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文华殿，观看“金邻共曜”特展

素华

为庆祝中泰建交50周年，故宫博物院与泰国文化部艺术局联合策划的“金邻共曜 —— 庆祝中泰建交50周年文物特展”于2025年11月18日至2026年2月24日在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展出。 中泰两国友谊源远流长。早在西汉时期，中国船队便曾抵达今泰境附近；唐宋以降，海上丝绸之路繁荣，两地商贸往来密切；自元代起，双方使节交聘频繁，馈赠不绝，跨山越海的珍贵礼品与汇通南北的交流渠道，见证着彼此间的友好往来。1975年7月1日，中国与泰国正式建交。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关系持续深化，两国人民始终并肩携手、守望相助。 “金邻”一名源自中国古籍对今泰国一带盛产金、银之地的记载。展览以“金邻共曜”为题，象征两国文明交相辉映，在互鉴互通中携手同行，共曜未来。展览分为“中泰辉映”“崇尚莲华”“良工巧治”与“艺脉绵长”四个单元，全景式展现泰国千年文明的多元魅力，与历史进程中的中泰文明互鉴。 位于展厅C位，为拉玛五世的御用宝座。其由大至小、逐渐升高的多层底座设计，对应佛教字宙观中的三界信仰，宝座本身象征着位于宇宙中心的须弥山。 ▲木雕贴金花叶纹宝座拉达那哥欣风格，约20世纪泰国国家博物馆藏 拉玛五世的御用宝座对面是紫檀边座平金绣九龙屏风。屏风最早用于挡风、遮避，后逐渐演变为兼具实用性和装饰性的工艺品，成为中国古人居室内重要的观赏性家具。在清代宫廷，屏风还具有礼制意义。 ▲▼紫檀边座平金绣九龙屏风清雍正故宫博物院藏 第一单元中泰辉映 本单元主要展示泰国从史前到13世纪素可泰王朝前的早期历史，以及13世纪以后与中国的交往与交流。 公元前2世纪，位于马来半岛最窄处的克拉地峡及周边区域，逐渐发展成为东南亚贸易网络的重要枢纽。经济的繁荣推动了佛教、印度教的传播，多元文化艺术在此碰撞交融，堕罗钵底（6～11世纪）、罗斛（6~13世纪）、室利佛逝（7~13世纪）等城邦逐渐兴起。 公元13世纪，泰国历史上首个由泰族建立的王朝——素可泰（13~15世纪）诞生，并与中国开启官方往来。此后，历经阿瑜陀耶（1350～1767年）、吞武里（1767~1782年）和拉达那哥欣（1782年至今）等历史时期。 文明寻踪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学者率先开启了对泰国史前文明的探寻。1966年发现的班清遗址是泰国最重要的史前遗址，1992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漩涡纹是班清遗址陶器的典型装饰，其彩绘原料来自泰国北部和东北部地区一些常见矿物。 ▲彩陶漩涡纹罐约公元前300年-公元200年班清国家博物馆藏 ▲陶滚筒约公元前300年-公元200年班清国家博物馆藏 ▲陶印章约公元前300年-公元200年班清国家博物馆藏 镯以高锡铜合金为原料，用失蜡法铸造而成。班清遗址出土镯饰主要用于标识身份，此镯精美程度表明墓主人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青铜铃铛镯约公元前300年-公元200年 2003年出土于泰国乌隆府班清遗址班清国家博物馆藏 吉祥天女是印度女神，她自莲花中现身，两头圣洁的白象向其洒水，以示祝福。