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汀纪念地拜谒瞿秋白烈士

忠见留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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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图：忠见留踪

福建长汀，这座被翠绿山峦温柔环抱的千年古城，流淌着清澈的汀江水，诉说着不朽的传奇。它不仅是一座客家文化的瑰宝——客家首府，更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见证地、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

被烈士鲜血染红的长汀山川大地，是享誉神州的红军故乡，无数革命先烈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英勇悲壮的赞歌，历史的厚重感与自然的灵秀之美完美融合，让人不禁心生敬意。

1927年8月7日，大革命遭受失败的紧急关头，瞿秋白、李维汉主持召开了名垂青史的武汉“八七会议”，确立了实施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在八七会议上，瞿秋白被推选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任最高领导人。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被迫长征后，身患重病的瞿秋白等一批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被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由于形势危急，军队从江西瑞金向福建长汀突围转移，在途经长汀濯田镇水口时遭到国民党军的包围，瞿秋白不幸被捕，随后被关押在长汀城汀州试院（今长汀县博物馆所在地）的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部。1935年6月18日慷慨就义，时年36岁。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瞿秋白长汀纪念地有多处，包括瞿秋白烈士纪念园（就义处）和生平事迹纪念馆，以及原汀州试院内瞿秋白关押处和纪念展区。

走进长汀瞿秋白烈士纪念园，仿佛踏入了一段波澜壮阔且饱含热血的历史长河。园内庄严肃穆，每一寸土地、每一处陈列，似乎都在静静诉说着瞿秋白烈士那可歌可泣的一生。

园内的环境清幽而凝重，绿树环绕，花草相依，似乎在以一种温柔而坚定的方式陪伴着烈士的英灵。

瞿秋白烈士纪念园‌位于福建省长汀县，包括就义处和烈士纪念碑。1986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中宣部评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10年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16年12月入选《全国红色旅游景点景区名录》。

在瞿秋白就义处巨石前献一束鲜花，缅怀先烈，敬仰其伟大精神。青山有幸埋忠骨，站在这片土地上，内心涌起无限的崇敬与感慨。

攀梯登观，纪念碑高耸于青山白云间，正似其诗云“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的英魂。据知该地不管是重要节点还是寻常日子，参观献花者总是络绎不绝。

瞿秋白烈士纪念碑，1951年建于其就义地的长汀县罗汉岭（原中山公园）上，现卧龙山公园的次入口处。文革期间遭破坏，1983年重修以纪念瞿秋白烈士就义50周年，占地面积176平方米。碑身全高30.59米，碑体系砖体结构，白色水泥洗沙饰面，碑顶覆红色琉璃瓦，碑身正面镌刻由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陆定一题写的“瞿秋白烈士纪念碑”八个鎏金大字。

纪念碑基座刻有由福建省人民政府题写的瞿秋白生平事迹碑文。

瞿秋白烈士纪念馆建在烈士就义地，于2006年10月成立。纪念馆建筑面积990平方米，主要展览为瞿秋白烈士生平事迹。该馆建成后，与瞿秋白烈士纪念碑、瞿秋白烈士就义地联成一体，成为人们瞻仰、缅怀瞿秋白烈士，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

踏入展馆一楼展厅，迎面矗立着一尊整体造型庄重的瞿秋白同志全身塑像，身着西装，目光坚毅，神态自若，坚定而从容，仿佛正凝视着远方，象征着其国际共产主义者形象及他为革命理想献身的崇高精神。寓意他用手中的笔，点亮了更多人前进道路上之光，让参观者直观感受其“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之初心。塑像基座上镌刻着其生平简介，概括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塑像旁立有一块其临刑之日留下的文字，更让人感慨。其时已是生命的尽头，对于他来说，却是“伟大的”休息！从容就义写就壮丽一生，留给世界最后的仍是革命者形象。

才华横溢的瞿秋白慷慨就义多年后，毛泽东曾在二十四史上写下一段批注：“岳飞、文天祥……瞿秋白、方志敏……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一楼展厅展示有毛泽东题词，高度赞扬瞿秋白：“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展厅墙面巨幅板画，分别呈现着瞿秋白生前面见列宁并亲切交谈、主持“八七会议”等重要历史时刻的场景。

登梯二楼展馆入口处，反复播放着《国际歌》，庄重而热烈，雄壮激昂的歌声让人震撼。驻足细品，才真正注意到，国人皆会吟唱的这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为著名的《国际歌》，中文版正是红色翻译家瞿秋白之杰作。

毛泽东1930年9月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曾写下“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飚为我从天落” ，道出了广大工农群众革命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

1920年，瞿秋白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在莫斯科担任翻译和助教，两次见到列宁同志。在俄国人庆祝十月革命的三周年大会上，瞿秋白第一次听到《国际歌》，他下决心将《国际歌》翻译成中文。

