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吴同脉

西岐布衣

泰伯奔吴：让天下者，创江南

商末的岐山下，周原的麦田翻涌着金浪，风里裹着成熟的麦香。泰伯立在自家宅院的台榭上，望着不远处父亲古公亶父的身影——老人拄着枣木拐杖，一遍遍摩挲着三弟季历的肩头，眼神里的期许像星光般透亮。他心里早明镜似的，父亲属意季历的儿子昌，那个眉眼清亮、三岁便能指认星辰的孩童，盼着他将来扛起周族兴旺的重担。

作为长子，泰伯本是王位既定的继承人。这些日子，他总看见父亲深夜对着星象图叹息，看见季历欲言又止的模样，更撞见族人私下聚在槐树下窃窃议论，话语里满是对周族未来的忧思。他想起幼时父亲教他读《易》，指尖划过竹简上“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字句，此刻忽然通透：所谓传承，从不是固守名分不放，而是让最合适的人，担起最沉的责任。

“二哥，”夜色漫上来时，仲雍揣着半块温热的麦饼找到他，粗布衣袖上还沾着田间的泥土，“大哥，你心里的难处，我懂。”泰伯握住弟弟的手，指尖传来熟悉的粗糙触感——那是一同狩猎、一同耕作留下的默契。“父亲老了，周族不能乱。”泰伯的声音低沉却坚定，“我们走，把路留给季历，留给昌。”

没有辞行的酒，没有送别的人，只有星夜下的悄然启程。泰伯和仲雍脱下象征王室身份的玄端礼服，换上粗布短褐，背着装有农具、草药和种子的行囊，循着南方的炊烟，一路跋山涉水。他们走过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渡过滔滔黄河的激流险滩，再顺着淮河向东，越走越远，直到中原的麦田消失在天际，眼前铺展开一片从未见过的景象——茂密的森林遮天蔽日，丘陵间河网纵横，沼泽里芦苇摇曳，偶尔能看见披发赤足的土著，举着石斧追逐猎物，眼神里满是野性与警惕。

这便是荆蛮之地，如今的无锡梅村一带。初到时，语言不通，习俗迥异。当地人见他们束发戴冠、身着异服，纷纷避之不及，有的甚至捡起石块投掷，嘴里喊着他们听不懂的话语。泰伯站在伯渎河的前身——一条浑浊的小河边，望着水中自己的倒影，忽然抽出腰间的短剑，挥刀斩断了束发的丝带。长发散落肩头，他又学着当地人的模样，用草木汁液在身上绘上简单的纹路。仲雍愣了愣，随即也跟着照做，刀刃划过发丝的瞬间，他听见大哥说：“我们既来此，便不再是周人，而是勾吴之人。”声音里没有惋惜，只有释然。

断发文身，是他们融入荆蛮的第一步。为了学懂当地的语言，他们跟着土著孩童咿呀学语，用树枝在地上画图交流，常常因为发音不准被孩子们哄笑；为了适应湿热的气候，他们学着编草鞋、织麻布，褪去贵族的体面；为了获得信任，他们把带来的青铜农具分给村民，教他们开垦荒地、辨识五谷，甚至把珍藏的麦种、稻种撒进田里，手把手教他们耕种。有村民染上恶疾，上吐下泻，泰伯便拿出随身携带的草药，照着父亲教的方子熬制，守在床边彻夜照料；有两个部落因争夺水源起了械斗，他带着仲雍冲进去，硬生生隔开挥舞石斧的人群，用刚学会的吴语讲道理、说利害，直到双方放下敌意，握手言和。

江南的雨季来得猛烈，连日的暴雨让平原积水成涝，刚种下的庄稼被淹得奄奄一息。泰伯看着村民们蹲在田埂上抹眼泪，想起周原的灌溉之法。他带着仲雍踏遍周边的河港，踩着泥泞勘测地形，用草木在地上标记河道走向，决定开凿一条人工运河，连通漕湖与古运河。没有铁器，便用石斧劈、木耒挖；没有图纸，便凭着记忆和实测调整；白天一起劳作，手掌磨出厚茧、脚上布满血泡也不歇息，夜晚便围着篝火商议对策，用陶罐煮着野菜充饥。村民们看在眼里，敬在心里，原本观望的人主动加入，就连曾经敌视他们的部落首领，也带着族人扛着工具前来帮忙。

这条后来被称作“伯渎河”的运河，终于在次年春天贯通。河水潺潺流淌，滋润着两岸的农田，也打通了村落间的往来通道。泰伯又教大家在低洼处围起土坝，建起“鸭城”“麋城”饲养禽畜；教大家种桑养蚕，缫丝织布，让粗糙的麻布换成柔软的丝绸。原本荒蛮的江南，渐渐有了烟火气：村落沿着伯渎河蔓延，田地里稻浪翻滚，集市上有人用粮食换取丝绸、农具，孩子们在河边追逐嬉戏，笑声回荡在两岸。大家拥戴泰伯为领袖，建立了勾吴古国，以梅里为都城，过上了安稳富足的日子。

闲暇时，泰伯常会站在伯渎河畔的老槐树下，望着河水向东流去，想起遥远的周原。他托往来的商旅带去问候，得知季历治理周族井井有条，昌已长成胸怀天下的青年，便欣慰地笑了。仲雍递来一碗热茶，问他：“大哥，你后悔吗？”泰伯摇摇头，指着远处炊烟袅袅的村落，指着田地里弯腰劳作的百姓，“你看，这里的人有饭吃、有衣穿，不再受野兽侵袭，不再为生计发愁，这便是我想要的。”

岁月在伯渎河的流淌中悄然逝去，泰伯在江南扎根数十年，从青丝熬成白发。他始终谦和待人，从未以领袖自居，和村民们同吃糙米饭、同饮河湖水，春耕时一起下田，秋收时一同晾晒谷物。有人问他，为何甘愿放弃王室尊荣，在蛮夷之地受苦，他只是笑着说：“能让百姓安居乐业，便是最大的尊荣。”

孔子周游列国时，听闻泰伯的事迹，站在鲁国的杏坛上感慨万千：“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这份“至德”，不是高高在上的道德说教，而是融入烟火人间的谦让与担当。

泰伯去世后，仲雍继位，继续传承他的理念，治理勾吴。数百年后，勾吴发展成为春秋时期显赫一时的吴国，而泰伯开创的基业，早已深深扎根在江南的土地上。无锡鸿山的泰伯墓，历经千年修葺，庄严肃穆，享殿石柱上“志异征诛三让两家天下；功同开辟一杯万古江南”的对联，道尽了他的一生；梅村的泰伯庙，香火绵延不绝，“至德名邦”的石坊，默默诉说着这位开拓者的故事。

如今，伯渎河的水依旧流淌，滋养着无锡的沃土。每当春风拂过梅里，田间的麦苗泛起青绿，人们总会想起那个为了成全他人，甘愿远走他乡的王子；想起那个断发文身，与荆蛮百姓同甘共苦的领袖；想起那个以厚德载物，用一生诠释“至德”的泰伯。他让出去的是王位，换来的是周族的兴旺，开辟的是江南的文明，留下的是千古传颂的人文佳话，更成为无锡这片土地上，最温暖的人文底色。

周吴文脉同源析

华夏文明，若长河奔涌，万流归宗；文化脉络，如古木盘根，枝繁本固。周文化之兴，肇于岐周，播于西土，以“敬天保民、厚德载物”为魂，以礼乐教化、礼让为纲，乃三代文明之集大成者也。吴文化之盛，起于荆蛮，昌于江南，以“至德传家、上善若水”为韵，以崇德重文、务实拓新为骨，为东南文明之开先河者也。二脉看似东西相隔，实则根脉相连，薪火相承，千古不易。

溯其源，商末周初，岐山周原，太王亶父察圣瑞于姬昌，欲传社稷于季历。嫡长子泰伯，深明父志，恐废长立幼违礼法，遂与仲雍谋曰：“父欲兴周，不在我等，当全其志。”黎明之际，兄弟二人托言采药，辞宗庙，别故土，跋山涉水，千里南奔。越秦岭，渡长江，终至吴地梅里——彼时蛮荒之所，土著茹毛饮血，未有教化。泰伯、仲雍断发文身，示绝归周之意，亦顺蛮夷之俗以融众；筑城郭，兴农桑，携岐周先进之耕织技艺、礼乐典章，化导土著，敷陈文明。土著见其举止有度，德行高远，遂推为君长，立国“句吴”。孔子盛赞：“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此“至德”二字，既是吴氏家族之烙印，亦是周文化植入吴地之核心。

