看着那大半痰盂的积液，心里空荡荡的，好像被抽走的不是水，是最后一点支撑着身心的热气。

积液抽了，雨也停了，医生和来照护的两位主任都走了。

第二天中午，我又为吃饭发愁。我无处开火做饭，外面的馆子早已吃腻。正茫然间，门口响起高跟鞋的声音，我一看，是单位的一位女同事。她手里小心地捧着一个深褐色陶罐，正值夏天中午，额上沁着细密的汗。

“才听说你住院了，想着你一个人吃饭不方便，就炖了点鸡汤，你趁热喝，补补身子。”她声音轻轻的，却带着实实在在的关切。

罐子盖一揭开，一股滚烫浓香猛地冲出来，瞬间涨满整个病房。那香气扎实、鲜活，带着农家土鸡才有的浑厚肉味，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暖意——像一把钝而温热的凿子，轻轻凿开了我心里冻住的那层冰。

我用她带来的碗勺舀汤。汤面浮着层珍珠色的油膜，送进口中，温润醇厚的暖流顺着喉咙滑下，缓缓漫向全身。鸡肉炖得酥烂，筷子一碰就脱骨。我一口一口喝着，起初只是机械地吞咽，后来只觉得身上渐渐有了温度，血液好像又重新活络地流动起来。

这可是传染病房啊，多少人避之不及。可就在看到她来探望的那一刻，所有硬撑的坚强、独自扛着的委屈、对未来的茫然，都被悄悄化开了，熨平了。送她走后我想，如果干不好回去，那就连这一罐子鸡汤也对不起。

几十年一晃而过。人生早已走出当年那条窄道，见过更大的世面，尝过更多美味佳肴，但再也没有哪一种味道，能替代记忆里那罐土鸡汤。

那罐土鸡汤的滋味我依稀真切：扑鼻的香气，陶罐沉甸甸的手感，还有那同事额角的汗珠和她鼓励的面容、在困顿中突然抵达的救赎。

如今，我只要看到炖汤，甚至偶尔听见鸡鸣，瞥见一根鸡毛，那个深褐色的陶罐就会浮现眼前。它像一座小小的灯塔，静静立在我生命的海岸线上，提醒我：人间最珍贵的，从来不是顺境时的锦上添花，而是在你最冷最暗的时候，有人愿意伸手递来一罐滚烫的暖，一颗朴素真挚关切的心。

那一罐鸡汤对我而言，早已不只是食物。它是一个信物，封存着我人生寒冬里所有的冷，也收留着打破寒冬的那一整束阳光。它让我相信：命运的雨或许倾盆，但人情的炉火，总会在某个意外的角落，为你燃着，不声不响，却从未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