泥板是在佛教祝祷仪式上放置香熏或供品的器具，此件文物表明佛教和印度教在吉祥天女供养上的融合。 ▲吉祥天女图泥板堕罗钵底风格，约7世纪发现于泰国佛统府佛统大塔泰国国家博物馆藏 佛像身着紧贴身体、没有衣纹的袈裟，是受到印度笈多王朝萨尔纳特式风格的影响，而双手同时对称举起并施印，则是堕罗钵底造像的经典形式。 ▲青铜佛说法像堕罗钵底风格，约7世纪晚期-8世纪晚期泰国国家博物馆藏 室利佛逝信仰大乘佛教，观音是大乘佛教中地位最重要的菩萨。此造像表明8至9世纪大乘佛教在泰国南部地区的影响。 ▲青铜观音菩萨像室利佛逝风格，约8世纪晚期-9世纪早期泰国国家博物馆藏 青铜毗卢遮那佛造像表明在9世纪前后，大乘佛教毗卢遮那佛在泰国南部地区受到尊崇。 ▲青铜毗卢遮那佛像室利佛逝风格，约9世纪泰国国家博物馆藏 菩萨左手持金刚铃，右手持金刚杵，头顶背光装饰七个龙首与坐佛组成的“那迦护佛”像。整组轿撑应是依照大乘佛教金刚乘密宗传统而特制的法器，用于装饰供奉佛像的巡行轿辇。 ▲青铜金刚萨埵像轿撑华富里风格，约12世纪晚期-13世纪早期泰国国家博物馆藏 在上座部佛教中，三世佛分别为“过去佛”迦叶佛、“现在佛”释迎牟尼佛和“未来佛”弥勒佛，这一形象也常在13世纪泰国中部、东北部及南部的小型造像和护身符中体现。 ▲青铜三世佛像华富里风格，约13世纪泰国国家博物馆藏 珍馈传谊 公元13世纪，素可泰王朝建立，与元朝互遣使节，正式开启官方联系。14世纪以来，中泰交往愈加密切，两国使节互访、礼品馈赠逐渐成为传统。 数百年间，陶瓷在中泰交流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陶瓷不仅是对外贸易的商品，更是文化与技艺传播的载体。这种以物品往来、技艺互鉴为形式的交流，使中泰两国友谊愈发深厚。 下图中“三佛齐”部分地区位于今泰国境内，与中国的交往始于唐代，盛于宋元，至明代郑和下西洋时仍有密切的官方与民间往来。 ▲仇英职贡图（仿制品、局部）明故宫博物院藏 泰国旧称“暹罗”，此为清代官方组织编写的泰汉词典。分天文、地理、时令等20门，共971个词条，每条均包含泰文、汉语词义和对音汉字。该书不仅是珍贵的泰汉双语对音材料，亦是清代中泰文化交流与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暹罗番书》清故宫博物院藏 象夫拿着象钩坐在大象背上，身后的痕迹显示原应另有一同坐者。素可泰时期，人们驯化野象作为交通工具，或充当王室与军用坐骑。 ▲陶骑象俑素可泰风格，约16世纪帕菩陀钦纳拉国家博物馆藏 磁州窑遗址位于今河北省邯郸市境内。白地黑（褐）彩瓷器是该窑代表品种之一，其做法是以含铁量高的原料、在釉下绘画纹饰或书写文字。泰国北部兰纳地区也烧造类似产品，其是否直接受到磁州密的影响，学界尚有不同意见。 ▲磁州窑白地褐彩花瓣纹盘北宋故宫博物院藏 兰纳王国在今泰国北部清迈府建立政教中心，并长期维持着与中国的贸易往来。此盘以深褐色氧化铁在釉下描绘图案，这类装饰在泰国北部窑场颇为常见。 ▲白地褐彩盘兰纳风格，约15-16世纪国家博物馆中央库房藏 中国瓷器深受泰国社会青睐，在其日常生活与礼仪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18至19世纪，伴随中泰两国贸易的繁荣发展，中国本土文化与海外华人传统对泰国的影响与日俱增。