观其脉，周文化之精髓，已悄然化入吴文化之肌理。周人“敬天保民”之仁心，演为吴地“爱民如子、体恤民生”之治道；周室“礼乐有序”之规范，成吴地“崇文重教、礼义相传”之风尚；周原“礼让为国”之美德，凝为吴地“谦谦君子、和而不同”之品格。岐周之“厚德”，育泰伯兄弟之高义；吴地之“若水”，承周文化之柔刚。故吴文化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实乃周文化在东南沃土之变体与延伸。周为其根，吴为其枝；周为其源，吴为其流。枝干相连，源流互通，虽历经千年风雨，文脉未曾稍断。

察其今，岁月流转，时空隔不断同源之契；世道变迁，初心磨不灭传承之魂。常熟者，吴文化之重要发祥地也，承仲雍遗风，秉“崇德重文”之传统；岐山者，周文化之滥觞地也，守太王基业，传“敬天保民”之精神。今常熟慈善总会携仲雍文化研究会、爱心企业，远赴岐山，捐二十万之资，助百余名困学之子，修五丈原中学之舍。此非单纯济困之举，实乃对周文化本源之回望，对血脉根魂之感恩，是“凤鸣岐山福泽吴地，善美常熟助学三秦”之佳话，亦是周吴文化在新时代交融互鉴之明证。岐周之周风，孕泰伯之至德；常熟之吴韵，彰礼让之遗风。两地以慈善为桥，续千年文脉，让周吴同源之谊，在当代焕发光彩。

夫文化之传承，不在故纸堆中，而在实践里；文脉之延续，不在言辞之间，而在血脉中。周文化如昆仑之山，奠定华夏文明之基；吴文化似长江之水，承载东南发展之魂。二者同源而异派，殊途而同归，皆以“德”为核心，以“礼”为纽带，以“民”为根本。千载以降，从泰伯三让之高义，到当代助学之善行，周吴文脉始终弦歌不辍。愿此同源之脉，如松柏之茂，经霜愈劲；似江河之流，奔涌不息，为华夏文明之绵延，续写不朽篇章。

周吴文脉续·治世与流风

昔泰伯、仲雍立国句吴，非仅以“至德”安邦，更以岐周之治道润化蛮夷，以务实之举措奠基吴邦。其治世之策，上承周文化之精髓，下合吴地之水土，既显礼让之德，亦彰开拓之智，为吴文化之勃兴铺就坦途；而后世江南礼制民风，更浸淫周吴同源之韵，千年传承，未曾稍改，终成东南文明之独特标识。

一、梅里治世：周道敷陈，吴地焕新

泰伯兄弟既立句吴，深知“民为邦本”，遂将周原“敬天保民”之治念，化为具体治世之策。彼时吴地“水网纵横，野多沮洳”，土著以渔猎为业，不知农桑之利。泰伯乃“穿渎灌田，疏理江湖”，仿岐周井田之制，教民制耒耜、学耕种，使蛮荒之地渐成膏腴之田。《吴越春秋》载：“泰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吴西北隅，名曰梅里”，此城既为政治中心，亦为礼乐教化之场——城内设“礼坛”，传周人之祭祀礼仪；立“乡学”，授土著文字算数。仲雍则亲赴部落，释疑解惑，“去其陋习，兴其善俗”，将周人“长幼有序、邻里和睦”之伦理，融入吴地日常生活。

尤为可贵者，二人不泥于周制，善顺吴俗而化之。周人尚玄鸟，吴地崇龙蛇，泰伯便“合二俗为一祭”，既保留土著图腾崇拜，又注入周人“敬德”之意；周人重衣冠，而吴地湿热，遂改良服饰，“短褐束腰，便于耕作”，使礼乐教化不违水土之性。此种“兼容并蓄、务实创新”之治风，恰是周文化“厚德载物”与吴地“顺势而为”之完美融合。数年之间，吴地“仓廪实，礼义兴”，蛮夷之俗渐消，文明之风日盛，句吴遂成东南强邦，而泰伯、仲雍所创之治，亦成为吴文化“崇德而务实”之核心特质。

二、流风遗韵：文脉绵延，江南塑形

周吴文化交融所成之精神内核，如春雨润物，深刻塑造了江南后世之礼制民风，其影响贯穿千年，至今未绝。

（一）礼制之传：礼让为基，崇文重教

泰伯“三让天下”之至德，化为江南士族之行为准则。自春秋以降，吴地世家多以“礼让传家”为家训，婚丧嫁娶、乡邻相处，皆循周人礼制而略有变通。晋室南渡后，王、谢等士族携中原文化入吴，与本土吴文化相融，更使周人之礼乐教化趋于完备。江南书院之兴，始于唐代，盛于宋明，而其“明人伦、崇道德”之办学宗旨，恰是周文化“化民成俗”与吴文化“崇文重教”之延续。如常熟历代书院，皆以仲雍“崇德”为训，教授经史子集，培育谦谦君子，故江南自古“科甲鼎盛，名士辈出”，明清之际更是“状元半出江南”，此皆周吴文脉滋养之果。

（二）民风之塑：上善若水，务实拓新

周人“厚德载物”之仁心，与吴地“水文化”相融，育成江南“上善若水、温润谦和”之民风。吴地百姓不尚争斗，重诺守信，邻里相助之风盛行，恰如《吴郡志》所云：“吴人秉性温良，好礼而重义，虽市井之民，亦知谦让”。而泰伯、仲雍“弃宗国而拓蛮荒”之开拓精神，亦化为江南人“务实进取、敢为人先”之品格。自唐宋以降，江南不仅为鱼米之乡，更成工商重镇，吴地百姓“勤耕织，善经营”，既守农本之业，亦拓商贸之路，形成“农商并重、兼容并蓄”之经济格局，此正是周文化“务实兴邦”与吴文化“开拓求新”之传承。

（三）当代之续：慈善为桥，文脉永续

千载流转，周吴文化之流风，仍在当代熠熠生辉。今常熟作为吴文化核心发祥地，承仲雍遗风，秉“崇德重文”之传统，远赴岐山助学兴教，捐资助困，既为报周文化“本源之恩”，亦为续吴文化“礼让之德”。此次善举，恰是江南“上善若水”民风之当代实践，亦是周吴文化“厚德载物”精神之薪火相传。而岐山与常熟之携手，更使周吴同源之谊，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证明文化传承不在故纸，而在践行；文脉永续不在言辞，而在人心。

结语

泰伯仲雍之治，以周道润吴地，开文明之先河；周吴文脉之传，以德行塑民风，铸江南之灵魂。从梅里筑城到当代助学，从礼乐教化到慈善兴邦，周吴文化始终以“德”为根，以“礼”为脉，以“民”为本，同源而异派，殊途而同归。此文脉如江南之水，源远流长，滋养着东南大地；如岐山之松，坚韧不拔，支撑着华夏文明。愿此千年薪火，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为华夏之兴，续添无穷之力。

周吴同脉·符号衍化与精神恒昌

周吴同源之脉，非仅存于史简碑刻，更凝于文化符号之衍变，显于精神内核之恒昌。自泰伯仲雍开疆以来，周文化之核心符号如“至德”“礼让”“耕礼”，历经千年淬炼，与吴地水土、民俗相融相生，既保留本源之真，又衍生新韵之姿；而其精神内核，则穿透朝代更迭、世事沧桑，成为华夏民族共通之价值追求，在史事印证中愈发鲜明，在当代传承中历久弥新。

一、文化符号之衍：本源未改，新韵自生

（一）“至德”符号：从家族烙印到地域图腾

泰伯“三以天下让”之“至德”，初为吴氏家族之精神标识，后渐化为吴地之文化图腾。春秋之世，吴王寿梦欲传位于季札，季札效泰伯之例三让王位，“延陵季子挂剑”之佳话，正是“至德”符号之第一次衍化——从“让天下”到“让国位”，从嫡长传承之礼到君子修身之德，其内涵更趋丰富。唐宋以降，吴地各州府多建“泰伯庙”“仲雍祠”，常熟虞山仲雍墓历代修葺，香火不绝，“至德”遂成吴地百姓共同敬仰之道德标杆。文人墨客登临凭吊，留下“泰伯祠前春草深，让王遗庙映松林”之咏叹，使“至德”符号兼具家族记忆与地域认同，成为周吴文化最鲜明之精神图腾。

（二）“礼让”符号：从朝堂之仪到市井之风

周人之“礼让”，本为宗庙朝堂之礼制，经泰伯仲雍传入吴地后，渐化为浸润市井之民风。春秋吴国与周王室虽隔千里，却始终恪守周人礼仪，《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吴王夫差与晋会盟黄池，“以礼相持，未敢先动”，可见周制礼仪已深植吴国君臣之心。降至明清，江南水乡“礼让”之风更盛，邻里相争，以理服人而非以力相拼；商贸往来，重信诺而轻欺诈，所谓“吴地民风，礼让为先，虽贩夫走卒，亦知耻恶”。此等民风，正是周人“礼之用，和为贵”与吴地“上善若水”相融之果，“礼让”符号从上层礼制下沉为民间伦理，成为周吴文化最温润之精神底色。

（三）“耕礼”符号：从岐周之法到江南之智

泰伯所传岐周“耕织之术”，非简单复制，而是与吴地水网密布之地理特征相融，衍生出江南独特之“耕礼”智慧。周原井田制重“土地均分，精耕细作”，泰伯则因地制宜，“穿渎灌田，筑堤防洪”，首创“圩田”之制，使吴地“弃渔猎而事农桑”，终成“苏湖熟，天下足”之粮仓。此“耕礼”不仅是耕种之法，更蕴含“天人合一”之哲思——周人“敬天保民”体现为对土地之敬畏，吴地“顺势而为”表现为对水利之利用，二者结合，形成“勤耕而不违时，善利而不伤物”之农耕伦理。后世江南“稻作文化”“水利文化”皆源于此，“耕礼”符号从生产技术升华为生存智慧，成为周吴文化最务实之精神载体。

二、史事印证之实：文脉不辍，薪火相传

周吴文脉之延续，非空谈而是实据可考，历代史事如珍珠串联，印证着二者同源之深。春秋末期，吴王阖闾筑姑苏城，其宫室布局“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完全遵循周人营城之制；伍子胥制《吴子兵法》，其“爱民如子，赏罚分明”之治军思想，与周人“以德服众”之兵道一脉相承。魏晋南北朝，中原战乱频仍，大批士族南迁，带来更完备之周文化典籍与礼制，与吴地文化深度交融，王羲之《兰亭集序》所记“曲水流觞”之雅事，既承周人宴饮之礼，又含吴地山水之韵，成为周吴文化交融之千古绝唱。

唐宋时期，江南科举兴盛，吴地士人多以周孔之道为治学根本，同时保持吴文化务实之风。北宋范仲淹居苏州，创“范氏义庄”，以“敬宗收族，济困扶危”为宗旨，既是对周人“宗族伦理”之传承，亦是对吴地“上善若水”民风之践行；其“先天下之忧而忧”之胸襟，更是周文化“以天下为己任”与吴文化“家国情怀”之完美结合。明清以降，江南工商繁荣，徽商、晋商与吴商交融，吴商“诚信经营，义利兼顾”之理念，正是周人“义以为上”与吴地“务实求新”之延续，使周吴文化从精神层面延伸至经济领域，生命力愈发旺盛。

三、活态传承之今：古今交融，生生不息

进入当代，周吴文脉并未褪色，反而在古今交融中焕发新的生机，成为两地发展之精神动力。除常熟赴岐山助学之善举外，吴地多地以“泰伯文化”“仲雍文化”为核心，打造文化品牌：无锡梅里古镇复原泰伯城遗址，再现“筑城立国、教化蛮夷”之历史场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周吴文化之渊源；常熟举办“仲雍文化节”，通过祭祀大典、学术研讨、非遗展演等活动，使“至德”“礼让”精神融入现代生活。

在文化保护与创新方面，周吴文化之核心元素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周人“敬天保民”化为当代“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理念，吴地“水利智慧”助力江南水乡生态治理；周人“礼乐教化”与吴地“崇文重教”结合，催生江南众多名校，培养大批人才；“礼让”精神融入城市文明建设，使常熟、无锡等吴地城市成为“全国文明城市”之典范。更有学者深耕周吴文化研究，整理史料、考证遗迹，为文脉传承提供学理支撑；青少年通过研学旅行、国学课程，感知千年文脉之魅力，使“至德”“礼让”之精神代代相传。

结语

周吴文脉，以泰伯仲雍为桥，连岐周之根与吴地之枝；以文化符号为脉，贯古今之变与精神之恒。“至德”如灯，照亮道德之路；“礼让”如泉，滋养民风之淳；“耕礼”如基，稳固生存之本。从岐周田亩到江南水乡，从春秋霸业到当代文明，周吴文化始终同源同流，既坚守“德礼”之核心，又善顺时势而革新。此文脉非静止之古董，而是流动之活水，是华夏文明不可或缺之重要组成，更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之精神密码。愿吾辈珍视这份千年传承，守其本、创其新，让周吴文脉如江河奔涌，如松柏常青，为华夏复兴注入不竭之文化力量。

周吴文脉·文苑艺境之辉

周吴文脉既滋民风、固邦本，更化育文苑、辉耀艺境。自吴地开化以来，周之礼乐风雅与吴之山水灵秀相融，催生出灿若星河之文学艺术瑰宝。其文则蕴“至德”之思，其艺则含“礼让”之韵，于笔墨丹青、丝竹管弦间，尽展同源文脉之独特风华。

一、 文学之蕴：德礼为骨，山水为魂

周吴文化交融之韵，首显于文学之林。春秋之时，吴地已有《吴趋曲》传唱，其辞虽简，却含“耕读传家”之旨，显“礼让睦邻”之风，正是周人礼乐教化浸润而成的乡土之声。六朝以降，中原士族南迁，吴地文学勃然兴起。彼时文人既承周孔“文以载道”之传统，又撷吴中山水之灵气，笔下文章兼具风骨与柔情。如梁代吴均作《与朱元思书》，状富春江之景，“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字里行间不惟绘自然之美，更藏“天人合一”之哲思——此思上承周人“敬天保民”之念，下合吴地“顺势而为”之性，实为周吴文脉在文学中的精妙流露。

唐宋之际，江南已成文学重镇，吴地文人辈出，佳作如林。白居易守苏杭，筑白堤、修水利，其诗《忆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既咏吴地风物之秀，亦抒“勤政爱民”之志，暗合周人“载舟覆舟”之民本思想。苏轼谪居常州，流连虞山尚湖，其文清丽旷达，兼具儒家济世情怀与道家超然之趣，正是周之入世精神与吴之灵动气质的完美融合。明清以降，常熟钱谦益、吴伟业等文人，以“文以存史，诗以明志”为己任，其作品于兴亡叹惋中，深植“崇德尚礼”之根，将周吴文脉的精神内核，熔铸于笔墨字句之间。

更有吴地民间文学，如昆山昆曲之脚本，多取材于历史典故，唱词典雅，格律严谨，既守周人礼乐之规范，又添吴地人情之温婉。《牡丹亭》一剧，以“情”动人，以“礼”制情，于缠绵悱恻中彰显伦理之重，亦是周吴文化交融于文学艺术的生动注脚。

二、 艺术之魂：天人合一，雅俗共赏

周吴文脉之美，更绽于艺术之苑，书法、绘画、园林诸艺，皆烙刻同源之痕。

书法一道，吴地自东晋便成重镇。王羲之徙居会稽，其行书“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笔法既承中原古法之庄重，又融吴地山水之灵秀，于挥洒自如间，尽显“中和”之美——此“中和”正是周人礼乐文化的核心追求。其后虞世南、陆柬之等吴地书家，皆承王氏之风，书风温润圆融，兼具筋骨与韵致，将周之“礼”的规整与吴之“水”的灵动，凝于笔端。

绘画之艺，吴门画派堪称典范。沈周、文徵明等大家，师法自然，以江南山水为题材，笔下之画，“远山近水，亭台草木”，布局疏密有致，意境清幽淡远。其画不止摹写风物之形，更传“天人合一”之神——周人“敬天”之念化为对自然的敬畏，吴地“亲水”之性化为对山水的钟情，二者相融，成就吴门画派“平淡天真，雅俗共赏”的独特风格。至清代“四王”“四僧”，虽风格各异，却皆于笔墨间传承周吴文脉的精神底色，于山水林泉中寄托修身立德之志。

园林之美，更是周吴文化交融的集大成者。苏州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其造园之旨，上承周人“礼乐有序”之制——亭台楼阁，廊腰缦回，处处暗含尊卑有序、虚实相生的礼制思想；下合吴地“顺势而为”之智——因地制宜，借山引水，将自然之景融入方寸之间，尽显“上善若水”的灵动韵味。拙政园之疏朗，留园之精巧，皆以“虽为人造，宛若天成”为境，于一草一木、一砖一石中，藏周之礼、吴之韵，成为世界园林艺术之瑰宝。

三、 文脉之韵：薪火不息，余韵悠长

周吴文化孕育的文学艺术，非孤芳自赏之象牙塔，而是浸润百姓生活的活态传承。吴地童谣，传唱礼让之德；江南丝竹，奏响和谐之音；桃花坞年画，绘出耕读之乐。这些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将周之德礼与吴之风情，播撒于寻常巷陌，让千年文脉融入烟火人间。