此次展出的烛台、花瓶、筒式瓶等中国外销青花瓷，均曾陈设于泰式供桌。 ▲青花缠枝花卉纹觚清，约19世纪泰国国家博物馆藏 ▲青花缠枝莲纹盘清，约19世纪泰国国家博物馆藏 19世纪至20世纪初，泰国与西方的往来和贸易日益频繁。泰国从英、法等国进口采用欧洲转印技术生产的瓷器，并向国内大力推广此项技术。该现象表明，泰国已逐渐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之中。 ▲白地蓝彩花卉纹盖碗与托盘欧洲风格，约20世纪泰国国家博物馆藏 “宾乍隆”意为五色，是泰国釉上彩瓷品种，实际用色不局限于五种，并常辅以金彩装饰（称为莱南通）。最初是受中国五彩瓷器启发，由泰国工匠提供图案，在中国定制和生产，供泰国王室及贵族使用，后逐渐开始本土化生产并面向更广阔市场。宾乍隆瓷器发色娇艳，纹样蕴含深厚的泰国传统文化与宗教象征意义。 釉上彩描金花鸟纹盖罐为宾乍隆瓷器。宾乍降瓷器用色娇艳独特，既不同于中国景德镇传统五彩和粉彩，也不同于广州外销瓷广彩。 ▲釉上彩描金花鸟纹盖罐拉达那哥欣风格，约19世纪泰国国家博物馆藏 五彩是明代以来流行的釉上彩瓷品种，其工艺是在已高温烧成的白瓷或已绘局部图案的青花瓷上，以红、绿、黄、紫、黑、蓝等彩料描绘图案，再经低温烧成。泰国宾乍隆瓷器受到中国五彩瓷器启发而风格有别。 ▲五彩开光三兽图盖罐清康熙故宫博物院藏 粉彩是康熙晚期创烧的釉上彩瓷。有别于五彩的单线平涂技法，粉彩表现物像更为粉润柔和、细致入微，至雍正朝已成为中国釉上彩瓷最主要的品种。随着五彩烧造逐渐衰落，中国外销釉上彩资器的主体也转为粉彩和广彩，泰国宾乍隆瓷器工艺亦受其影响。 ▲粉彩鹭莲图盖罐清嘉庆故宫博物院藏 成套的小型盖罐是泰式梳妆台上用于盛放香粉、化妆品或精油的容器。此组盖罐是19世纪泰国王室向中国定制，见证中泰两国欣欣向荣的经贸与文化往来。 ▲黄地釉上彩描金花卉纹盖罐拉达那哥欣风格，约19世纪泰国国家博物馆藏 盖碗装饰图案选自泰国诗人、文豪顺吞蒲名著《帕阿派玛尼》中的场景，碗底有王室贸易代理商的花押。 ▲白地釉上彩描金帕阿派玛尼故事图盖碗拉达那哥欣风格，约19世纪泰国国家博物馆藏 此组盖碗装饰题材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西游记》泰语版本由拉玛四世之子、泰国第十任僧王译成，在泰国广为流传。 ▲▼白地釉上彩描金西游记故事图盖碗拉达那哥欣风格，约19世纪泰国国家博物馆藏 根据清宫档案记载，黑茶螺钿八方高足盒为暹罗国送来的礼品，用于盛放金叶表文。造办处档案中常描述为“螺甸小座匣一个（连盖）”。 下图金叶为拉达那哥欣拉玛二世为清嘉庆皇帝呈进的表文。 ▲黑茶螺钿八方高足盒、金叶表文 18-19世纪故宫博物院藏 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皇帝曾多次赠予暹罗国不同颜色的玛瑙花插。 ▲玛瑙三多纹花插清故宫博物院藏 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皇帝曾多次将玉化插作为礼物赠予逼罗国。 ▲青白玉三羊芭蕉纹双孔花插清乾隆故宫博物院藏 三事即炉、瓶、盒。据档案记载，雍正三年（1725年）、七年（1729年），皇帝均赠予暹罗国王珐琅炉、瓶、盒一份。