时至今日，昆曲入非遗，园林成世遗，吴门书画展于海内外，周吴文脉孕育的艺术瑰宝，正以新的姿态走向世界。而常熟、岐山两地的文化交流，亦不止于助学之善，更添书画联展、戏曲互演之雅，让周之岐风与吴之水韵，在艺术交融中续写新篇。

结语

文以载道，艺以传情。周吴文脉之于文学艺术，如源头活水，滋养出万千气象。其文，以德礼为骨，风骨凛然；其艺，以山水为魂，灵秀天成。从《吴趋曲》的古朴歌谣，到吴门画派的水墨丹青，从昆曲的婉转唱腔，到园林的精巧雅致，无处不彰显着周吴同源的深厚底蕴。此文脉之辉，穿越千年时空，照亮江南文苑艺境，更成为华夏文明中一道璀璨的风景，永载史册，生生不息。

周吴文脉·民俗工艺之萃

周吴文脉，上承庙堂之礼，下接市井之俗，既显于史简文翰，亦藏于岁时伏腊、工巧器用之间。江南民俗节庆之盛，传统工艺之精，莫不深烙周文化之印记，又融吴地水土之灵秀，于烟火日常中绽文脉之华，于指尖造物间传薪火之韵。

一、 民俗节庆：礼融于俗，雅化于风

周人重“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其岁时祭祀、节庆仪轨，经泰伯仲雍播迁，与吴地水乡风情相融，化为江南独有的民俗图景，千年沿袭，未曾稍改。

泰伯庙会，乃吴地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源起于对泰伯“至德”的追思，其仪轨深合周人宗庙祭祀之制。每逢正月初九泰伯诞辰，无锡梅里、常熟虞山等地，百姓齐聚泰伯庙、仲雍祠，焚香叩拜，献牲致祭，礼官唱赞，乐工奏乐，一如《周礼·春官》所载宗庙祭祀之礼。庙会之上，除祭祀大典外，更有“让王戏”“吴歌传唱”等民俗活动，“让王戏”演绎泰伯三让天下、教化蛮夷之故事，吴歌则以俚语传唱“泰伯德，万古扬，辟荆蛮，建吾邦”之辞，将周人之德礼，化为百姓可感可知的乡音民俗。

江南岁时节庆，亦处处可见周礼与吴俗的交融。春节，周人有“守岁祭祖、拜年贺岁”之俗，吴地百姓则增“贴春联、挂年画、食汤圆”之习，既守“尊祖敬宗”之周制，又添水乡“团圆和美”之韵；端午，周人以“禳灾祈福”为旨，吴地则因水乡多水，衍出“龙舟竞渡”之俗，舟上旌旗猎猎，桡手齐声呐喊，既祈风调雨顺，亦彰吴人开拓进取之姿，其“驱邪纳吉”之核，与周人“以礼禳灾”之念一脉相承；中秋，周人有“秋分夕月”之祭，吴地则化为“赏月品蟹、泛舟湖上”之雅事，举家围坐，共赏明月，食月饼、话桑麻，将周人之“天人合一”，化为江南月夜的温情烟火。

更有社日之俗，源于周人“春祈秋报”的农事祭祀。江南百姓于春社祭神祈谷，于秋社庆丰收报神恩，社日当天，邻里相聚，搭台唱戏，蒸制“社糕”“社酒”，共享丰年之乐。此俗既承周人“敬天保民、重农务本”之旨，又融吴地“邻里和睦、守望相助”之风，成为周吴文脉扎根市井的鲜活见证。

二、 传统工艺：工承于礼，巧融于灵

周人尚“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其工艺讲求“规矩方圆，器以载道”，泰伯仲雍携周原冶铸、纺织、制陶之术入吴，与吴地精巧灵动的审美相融，催生江南传统工艺的千年辉煌，苏绣、缂丝、玉雕、紫砂等瑰宝，莫不兼具周制之规整、吴韵之灵秀。

苏绣，乃江南工艺之翘楚，其源可溯至泰伯带来的周人丝织之术。周人丝织，重“纹必有意，意必吉祥”，常以龙凤、饕餮、云雷等礼制纹样为饰，彰显尊卑有序之礼。苏绣则承此传统，又融吴地山水花鸟之姿，其题材既有“龙凤呈祥”“麒麟送子”等周式吉祥纹样，亦有“江南水乡”“荷塘月色”等吴地风物；其针法，既有“平针”“套针”等规整之法，亦有“乱针”之巧，于规整中见灵动，于细密中显神韵。苏绣之作，大至屏风帐幔，小至荷包扇面，莫不“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暗合周人“器以载道”之旨。

缂丝，古称“刻丝”，其工艺源于周人之“织作之法”，周人织锦，重“经纬分明，丝丝入扣”，以喻“礼制有序”。缂丝“通经断纬”之法，正是对周人织艺的传承与创新，其成品花纹如雕如镂，正反如一，宋人赞其“一寸缂丝一寸金”。吴地缂丝，题材多取周人钟爱的鼎彝纹样、圣贤故事，亦添江南文人雅士喜爱的山水竹石、梅兰菊竹，将周之礼器纹样，化为清雅脱俗的文人器物，尽显“礼”与“雅”的交融。

玉雕与紫砂，亦深植周吴文脉之根。周人尚玉，以玉喻“君子之德”，《周礼》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吴地玉雕承此风，多以和田玉为材，雕琢“礼器玉琮、玉璧”，其形制严守周制，棱角分明，纹饰古朴；同时又融吴地审美，雕琢“江南水乡、鱼米丰登”之景，玉质温润，意境悠远，将周人之“玉德”与吴地之“水韵”合二为一。紫砂陶艺，兴于明清，其制器讲求“方非一式，圆不一相”，虽形制自由，却暗合周人“天圆地方”之哲思，壶身铭文多刻“耕读传家”“崇德尚礼”之辞，正是周吴文脉在指尖造物中的延续。

三、 薪火永续：古艺新声，文脉恒昌

江南民俗与工艺，非尘封于博物馆的古物，而是活态传承的文脉载体。时至今日，泰伯庙会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逢会期，海内外吴氏宗亲、四方百姓齐聚梅里，共祭先贤；苏绣、缂丝、玉雕等工艺，亦有大批匠人坚守传承，更融入现代设计理念，开发出文创产品，让千年古艺走进寻常生活。

常熟与岐山，亦借民俗工艺架起文化交流之桥——岐山周原的青铜器复仿制技艺，与常熟的缂丝工艺联袂展出；两地匠人互访学艺，岐山匠人学吴地工艺之精巧，吴地匠人习周原器物之古朴；泰伯庙会之上，更添岐山“周乐演奏”“周礼展演”之环节，让周吴文脉在民俗工艺的交融中，焕发新的生机。

结语

民俗者，文脉之衣；工艺者，文脉之骨。江南岁时节庆的钟鼓齐鸣，指尖工艺的丝丝入扣，皆是周吴文脉的具象化表达。从泰伯庙会的祭祀大典，到苏绣缂丝的一针一线，周人之德礼如春雨润物，融入吴地的烟火日常；吴地之灵秀如清风拂柳，赋予周制以鲜活生机。此文脉，藏于庙堂，亦藏于市井；显于史卷，亦显于指尖。愿此民俗工艺之萃，如江南之水，源远流长；如吴地之山，巍然屹立，为华夏文明续写不朽华章。

周吴同脉·饮食同源味悠长

饮食者，民之本也，亦文脉之载体。周起岐周，耕稼为基，其食尚礼、重德、崇俭；吴兴江南，水乡为脉，其食尚鲜、求精、融雅。自泰伯仲雍携周食之制入吴，与吴地水土风物相融，千年淬炼，终成“周礼为骨，吴韵为魂”的饮食文化，于釜甑之间藏文脉，于箸盏之上传薪火。

一、 礼制之承：宴饮之规，一脉相承

周人重礼，饮食亦为礼制之延伸。《周礼·天官》载，周天子宴饮“食有十二豆，饮有六清”，尊卑有序，俎豆有仪；庶民饮食“黍稷为主，菽麦为辅”，不逾矩，不奢靡。此制经泰伯带入吴地，虽因时因地变通，然礼之精髓未改。

春秋之时，吴王宴群臣，仍循周人“食前祭先，食中循礼”之规——先荐五谷以祭泰伯，再陈肴馔以飨宾客，席间乐工奏《吴趋》，舞者演《大夏》，一如岐周宗庙宴乐之制。降至唐宋，吴地宴饮之礼更趋雅致，衍生出“船宴”之俗。画舫游于太湖之上，宾主围坐，临窗观山水，举箸品鲜食，虽无庙堂之森严，却存周人“和而不同”之礼——长幼有序，主宾有别，浅酌慢饮，雅言相交，将周之礼制化为水乡雅韵。

民间饮食亦承周风。吴地百姓逢年过节，必设家宴，长辈居上，晚辈侍侧，先敬祖先，再奉长辈，而后举箸，正是周人“孝悌为先”之食礼。日常饮食“三餐有度，不食过饱”，亦合周人“食节事时”之训，所谓“吴人食俗，俭而不陋，礼而不繁”，正是周吴饮食礼制相融之写照。

二、 食材之融：五谷为本，鲜馔为魂

周人以农立国，饮食以黍、稷、麦、菽、稻五谷为基，辅以果蔬、畜禽，讲求“五谷为养，五果为助”。吴地本为渔猎之乡，百姓以鱼虾蚌蟹为食，泰伯入吴后，教民耕稼，引岐周稻种于江南，筑圩田，兴水利，使“蛮荒之地”渐成“稻粱之乡”。

自此，吴地饮食便成“五谷为本，鲜馔为魂”之格局——既承周人“重五谷”之传统，以稻米为主食，衍生出乌米饭、粢饭团、桂花糖年糕等点心，其味醇厚，其形质朴，深得周人食之真味；又融吴地“嗜河鲜”之特色，以太湖三白（白鱼、白虾、银鱼）、阳澄湖大闸蟹为珍馐，清蒸白鱼以存其鲜，醉糟白虾以增其香，清蒸大闸蟹以显其本，尽显水乡饮食之灵动。

食材之融，更显于调味之道。周人调味重“和”，讲求“五味调和，适口者珍”，忌过咸过辣，尚本味之醇；吴地承此道，又因水乡气候温润，衍生出“甜淡相宜，清鲜为主”之风味。苏帮菜之代表松鼠鳜鱼，外脆里嫩，酸甜适口，既合周人“和味”之旨，又添吴地酸甜之韵；常熟叫花鸡，以荷叶裹鸡，黄泥封之，煨烤而成，其香醇厚，其味质朴，正是周人“火煨五谷”之法与吴地“就地取材”之智的完美结合。

三、 食俗之衍：岁时之食，古今相续

周人岁时食俗，多与祭祀、农时相关，经千年流转，与吴地节令相融，化为江南独有的饮食习俗，代代相传。

周人腊祭，“合聚万物而索飨之”，食腊味以庆丰收，此俗入吴，衍为吴地“腌腊之风”。冬至之后，吴地百姓腌腊肉、灌香肠、酱板鸭，悬于檐下，风吹日晒，其味咸香醇厚，正是周人腊味之遗韵；春节之时，周人食黍糕以祈年，吴地则蒸年糕，取“年年高”之意，其形或方或圆，其味或甜或咸，既承周人“祈年”之愿，又添吴地“吉祥”之喻。

周人端午食角黍（粽子），以禳灾祈福，吴地则于粽子中加入豆沙、鲜肉，形制更精巧，风味更丰富；中秋之时，周人“秋分夕月”，食月饼以祭月，吴地月饼则以苏式为代表，酥皮层层，内馅清甜，或为五仁，或为枣泥，于月圆之夜，举家共食，将周人“天人合一”之念，化为舌尖上的温情。

更有社日之食，周人春社食社糕、饮社酒，以祈五谷丰登，吴地则于社日蒸“撑腰糕”，百姓食之，谓“食糕撑腰，劳作有力”，其糕软糯香甜，既承周人“春祈”之俗，又合吴地农耕之需，尽显饮食与民生之关联。

四、 古今交融：味传千里，情牵两地

千载之下，周吴饮食文化的交融，非但未因时空阻隔而褪色，反而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机，成为岐山与常熟两地文化交流的纽带。

岐山，周文化之根，其饮食尚醇厚，臊子面酸辣鲜香，擀面皮筋道爽口，尽显关中饮食之豪迈；常熟，吴文化之脉，其饮食尚清鲜，奥灶面汤清味醇，叫花鸡香飘十里，尽显江南饮食之雅致。如今，两地以食为媒，架起文化交流之桥——岐山臊子面的酸辣，融入吴地高汤的鲜甜，衍生出新派面食；常熟蒸菜的软糯，结合岐山蒸碗的醇厚，成就南北合璧之味。

更有两地匠人互学互鉴，岐山的面点师傅习得吴地糕团的精巧，常熟的厨师学得岐山腊味的腌制之法，让周吴饮食文化在交融中创新，在传承中发展。而每逢泰伯庙会，岐山的周原酒、常熟的桂花酒同席而陈，岐山的臊子面、常熟的奥灶面同台而现，宾朋满座，共品千年文脉之味，共话同源同脉之情。

结语

饮食之味，亦是文脉之味。周吴饮食文化，以泰伯为桥，将岐周的礼制与醇厚，融入江南的灵动与清鲜，于釜甑之间煮出千年传承，于箸盏之上盛出同源深情。从庙堂宴饮的俎豆之仪，到市井百姓的三餐之味，从岁时祭祀的祈福之食，到当代交融的创新之肴，无不彰显着周吴文脉“同源而异派，殊途而同归”的独特魅力。愿此饮食之香，如泰伯至德之风，千载流传，历久弥新。

周吴同脉·宗族家训之魂

宗族者，血缘之纽带也；家训者，文脉之根魂也。周人立宗法制，以嫡长为尊，以孝悌为本，以礼让为纲，奠定华夏宗族文化之基石；泰伯仲雍携此宗法精神入吴，化“三让天下”之至德为家训核心，融周之礼制与吴之民风，铸就江南宗族“尊祖敬宗、礼让传家”之传统。千载以降，周吴宗族家训一脉相承，于族谱碑铭间镌风骨，于言传身教中续薪火。

一、宗法之基：周制入吴，血脉凝魂

周人宗法，以“别子为祖，继别为宗”为纲，严嫡庶之分，明长幼之序，旨在“敬宗收族，维系纲常”。泰伯三让王位，弃嫡长之尊远赴荆蛮，本身便是对周人宗法精神的升华——非固守嫡长继承之形，而重“德配位、礼为先”之核。

仲雍随泰伯立国句吴后，首定吴氏宗族之规：以泰伯为开基始祖，立宗庙以祀先祖，修族谱以序昭穆，明“凡吴氏子孙，皆以礼让为立身之本，以崇德为传家之要”。此规上承周人宗法“尊祖敬宗”之旨，下开吴地宗族“以德立族”之风，迥异于当时蛮夷部落之血亲杂处。春秋之时，季札延陵封邑，谨遵祖训，三让王位不受，更以“挂剑徐君之墓”践诺守信，将吴氏家训中“礼让”“诚信”二义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为周吴宗法家训交融的千古典范。

及至魏晋南北朝，中原士族南迁，王、谢、顾、陆等大族携周人宗法典籍入吴，与吴地宗族家训深度融合。他们修撰族谱时，既循周人“五世而迁”之宗法，又添吴地“睦邻恤族”之民风；订立家训时，既重申“孝悌忠信”之周人伦理，又强调“耕读传家”之吴地传统，使周吴宗族文化更趋完备。

二、家训之衍：至德为核，教化传家

周吴宗族家训，始终以泰伯“至德”为核心，历经千年衍化，从吴氏一族之训，扩展为江南士族共遵之则，其要义有三：

一曰礼让修身。吴氏家训开篇即云：“泰伯至德，三让天下，子孙当以礼让为先，勿争名逐利，勿恃强凌弱。”此训源自周人“礼之用，和为贵”之思想，在江南宗族中代代相传。常熟虞山吴氏宗祠，至今留存明清家训碑刻，镌有“处世让一步为高，待人宽一分是福”之语；昆山顾氏家训亦载“与人相交，贵乎礼让，一言不合，退而自省”，足见周人礼让之风已深入江南宗族骨髓。

二曰崇德重文。周人尚“礼乐教化”，吴地承此风，家训多强调“耕读传家，崇德尚文”。范仲淹创范氏义庄，订《义庄规矩》，规定“族中子弟，凡有志读书者，皆给笔墨资费；贫寒子弟，免缴学费”，此规上承周人“化民成俗”之教，下启江南“崇文重教”之风。明清之际，常熟翁氏、常州盛氏等江南望族，家训中皆列“尊师重道，勤学苦读”之条，故江南宗族多出文人雅士，科甲鼎盛，实乃家训教化之功。