乾隆十四年（1749年），皇帝又赠予暹罗国王西洋珐琅三事一份。 ▲铜胎掐丝珐琅缠枝莲纹三事清乾隆故宫博物院藏 第二单元崇尚莲华 本单元主要展示泰国佛教艺术，艺术形式分为造像和供器、法器，辅以藏传、汉传佛教相关文物，呈现中泰两国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佛教艺术的各自特色。 法相庄严 泰国不同时期的佛教造像，在广泛吸收多元文化和艺术风格的基础上，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其风格演变与材料创新，映照着信仰传承、地域交流与政权更迭的历史脉络。 步伐轻盈、姿态潇洒的佛行走像，是泰国素可泰时期造像的经典样式，表现出与寻常庄严佛像有别的动感之美。 ▲青铜佛行走像素可泰风格，约14世纪晚期-15世纪早期泰国国家博物馆藏 宝冠佛，身着君王冠服（源于佛教“转轮圣王”思想），是泰国君主制与佛教紧密关联的表现。宝冠佛造像始现于阿瑜陀耶晚期，到拉达那哥欣拉玛四世时达到鼎盛。 泰国佛教中以不同姿态的佛像分别对应一周的每一天。此造像与星期一守护佛“平定佛”有关——其双手施无畏印，令人想起佛陀平息亲族纷争的事迹。（星期一：平定佛） ▲青铜鎏金施无畏印宝冠佛像阿瑜陀耶风格，18世纪庄甲盛国家博物馆藏 ▲青铜鎏金施无畏印宝冠佛像阿瑜陀耶风格，15世纪泰国国家博物馆藏 佛陀左手施禅定印，右手施降魔印，象征他已战胜试图阻碍其开悟的魔众。这一姿势的佛像在阿瑜陀耶时期和拉达那哥欣初期广为流行。 ▲青铜施降魔印宝冠佛像阿瑜陀耶风格，约17世纪晚期-18世纪晚期昭三帕耶国家博物馆藏 佛像袈裟以珐琅工艺装饰中式风格的花卉图案，完美融合中国艺术风格与泰国佛教传统，显示出泰国与中国的文化艺术交流。 ▲银佛降魔像拉达那哥欣风格，20世纪泰国国家博物馆藏 造像再现了佛陀暂隐于波罗利夜迦森林的经典传说：因僧团内部发生争执，佛陀选择独居于波罗利夜迦森林中。在此期间，佛陀受到动物的供养，大象带来清水与鲜果，猿猴献上蜂巢。这段经历既彰显了佛陀的慈悲与安忍，也昭示着众生和谐共处的至高境界。[星期三（夜晚）：受供佛] ▲铜鎏金佛受供像拉达那哥欣风格，20世纪国家博物馆中央库藏 在泰国传统信仰中，通透澄澈的水晶被视为映照佛陀清净心性的载体，而水晶佛像被尊为圣物，具有护佑之力与灵力加持。这类造像常与祈雨仪式、王权守护及信仰正统紧密关连。 ▲水晶佛降魔像拉达那哥欣风格，20世纪泰国国家博物馆藏 据佛典记载，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后，曾伫立七日凝望菩提树，以感谢其提供荫庇。佛沉思像即与此相关，在泰国星期佛中代表星期日。佛像以日光石制成，在泰国传统信仰中，日光石被尊为“七宝”之一，备受尊崇。（星期日：沉思佛） ▲日光石佛沉思像拉达那哥欣风格，约18世纪泰国国家博物馆藏 据佛像底座铭文可知，此像为拉玛五世王妃昭崇娥为其先父所造。托钵佛为泰国星期三佛，或因王妃之父生于星期三。[星期三（白天）：托钵佛] ▲黄铜佛托钵像拉达那哥欣风格，1942年泰国拉玛五世王妃昭崇娥捐赠泰国国家博物馆藏 造像源于佛教典故：大自在天因不满诸天礼敬佛陀，遂以神通挑战，战败后闻法得悟并誓愿成佛。此像造型独特，佛陀矗立于大自在天头顶，其下为大自在天坐骑神牛南迪。大自在天的形象融合了印度教湿婆的特征，反映出佛教与印度教的融合。 ▲青铜鎏金佛度化大自在天像拉达那哥欣风格，20世纪泰国国家博物馆藏 佛陀证悟后，沉思佛法奥义，并以慈悲智慧思考如何普度众生，此造像正是佛陀的深邃内观与对众生无尽悲悯的具象呈现。内观佛在泰国早期佛中代表星期五。（星期五：内观佛） ▲铜宝冠佛内观像（右）拉达那哥欣风格，20世纪国家博物馆中央库房藏 那迦是古印度原始崇拜中的蛇神，汉译为龙王，多头蛇冠是其标志性特征。据佛典记载，佛陀在禅修时突遭暴雨，蛇神现身为其遮风挡雨，蛇身盘结为座，头部昂然为伞盖。那迦护佛在泰国星期佛中代表星期六。（星期六：那迦护佛） ▲铜鎏金那迦护佛像拉达那昌欣风格，20世纪国家博物馆中央库房藏 此三世佛为代表过去、现在、未来的燃灯佛、释迦牟尼佛和弥勒佛，亦被称为“竖三世佛”，由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制作，原供奉于紫禁城内“六品佛楼”——梵华楼。 ▲铜泥金三世佛像——燃灯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清乾隆故宫博物院藏 造像秉持汉传佛教造像的规整与端庄，而其背后莲瓣状背光又显示出玉雕工匠的创新。莲台下的海水及须弥座表面雕刻的万字与蝠纹，暗含“福如东海，连绵不绝”之意，具有浓厚的祝寿寓意。 ▲青玉阿弥陀佛清故宫博物院藏 无量寿佛在清代宫延中被赋予祈愿长寿的美好愿望。紫禁城养性殿西暖阁佛堂的佛塔中，供奉着56尊造型相同、尺寸有别的无量寿佛，此为其中之一。这些佛像是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向六世班禅定制，由清宫提供图样和宝石等镶嵌材料，三十八年在西藏制作完成。 ▲铜鎏金无量寿佛清乾隆三十八年故宫博物院藏 莲花曼荼罗是一种极具特色的佛教艺术形式，最早出现于印度波罗王朝，用于供养、礼拜和纪念。此为西藏地区制作，莲花可以开合，八片莲瓣分成四组，每片各有一尊无量寿佛，加上中央的一尊，共同构成无量寿九尊莲花曼荼罗。 ▲铜无量寿莲花曼荼罗清故宫博物院藏 像以八五成金制成，大威德金刚居中，拥抱明妃；阎摩、吉祥天母分侍两侧。大威德金刚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崇奉的三大本尊之一，是文殊菩萨的愤怒化身。 ▲金同侍从大威德金刚三连尊清乾隆故宫博物院藏 妙宝承仪 将圣物封存于佛寺和佛塔地宫，是泰国佛教文化延续至今的重要仪轨。护身符、金片饰、佛牌等，都极具时代与地域特色。 此类护身符常内置圣物，经僧侣加持后被认为具有驱邪祛病的法力。海贝本身兼具流通、供奉与装饰等功能，其材质的经久不衰体现了泰国文化中佛教、泛灵信仰与印度教传统的交融。 ▲金嵌海贝护身符臂钏阿瑜陀耶风格，15世纪 1957年发现于泰国拉查布拉那寺地宫昭三帕耶国家博物馆藏 此类构件为阿瑜陀耶时期佛教建筑特有，通常安置于佛塔的顶部，兼具装饰性与象征性。 ▲金嵌宝石火焰纹班塔棱阿瑜陀耶风格，15世纪昭三帕耶国家博物馆藏 此为微型建筑的构件。它们原装饰于小型佛塔或传统建筑的木制构件上，随着时间推移，木结构逐渐腐朽，唯此类金属构件遗存。其出土表明，以贵金属装饰的建筑模型在当时具有礼仪功能，曾被供奉于佛教场所。 ▲金花卉纹片饰阿瑜陀耶风格，15世纪发现于泰国拉查布拉那寺地宫昭三帕耶国家博物馆藏 供奉于清宫佛堂，兼具挂屏的实用性、装饰性与佛龛的宗教性。