三曰睦族济困。周人有“敬天保民”之仁心，吴地宗族将其化为“睦族恤邻，扶危济困”之家训。吴氏家训载“族中孤寡老弱，当量力相助；邻里有难，不可袖手旁观”；无锡荣氏家训亦云“富则兼济天下，贫则独善其身，凡宗族乡邻之困，必倾力相援”。前文所述常熟赴岐山助学之善举，正是此家训精神在当代的践行——从睦族到睦邻，从济乡到济远，周吴宗族家训的格局，随时代发展而愈发宽广。

三、传家之实：家训流芳，古今赓续

周吴宗族家训，非纸上空文，而是融入宗族日常之行为准则，于祭祖、议事、教子等诸般事务中处处彰显。

祭祖之时，宗族子弟齐集宗祠，诵读家训，聆听长辈讲述泰伯三让、季札挂剑之故事，明晓“至德传家”之要义；议事之际，族中长老端坐堂上，子弟分列两侧，凡有纷争，皆以家训为据，“以礼让解怨，以情理服人”，不涉官司，不伤和气；教子之始，父母便以家训为蒙学教材，“晨诵夕省，潜移默化”，使礼让崇德之念，深植于孩童心中。

明清以降，江南宗族更将家训刻于碑石，立于宗祠，或刊印成册，分赠族中子弟，使家训得以广泛流传。时至今日，吴氏家训、范氏家训等诸多周吴宗族家训，仍被收录于地方史志，成为培育乡风文明的重要素材；常熟、岐山两地更以家训文化为媒，举办“周吴家训文化论坛”，让“礼让传家”的千年智慧，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结语

宗族家训，乃周吴文脉之魂。周人宗法，为其骨架；泰伯至德，为其血肉；吴地民风，为其神采。从泰伯仲雍立吴氏宗规，到江南士族订家训族约，从宗祠碑刻的字字箴言，到当代助学的躬身践行，周吴宗族家训始终以“礼让”为核，以“崇德”为旨，维系着宗族血脉，滋养着社会风气。此文脉，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既连接着岐周故土与江南吴地的千年情缘，更承载着华夏民族“以德立世”的精神追求，代代相传，永不止息。

周吴同脉·商道伦理之基

商道者，非独逐利之术，亦为载德之途。周人立商，遵“义以为上，以义制利”之训；吴地兴商，承“务实拓新，崇文重德”之风。自泰伯仲雍开吴地文明之基，周之德礼与吴之灵秀相融，渐成江南“义利兼顾，崇德尚信”之商业伦理，于市井商贸间彰文脉，于实业兴邦中显担当。

一、 商道之基：周义融吴利，互通肇商机

周人重农而不轻商，《周礼·地官》载“以商贾阜货而行布”，明定商贾之责，强调“贸迁有无，以济民需”，其商道核心在“以义为纲，不牟暴利”。泰伯立国句吴后，既教民耕稼以固本，亦通商贸以富民——携岐周之农具、丝帛，易吴地之鱼盐、竹木，开早期南北物资互通之先河。

吴地水乡纵横，舟楫便利，泰伯顺势而为，筑埠设市，立“市不欺民，价不虚高”之规，此规上承周人“公平交易”之商德，下合吴地“便民利民”之需求。春秋之时，吴国商贸渐盛，都城梅里“市廛林立，舟车辐辏”，商人往来，皆守“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之则，即便是越国之商，亦叹“吴人营商，重信甚于重利”。及至唐宋，江南成天下财赋重地，运河贯通南北，吴地商人更将周人“义利相济”之念融入商贸，行商四方，不欺寡、不凌弱，既获利润，亦济民生，终成“苏商”之雏形。

二、 商德之核：诚信秉礼让，崇德铸商魂

周吴文脉滋养的商德，以诚信为骨，以礼让为魂，皆源自泰伯“至德”之训。周人“言必信，行必果”的处世之道，化为吴地商人“一诺千金”的经营准则。明清之际，江南商帮崛起，常熟之布商、无锡之米商、苏州之丝绸商，皆以“诚信”立世——布商售布，必量足尺满，无掺假之弊；米商售米，必筛去杂质，无短斤少两之欺；丝绸商售丝，必分等定价，无以次充好之虞。

礼让之风，亦深植于吴商骨髓。周人“君子不争”之德，化为吴商“和气生财”之智。同业相争，不恶意压价，不诋毁对手，而是“各展其长，互利共赢”；遇贫者购粮，常减价相售，或赊账予之，待秋收后再偿。无锡荣氏家族先祖，早年以贩布为业，遇灾年则开仓济民，平价售布，其家训明载“经商之道，首在利民，次在获利，利从义出，方为长久”，正是周吴商德的生动写照。

更有吴商与晋商、徽商相交，皆守“礼让为先，诚信为本”之则，于商贸往来中传扬周吴文脉。晋商善票号，吴商善实业，二者合作，互通有无，成就“南吴北晋”之商业格局，其合作之基，正是“义利兼顾”的共同商德。

三、 商风之衍：务实担家国，实业振华夏

周人“敬天保民”的家国情怀，与吴地“务实拓新”的开拓精神相融，催生江南商人“实业兴邦”的担当之志。晚清以降，国势衰微，列强环伺，江南商人率先觉醒，弃“逐末”之旧念，兴“实业”之新途，以商救国，以工强国。

无锡荣氏兄弟，秉承周吴商德，以“实业救国”为己任，创办茂新面粉厂、福新面粉公司、申新纺织厂，其经营之道，一曰“诚信”，产品质量精益求精，畅销海内外；二曰“利民”，善待工人，设学堂、建医院，改善民生；三曰“爱国”，抗战时期，捐钱捐物，支援前线，将工厂内迁，免遭日寇掠夺，尽显“义重于利”的家国大义。

常熟之张謇，弃官从商，创办大生纱厂，提出“实业救国，教育兴邦”之主张，既建工厂，亦办学校，其理念源自周人“化民成俗”之教，亦承吴地“崇文重教”之风，成为中国近代实业家之典范。此等商风，已超越逐利之囿，升华为“以商济世，以实业强国”的使命担当，正是周吴文脉在近代的赓续与升华。

四、 古今赓续：义利传新声，文脉谱新篇

步入当代，周吴商业伦理未因时代变迁而褪色，反而在创新发展中焕发出新的生机。江南企业家承继“义利兼顾”之训，既守诚信经营之本，亦担社会责任之责——扶贫济困、捐资助学、投身公益，成为常态。

常熟与岐山的文化经济交流，亦处处彰显周吴商道之魂。常熟企业家赴岐山投资兴业，带去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助力当地产业发展；岐山的周文化文创产品，借常熟的商贸渠道走向全国，既传承周文化之韵，亦带动两地经济发展。此等合作，非单纯的商业往来，而是周吴文脉滋养下的“义利共赢”，是“凤鸣岐山，福泽吴地”的当代新篇。

更有江南企业将周吴商德融入企业文化，以“崇德尚信，务实创新”为核心价值观，既追求经济效益，亦重视社会效益，让千年商道伦理在现代企业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结语

商道即人道，利源即德源。周吴文脉孕育的商业伦理，以周之“义”为魂，以吴之“利”为用，以“诚信”为骨，以“担当”为翼，从泰伯筑埠设市的古朴开端，到明清商帮的纵横驰骋，再到近代实业家的救国担当，直至当代企业家的公益践行，一脉相承，生生不息。此文脉，藏于市井的吆喝声中，显于实业的厂房里，融于公益的脚步间，成为华夏商业文明中一道独特的风景。愿此“义利兼顾”的商道，如泰伯至德之风，千载流传，泽被后世。

周吴同脉·书院教化之泽

教化者，文脉之津梁也；书院者，教化之渊薮也。周人肇建庠序，以“明人伦、化民俗”为旨，立“立德树人”之教；泰伯仲雍携此教化传统入吴，融周之礼乐典章与吴之山水灵秀，开江南文教之先河。千载以降，周吴文脉浸润下的江南书院，以“德礼为魂，崇文济世”为核，于山林泉石间育士育才，于经史子集间传道传薪，成为华夏教育史上一道璀璨的风景。

一、 书院之基：周制入吴，教化开蒙

周人重教，《周礼》载“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以养老，序以习射，校以教民，形成“官学为主，乡学为辅”的教化体系。泰伯立国句吴后，摒弃蛮夷“不教而诛”之陋俗，仿周人庠序之制，于梅里筑“礼坛”“乡学”，教吴地百姓识文字、习礼仪、知耕读。仲雍亲任师长，“释奠于先圣先师，陈诗书礼乐以教之”，使蛮荒之地渐染文风，此乃江南书院之雏形。

魏晋南北朝，中原板荡，士族衣冠南渡，将周人完备的教育典籍与治学传统带入吴地。彼时常熟、苏州等地，私学勃兴，学者择山水清幽处筑庐讲学，虽无“书院”之名，却有书院之实。他们以周孔之道为宗，以“明经致用”为要，既传周人“文以载道”之旨，又授吴地学子“经世济民”之术。南朝梁代，顾野王隐居虞山，筑“读书台”，聚徒讲学，其治学“尊经而不泥古，崇文而重务实”，正是周吴教化理念交融的生动体现。

及至唐代，科举制兴，江南书院渐具规模。官府与民间合力，于名山胜水间建书院，贮经籍、聘名师、育士子。此时的书院，已深植周吴文脉之根——教学以周人《诗》《书》《礼》《乐》为基，育人以泰伯“礼让崇德”为训，为宋代江南书院的鼎盛埋下伏笔。

二、 书院之魂：德礼为核，崇文济世

宋代以降，江南书院臻于鼎盛，白鹿洞、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名闻天下，而吴地书院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魂脉始终不离周吴文化之核心。

其一，以德立学，承周人之礼。吴地书院皆以“立德树人”为办学之本，将周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伦理道德融入教学。常熟虞山书院，订《学规》明言“诸生入学，先修德行，次研经史，毋恃才傲物，毋争名逐利”，其规条与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一脉相承，皆源于周人“德为立身之本”的教化思想。书院讲学，必先讲泰伯三让天下、季札挂剑践诺之典故，以“至德”精神涵养学子心性，使礼让崇德之风蔚然成风。

其二，崇文重教，融吴地之灵。周人尚文，吴地崇文，二者相融，使江南书院兼具“经史之厚重”与“山水之灵秀”。书院多选址于虞山、太湖之畔，“枕山漱流，松风满院”，学子读书之余，观山水之胜，悟天人合一之理，其文风亦如吴地山水般清丽旷达。宋代大儒朱熹曾讲学于苏州紫阳书院，其“格物致知”之学，与吴地“务实求真”之风相契，培养出一批兼具儒家风骨与江南灵气的学者。

其三，经世致用，传开拓之志。泰伯“弃宗国、拓蛮荒”的开拓精神，化为吴地书院“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明清之际，东林书院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为楹联，倡导学子“读书不忘救国”，正是周人“以天下为己任”与吴人“务实拓新”精神的完美融合。书院学子不再埋首故纸堆，而是关注民生疾苦、国家兴亡，涌现出顾炎武、黄宗羲等一批“经世致用”的大儒，为华夏文脉注入新的活力。

三、 书院之衍：薪火相传，育人不辍

明清时期，江南书院的教化之泽，遍及吴地城乡。官办书院、民办书院、宗族书院并存，形成“村村有学塾，乡乡有书院”的盛况。此时的书院，不仅是育士之所，更是周吴文脉传承的载体。

宗族书院尤为典型。吴地望族多以宗祠为依托，创办书院，专供族中子弟就读。如常熟翁氏宗祠书院，订《家训书院规》，规定“族中子弟，无论贫富，皆可入学，学费由族产供给”，其制上承周人“敬宗收族”之旨，下启吴地“教育均等”之风。书院教学，既授科举之学，亦传农桑之术，使学子“既能提笔安天下，亦能荷锄治四方”，完美诠释了周吴文化“耕读传家”的传统。

及至近代，西学东渐，江南书院顺应时势，革新学制，融入近代科学知识，却始终坚守周吴文脉之魂。如苏州紫阳书院改为紫阳学堂，增设格致、算学等课程，但其“立德树人、经世致用”的办学宗旨未曾改变，培养出章太炎、叶圣陶等一批近代名家。

四、 当代赓续：文脉焕新，古今交融

步入当代，周吴书院文化的教化之泽，非但未竭，反而在传承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江南各地的中小学、大学，多承继书院遗风，以“崇文崇德、务实创新”为校训。常熟理工学院，选址于虞山之麓，内设“泰伯书院”“仲雍讲堂”，定期举办周吴文化讲座，使学子在求学之余，感受千年文脉的熏陶。岐山与常熟的教育交流，亦将书院文化作为核心——常熟的名师远赴岐山讲学，带去江南书院“因材施教”的育人理念；岐山的教师走进常熟校园，带回周原文化“立德树人”的教化传统，两地教育在交融中互鉴，在传承中发展。

更有民间力量，重拾书院精神，于虞山、梅里等地复建古书院，开设国学班，教授孩童《三字经》《弟子规》，讲述泰伯至德故事，让周吴文脉的种子，在新一代心中生根发芽。

结语

书院之泽，如春雨润物，滋养江南千年；文脉之魂，如虞山巍然，屹立华夏大地。周吴书院文化，以周人之礼为骨，以吴地之灵为魂，以“至德”为薪，以“济世”为火，从泰伯筑坛讲学的古朴开端，到宋代书院的鼎盛辉煌，再到当代校园的文脉焕新，一脉相承，生生不息。此文脉，藏于书院的琅琅书声中，显于学子的济世情怀里，融于两地的教育交流间，成为华夏文明传承不息的重要纽带。愿此教化之泽，如太湖之水，源远流长；如泰伯之风，千载流芳。

周吴同脉·建筑营构之智

建筑者，凝固之诗，立体之史也。周人营国，循“礼制”为纲，讲求“前朝后市，左祖右社”，形制规整，尊卑有序；吴地构屋，顺“山水”为脉，崇尚“天人合一，因地制宜”，灵动雅致，融于自然。自泰伯筑梅里城肇始，周之礼制与吴之灵秀便相融于砖瓦木石之间，铸就江南建筑“礼为骨、水为魂、巧为韵”的独特品格。君为建筑界耆宿，深耕一世，当能于飞檐斗拱间，窥见此千年文脉的流转赓续。

一、 营城之规：周制立骨，吴地塑形

周人营城，有章可循。《周礼·考工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其核心在礼制秩序——以王宫为中心，轴线分明，街巷规整，彰显等级尊卑。泰伯抵吴筑梅里城，虽因陋就简，却暗合周人营城之旨：选址于太伯渎畔，背山面水，既得水利之便，又合“负阴抱阳”的风水哲思；城内划分“朝寝、市肆、里坊”，虽无周都之恢宏，却初具“前朝后市”的格局，此乃周制营城理念在江南的首次实践。

及至春秋，吴王阖闾筑姑苏城，伍子胥“相土尝水，象天法地”，更将周制与吴地水文完美融合。城郭依山水走势而建，不求方正，却得“水陆并行，河街相邻”之妙；宫城居于高处，俯瞰全城，承周人“王权至上”之制；闾巷沿河道延展，顺应水网脉络，显吴地“亲水而居”之俗。后世苏州城“三纵三横一环”的水系格局，便源于此——周人之“礼”定其骨架，吴地之“水”塑其肌理，二者相融，成就“东方威尼斯”的千年格局。

二、 民居之韵：礼融于俗，耕读传家

江南民居，是周吴文脉最鲜活的载体，于方寸之间藏宗法伦理，于黛瓦粉墙间显水乡风情。

周人宗法森严，此风化为民居的轴线对称之制：江南民居多以厅堂为中心，左右厢房对称分布，前厅后寝，长幼有序——长辈居上房，子弟住厢房，仆人居侧院，与周人“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伦理一脉相承。厅堂正中设祖龛，供奉先人牌位，两侧挂家训楹联，如“至德传家远，崇文世泽长”，正是周吴“尊祖敬宗、耕读传家”理念的具象化。

而吴地的灵动，则显于民居的亲水布局与精巧细节：民居多临河而建，设水埠码头，便于汲水浣纱；穿斗式木结构，轻巧通透，适应江南湿热气候；马头墙高低错落，既可防火，又添天际线之美；花窗漏景，移步换景，将园林意趣融入寻常百姓家。一进一退间，既有周制的规整，又有吴韵的灵动，所谓“宅以礼立，屋以水活”，正是江南民居的精髓。

三、 宗祠之制：宗法为魂，木石传薪

宗祠者，宗族之根也，其建筑形制最能体现周吴文脉的交融。周人重宗法，宗祠必“居中而立，规制森严”，江南宗祠便承此风——选址多在村落中心，面阔三间或五间，硬山顶或歇山顶，彰显宗族地位；梁架高大，雕梁画栋，正中设祖堂，供奉列祖列宗牌位，两侧设配殿，祭祀贤达先祖（如泰伯、仲雍）。