龛内尊像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诸佛、菩萨及护法等，以九排九列规制排布，总计八十一尊，故名“九九佛”。“九九”既暗藏对长寿的祈愿，又以“九”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极数，象征与之相应的深厚功德。 ▲掐丝珐琅九九佛挂屏龛清乾隆三十九年故宫博物院藏 ▲镴（音辣）祈愿牌阿瑜陀耶风格，约15世纪国家博物馆中央库房藏 镴（音辣）是一种锡、铅、汞的合金，泰国传统认为镴是一种神圣的材料，因此被用于制作各式祈愿牌，相信可以以此积攒功德。 ▲镴（音辣）祈愿牌阿瑜陀耶风格，约15世纪 1957年出土于泰国拉查布拉那寺地宫昭三帕耶国家博物馆藏 僧团在泰国社会架构、政治秩序与佛教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影响力深植于繁复严谨的仪轨体系，亦透过钵盂、法扇、槟榔具等各类具象化法器彰显，折射出佛教义理、工艺美学与供养制度的深度融合。 在泰国传统中，敬献槟榔器表示恭敬与诚意。此组器具定制于中国广州，装饰仿宾乍隆瓷器风格，由王室赏赐高级僧侣。黄色被僧团视为祥瑞，因此僧侣所用的画珐琅器常以黄色作地。 ▲铜胎画珐琅黄地花卉纹槟榔器拉达那哥欣风格，约18-19世纪泰国国家博物馆藏 净水壶是僧侣的日常储水器皿，壶中水既供饮用，又可用于法会前后清洁身体。此外，也被用于布施、洒水供奉和浴佛等仪式中。 ▲铜胎画珐琅黄地花卉纹带盖净水壶拉达那哥欣风格，约19世纪泰国国家博物馆藏 由金刚铃和金刚杵组成，是藏传佛教密宗常用的法器，一般在诵经、修法、作法等宗教活动中组合使用。此套铃杵由明代宫廷制造，成对装于特制的连体随形鞔皮盒内。 ▲铜铃杵明永乐故宫博物院藏 五供在佛教中又称“五具足”，为佛前供器，由香炉、二烛台、二花觚组成，象征香火不灭、烛光永明、鲜花常开。 ▲金地粉彩缠枝莲托八吉祥纹五供清乾隆故宫博物院藏 第三单元良工巧治 本单元主要展示泰国王室艺术，以器物功能分作礼仪及实用器、饰物、戏剧服饰，辅以清宫上述几类相应文物，呈现中泰两国宫廷在礼制规范、艺术审美及日常生活等维度的文化特征。 镂錾乾坤 泰国王室珍藏中，以金、银、乌银等贵金属制作的冠冕、兵器和供奉用具，最能彰显威仪。赏赐品则依材质与工艺区别等级。 宫廷器用的装饰工艺与题材，融合了泰国本土传统与不同时期的外来文化元素。受中国与波斯艺术影响而来的玻璃镶嵌与珐琅工艺，佛塔地宫中王室供奉的中国青花瓷与伊斯兰玻璃器，都是当时文化交融的珍贵实物见证。 此件宝座上的“恰陀罗”（多层华盖，在王室或佛教游行中象征荣耀与威仪）、“邦锡克”（叶形盾牌，用于遮阳和防身）、“帕博克”（王室长柄扇，用于引风）和“雅蒙”（拂尘，用于驱虫），均属御用仪仗或宫廷日用器具。 ▲金宝座兰纳风格，约16世纪出土于泰国清迈府某寺庙昭三帕耶国家博物馆藏 此件佛龛是请代皇家的御用供器。 ▲金嵌珍珠松石亭式龛清故宫博物院藏 槟榔果为棕榈植物种子，大小如鸡蛋，在泰国文化中被视为神圣之物。金盖玻璃盒为泰国王室的御用槟榔器之一，是其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品。 ▲金盖玻璃盒、金槟榔果阿瑜陀耶风格，约15世纪发现于泰国拉查布拉那寺主佛塔地宫昭三帕耶国家博物馆藏 此烟盒为拉玛五世（朱拉隆功国王）于1897年赠予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宫廷侍从威廉•卡灵顿爵士。盒盖浮雕人物为泰文版《罗摩衍那》史诗中的角色“玛查努”。 ▲金胎画珐琅罗摩衍那故事图烟盒拉达那哥欣风格，约19世纪泰国国家博物馆藏 此槟榔盒为拉玛五世（朱拉隆功国王）于1897年赠予昭崇曼达碧王妃，以嘉奖她虔诚侍奉王室30年。盖面镶嵌国玉肖像。 ▲金胎画珐琅嵌国王像槟榔盒拉达那哥欣风格，约19世纪泰国国家博物馆藏 壶外壁满饰松、竹、梅、鹿、鹤等中国传统纹样，反映出中国文化对泰国宫廷器用装饰风格的影响。 ▲银鎏金鸟兽花卉纹提梁壶拉达那哥欣风格，约19世纪泰国国家博物馆藏 奔巴壶为清代藏传佛教传统仪式中的重要法器，亦是宫廷馈赠西藏上层人士的珍贵礼品。 ▲银鎏金缠枝莲托梵文奔巴壶清故宫博物院藏 鼻烟壶既是盛放鼻烟的容器，也是古人的掌中珍玩和雅室陈设。清代宫廷鼻烟壶数量众多，材质丰富，装饰精美，尤以铜胎或玻璃胎画珐琅者最具代表性。根据宫廷档案记载，珐琅和玻璃鼻烟壶是雍正、乾隆时期宫廷重要贵赐品。 此件银盘为泰国贵族专用，其工艺为典型“上海工匠”风格。该风格源于拉达那哥欣时期，由赴泰的福建、广东籍银匠（当时被称为“上海工匠”）传入。 ▲银千佛莲瓣式高足盘拉达那哥欣风格，约20世纪泰国国家博物馆藏 此组槟榔器原为泰国北部难城城主的私人仪仗，在其逝世后，被赠予当时的泰国政府。 ▲银胎透明珐琅花卉纹槟榔器拉达那哥欣风格，约20世纪难府国家博物馆藏 ▲黄铜天鹅式长柄勺拉达那哥欣风格，约20世纪泰国国家博物馆藏 ▲白地釉上彩冰裂花卉纹盖碗、白地蓝彩描金花卉纹盖碗拉达那哥欣风格，约19世纪泰国国家博物馆藏 乾隆时期，宫中茶宴活动繁多，景德镇御窑厂为迎合宫中所需，烧制了各式各样的御用茶具。成套茶具多由茶壶、茶盘、茶碗组成，绘以相同的纹饰，形成鲜明的时代特征。 ▲粉彩山石菊花图茶具清乾隆故宫博物院藏 金钿焕彩 服饰不仅美化外在，更承载社会功能与文化属性。 在泰国，成套的黄金首饰是王室宗教和政治地位的重要象征。而在泰国表演艺术中，服装与佩饰同样承担着标识角色、强化叙事的功能。宫廷表演中华丽精美的服饰，其名称与式样多借鉴自王室装束，既丰富了舞台表现力，也为民间广泛效仿和发扬。 朱拉蒙固是国王的束发冠，其顶部是由四条饰有泰国传统四瓣花图案的金带构成。 ▲金嵌玻璃朱拉蒙固冠阿瑜陀耶风格，约15世纪发现于泰国拉查布拉那寺主佛塔地宫昭三帕耶国家博物馆藏 ▲金嵌猫眼石装饰阿瑜陀耶风格，约15世纪发现于泰国拉查布拉那寺主佛塔地宫昭三帕耶国家博物馆藏 十八子手串原为佛教念珠，逐渐演变为服装配饰。 ▲黄碧玺十八子手串清故宫博物院藏 此朝珠原存放于养心殿。其绦带为黄色，清代可能为皇帝或皇太子穿着朝服、吉服时佩藏。 ▲青金石朝珠清故宫博物院藏 此佩原存放于养心殿正殿。清人习惯在胸前衣襟的扣子上垂挂各种饰品。 ▲翠雕双凤万寿无疆佩清故宫博物院藏 铜嵌宝石玻璃冠，冠形似王冠，通常带有高耸的塔式尖顶和耳饰。该造型可能由泰国阿瑜陀耶时期王室和官员佩戴的传统锥形头饰演变而来。 铜嵌宝石玻璃女冠是泰国古典舞蹈表演中扮演天仙、神女等角色或担任主角的女性演员佩戴的一种传统头饰。 ▲铜嵌宝石玻璃冠、铜嵌宝石玻璃女冠拉达那哥欣风格，约20世纪泰国国家博物馆藏 青花三国演义故事图提梁壶，壶身绘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空城计”的情节。 ▲青花三国演义故事图提梁壶清，约19世纪国家博物馆中央库房藏 三国戏中司马懿即戴此类大镫。大镫有金大镫（纸胎金漆）、银大镫（纸胎银漆）之分，多为戏曲中屡建战功的年迈老臣使用。 ▲龙戏珠朵花带红绒球金大镫清故宫博物院藏 此衣纹饰削弱龙纹威严，增添祥瑞气氛，这是光绪时期宫延戏曲服装的发展趋势。白蟒多用于儒雅的将帅或英俊的年轻武将，如杨延昭、司马懿、赵云、周瑜等。 ▲白色缎绣云蝠团龙纹男蟒清光绪故宫博物院藏 第四单元艺脉绵长 本单元主要展示泰国古代技艺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历史上，泰国手工艺在王室的长期扶持下蓬勃发展。20世纪以来，在泰国文化部艺术局传统工艺办公室的推动下，木雕、漆器、彩绘、刺绣、孔剧面具和头饰制作等工艺获得系统性研究、保护与创新，古老技艺正焕发时代新生。 ▲素攀纳洪号御船模型约21世纪泰国文化部艺术局传统工艺办公室藏 御船宝座上方设有人字形顶篷，并在顶篷四周披挂精美的布艺装饰。当它们向后翻折时可利篷内通风，展开垂挂时亦可遮雨。 ▲钉绣火焰花卉纹御船装饰 2009 泰国文化部艺术局传统工艺办公室藏 此画描绘活跃于泰国神话与佛教宇宙观中的传奇圣地——喜玛潘森林的神秘生物。漆画中的描金部分，充分展现了泰国漆艺对细节的极致注重与高超技艺。 ▲黑漆描金填彩漆双狮图 2010 泰国文化部艺术局传统工艺办公室藏 ▲纸胎贴金孔剧面具 20世纪70年代-21世纪泰国文化部艺术局传统工艺办公室藏 猴神哈努曼以其超凡的力量、忠实的品格和虔诚的奉献闻名于世。他在罗摩从魔王罗波那手中解救妻子悉多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象头神犍尼萨是印度教神祇，为湿婆与雪山神女帕尔瓦蒂之子，被奉为“障碍破除者”与智慧、艺术及繁荣的守护神。人们常在演出或敬师前祭拜，以祈求智慧、启迪灵感、突破困境。 象，在中泰文化中皆被赋予美好寓意，各具丰神，共蕴吉祥。来自故宫博物院与泰国哈利奔猜国家博物馆的两尊吉象并肩于此，为本次展览写下终章。 在泰国，象被尊为国兽和精神图腾，与民族、佛教、王室三大立国支柱渊源深厚。白象地位尤其神圣，既是佛陀入胎的吉兆，亦是天界之主的坐骑，其寻获与进献历来被视作国家祥瑞。 此银象由清迈统治者后代于1924年赠予泰国哈利奔猜寺，用于佛前供奉。 ▲驮佛盛装银象兰纳风格，1924年哈利奔猜国家博物馆藏 在中国，象是神话传说与佛教经典中的瑞兽，是力量、智慧与吉祥的化身。“太平有象”这一经典题材，正是借象驮宝瓶谐音取意，寄予对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的祈愿。 该象为一对，原陈设于紫禁城宁寿宫。 ▲铜胎掐丝珐琅座鎏金太平有象清故宫博物院藏 文化表达虽异，美好愿景相通。大象这雄健而敦厚的生灵，承载着中泰两国对繁荣与祥和的共同期许，搭建起双方友谊与交流的桥梁。驻足于此，回望展厅中那些跨越时空的文物：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者，记录两国以物为媒、以艺通心的过往；更是未来的邀约者，呼唤文明对话的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