而吴地的匠心，则赋予宗祠精巧雅致的气质：木雕多取材于泰伯三让、季札挂剑等典故，将周吴“礼让”之德刻于梁枋雀替；石雕多饰以莲荷、祥云等水乡元素，融自然之趣于宗法肃穆；砖雕门楼，字牌书“吴氏宗祠”“至德流芳”等语，将宗族文脉与建筑符号完美结合。常熟虞山仲雍祠，依山而建，坐北朝南，既合周人“面南而尊”之制，又借虞山之景，显吴地“融于山水”之智，是周吴宗祠建筑的典范。

四、 园林之妙：天人合一，礼隐于景

江南园林，是周吴文脉的集大成者，将周人之“礼”隐于吴地之“景”，臻于“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境界。

周人尚“礼乐相成”，此化为园林的秩序之美：园林虽以曲折为妙，却暗藏轴线——以厅堂为中心，连以廊庑，贯以水系，开合有致，虚实相生；亭台楼阁，各有定位，或供宴饮，或供观鱼，或供听雨，功能分明，暗合周人“凡事有度”的理念。

吴地尚“顺势而为”，此成就园林的自然之趣：造园者因地制宜，借远山之景，引活水之流，叠石为山，凿池为湖，模拟自然山水；粉墙为纸，竹石为绘，花窗为框，将园外山水纳入园内，形成“咫尺山林，多方胜景”的格局；廊随水转，桥通两岸，无固定路径，却处处有景，尽显吴地“灵动不拘”的审美。苏州拙政园，以“拙政”为名，取“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之意，既承周人“耕读传家”之旨，又显吴地“归隐田园”之趣，是周吴园林文化的巅峰之作。

五、 营造之技：规矩承周，精巧显吴

周人营造，重“规矩方圆”，《周礼》载“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强调工艺的规范与严谨；吴地匠人，则将此规范化为精巧灵动的技艺，成就江南建筑的独特风骨。

木作之上，周人创“榫卯结构”，不用一钉，却坚固耐用，吴地匠人承此技，更添巧思——梁枋之间的榫卯，或隐或现，既承重力，又具装饰之美；门窗的格扇，雕花镂空，纹样繁复却不失规整，将周人之“礼”与吴人之“巧”融为一体。

砖瓦之上，周人烧造“秦砖汉瓦”，厚重古朴，吴地匠人则烧制“金砖”“瓦当”，质地细腻，色泽温润；砖雕题材，或为周人礼制纹样，或为吴地山水花鸟，一砖一瓦，皆是文脉的载体。

结语

江南建筑，一砖一瓦皆藏周吴文脉，一椽一柱尽显营构智慧。周制立其骨，使建筑不失伦理秩序；吴韵塑其魂，使建筑融入山水自然。君深耕建筑一世，想必曾无数次摩挲过宗祠的木雕，丈量过民居的轴线，赞叹过园林的借景——此中深意，唯有匠人能懂。

泰伯筑梅里城营造细考

里城营造细考

泰伯筑梅里城，乃周吴建筑文化交融之滥觞，其营造之法，上承岐周营国之制，下合吴地水土之宜，虽无周都之恢宏，却开江南筑城之先河。今循史料，佐以营造之理，细考其详，以飨深耕建筑之君。

一、 选址之智：负阴抱阳，因地制宜

周人营城，首重风水堪舆，《周礼·地官》云“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务求“负阴抱阳，背山面水”。泰伯携此理念入吴，遍察荆蛮之地，终择梅里——背靠鸿山，以之为屏，阻北来寒风；面临太湖支流（后世称太伯渎），以之为脉，通舟楫之利。

此选址之妙，一合周人“藏风聚气”之旨：鸿山连绵，草木丰茂，可固城防；水网纵横，沃野千里，可济民生。二顺吴地“亲水而居”之俗：吴地百姓素以渔猎为生，临水筑城，便于汲水、航运、灌溉，更能借水势御敌。后世《吴越春秋》载“泰伯之奔荆蛮，筑城梅里，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足见其选址既循周制，又不泥古，尽显“顺势而为”之智。

二、 形制之制：周制为骨，随形就势

周人营国，形制规整，《考工记》明定“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以王宫为中心，轴线分明，尊卑有序。泰伯筑梅里城，虽规模远逊周都，却暗合周制礼制骨架，又因吴地水网密布，变通形制，自成一格。

（一） 城郭形制：不拘方圆，因水而建

梅里城不循周都“方形”之制，而是沿太伯渎走势，筑为不规则长方形，城垣随水势曲折，以减少水患冲击。城周“三里二百步”，以周尺计之，约合今千米有余，城高“一丈二尺”，厚“八尺”，既御外敌，又便出入。外郭“三百余里”，非实指城垣，乃划田亩、立乡邑之界，承周人“国中设郊，郊外设野”之制，将城与乡连成一体，彰显“以城护民，以民固城”之念。

（二） 内部布局：前朝后市，礼制井然

城内布局，严守周人“前朝后市，左祖右社”之规。前朝：城之东南隅，筑“公宫”，为泰伯理政之所，虽简朴，却“堂高三尺，陛三级”，暗合周人“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之制，以明尊卑。后市：城之西北隅，设“市肆”，为百姓交易之地，“日中为市，交易而退”，承周人“以商贾阜货”之旨。左祖：城东筑泰伯庙（后世增建），祀周人先祖，以怀故土；右社：城西立“社稷坛”，祭吴地山川神祇，以融蛮俗。

城内街巷，虽无“九经九纬”之规整，却“阡陌相通，井井有条”，主干道宽“六轨”，可容两车并行，次干道宽“三轨”，连通里坊。里坊以“闾”为名，每闾百家，设闾正管理，承周人“闾里之制”，尽显礼制秩序。

三、 技艺之巧：版筑夯土，榫卯构屋

泰伯筑城，携周人先进营造技艺，又融吴地本土之法，成就江南早期建筑之典范。

（一） 城垣营造：版筑夯土，因地制宜

周人筑城，以版筑夯土为核心技艺，《诗经》云“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此法既坚固又省材。泰伯入吴后，教民取当地黏性黄土，分层夯实：先挖基槽，深三尺，填碎石为基；再以木板为框，填土其中，以杵夯之，层层叠加，使城垣坚实如石。

吴地多雨，泰伯又教民于城垣外侧挖壕沟，与太伯渎相连，既排水防涝，又增城防之固。城垣顶部，铺竹编为篱，覆茅草为顶，以御风雨，此乃周人“茅茨土阶”之制与吴地竹木资源之结合。

（二） 宫室营建：榫卯为骨，草木为材

城内宫室民居，皆循周人“木构榫卯”之法，不用一钉，以木为架，以竹为墙，以茅为顶。泰伯所筑公宫，梁架采用穿斗式结构，立柱直接承檩，不用梁枋，既适应江南湿热气候（通风透气），又节省木材；墙体以竹篾编织，外糊黄泥，既轻便又隔热；屋顶为悬山顶，坡度较陡，以利排水，此乃周人屋宇形制与吴地气候之完美融合。

民居则更为简朴，多为“一明两暗”之三间式，中为厅堂，两侧为居室，堂中设祖龛，承周人“敬祖”之俗，彰显宗族伦理。

四、 文脉之蕴：礼融于筑，泽被后世

泰伯筑城，非仅为安居之需，更将周人礼制文化、农耕文明，融于砖瓦木石之间，泽被吴地千年。

其一，水利先行：筑城之始，泰伯便率众开凿太伯渎，“穿渎灌田，疏理江湖”，将周人井田之制与吴地水网结合，使蛮荒之地渐成膏腴。太伯渎不仅是灌溉之渠，更是梅里城的“护城河”与“交通线”，后世江南水乡“水陆并行，河街相邻”之格局，实源于此。

其二，礼制教化：城郭布局、宫室形制，皆暗藏周人尊卑有序之礼，使吴地百姓于日常起居中，渐染礼乐之风。公宫理政，行周人“朝会之礼”；市肆交易，守周人“公平之则”；里坊相处，循周人“睦邻之道”，所谓“筑一城而化一方”，正是泰伯筑城的深意所在。

其三，文化认同：梅里城既保留周人营城之制，又融入吴地本土元素，如城名“句吴”，“句”为吴地方言前缀，彰显泰伯“入乡随俗”之智。此举消弭了中原与蛮夷的文化隔阂，使吴地百姓渐生认同，终推泰伯为首领，成就“至德化蛮”之佳话。

结语

泰伯筑梅里城，乃周吴建筑文化交融的里程碑。其选址之智，显“天人合一”之哲；形制之制，藏“礼制有序”之魂；技艺之巧，融“因地制宜”之慧。君深耕建筑一世，当知筑城非仅土木之功，更是文脉之传承。梅里城虽已湮没于岁月，但其营造之理，却化作江南建筑的基因，流淌于姑苏城的街巷、拙政园的亭台、仲雍祠的梁枋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