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杂志在广州复刊，时年24岁的瞿秋白，正是该季刊的主编，他将翻译好的《国际歌》歌词连同简谱，发表在《新青年》复刊第一期上。这是《国际歌》在中国最早“词谱合一”且能传唱的中文版本。其中“因特纳雄纳尔（Internationale）”就是他从音律考虑，创造性地把“国际”两字音译，更准确地表达了歌词意思。

五天后，中共三大在广州闭幕，瞿秋白和张太雷领着全体党代表在黄花岗共同高唱《国际歌》。从此，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唱《国际歌》就成为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二楼瞿秋白烈士的生平事迹展览，通过丰富的实物、详实的图片和生动的文字，全方位地展现了他光辉而短暂的一生。

展厅以瞿秋白一生的时间线呈现，分为七个部分展出其一生的光辉事迹。展馆内容丰富，展出图片200张，书籍50本，实物（复制品）30件，创作画（国画、图画）4幅，并配备放映厅。

瞿秋白出生在江苏省常州一个没落的封建书香家庭，父亲瞿世玮、母亲金衡玉。他聪明好学，从小随父亲学画、作诗。

1916年5月，瞿秋白的母亲因无钱还债绝望服毒自尽。瞿秋白悲愤不己，离开家乡，辗转武昌、北京求学谋生，寻觅人生之路。

​​常州书香门第出身的瞿秋白，16岁就面对母亲自杀而看透旧社会的残酷现实，21岁以记者身份踏入苏俄。

求学路上，积极探寻救国救民真理，参加五四运动，毅然投身革命事业。当过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传授“文化救国要有信仰”，深受学生欢迎。

1921年在莫斯科考察期间，报道十月革命。瞿秋白与张太雷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共同追求革命真理，在共产国际活动中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为常州同乡和同学，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

在苏俄的日子里，他写出的通讯仅在《晨报》上发表的就有40篇，约16万字，是十月革命后，最早系统地向中国人民报道苏俄情况的新闻界先驱。

采访报道的同时，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任教。其时，中国班的学员中包括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任弼时等人。瞿秋白不仅教俄语，还讲授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等课程。

1922年11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举行，中国共产党派出由陈独秀率领的代表团出席大会，瞿秋白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同时担任翻译，后随同回国。

先后两次面见列宁并亲切交谈，聆听教诲。

瞿秋白回国后，在陈独秀的推荐下到上海负责筹办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中共“三大”进行期间，他主编的《新青年》季刊也同时问世，由他翻译和撰写的稿件几乎占了创刊号的一半。不仅如此，瞿秋白还亲自题写刊名和设计封面。

1923年经李大钊推荐，瞿秋白参与筹办上海大学，担任教务长兼任社会学系主任等职。1924年4月，上海大学成立共产党支部，瞿秋白任支部书记，隶属中共上海地委领导。

1924年11月18日，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成为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留下了“秋之白华”的婚恋佳话。

瞿秋白纂刻“秋之白华”。

杨之华（1901-1973），浙江萧山人，中国妇女活动家。1924年经向警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任中共上海地委妇女部长、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等职。1927年当选为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建国后，先后任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常委。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举行，瞿秋白当选为中央委员，杨之华任妇女部委员。瞿秋白担任中共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主编，撰写了20余篇文章，宣传革命道理。

1927年4月，汉口长江书店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发行，时任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的瞿秋白为该书撰写序言。

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瞿秋白在会上宣讲《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6月3日，增补为政治局常委。

1927年8月7日，富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八七会议”，是大革命失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严重危机时刻召开。28岁的瞿秋白和李维汉在武汉汉口主持召开了这次中共中央紧急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成立了以瞿秋白为总负责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重要贡献。

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就党的任务和工作方向问题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等多项议案。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

1928年6月18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隆重开幕，瞿秋白致开幕词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并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外召开的唯一一次代表大会，也是一次在极其秘密、严峻的条件下举行的非常代表大会。

会前，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了前来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瞿秋白还获赠苏联政府怀表。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和王明等人的操纵下，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解除了瞿秋白、李立三等人中央领导职务。

1931年，国民党发出密令，重金悬赏通缉瞿秋白、周恩来、张闻天等7人，瞿秋白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名列榜首。

陆定一在瞿秋白夫人杨之华撰写的《忆秋白》序言，回忆揭示了那段真实的历史：“王明集团实际上是米夫组织起来，要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首先就在莫斯科反对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扬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使中国革命遭到失败，所以所有老的领导人都是机会主义者，非推翻不可。张国焘当时可耻地向王明集团投降，所以中国代表团里就发生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同志同张国焘和王明集团的斗争。瞿秋白同志成了米夫和王明集团在党内的主要打击对象，......。”

1931年初，在王明等人诬陷和打击之下，解除了瞿秋白的中央领导职务，将他排挤出中央领导核心。退出后的瞿秋白转战革命文化战线，在上海同鲁迅先生等一起开展左翼文艺运动，在白色恐怖的重压之下，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积极倡导“文艺大众化”。

1931年5月，经茅盾介绍，瞿秋白夫妇居住在上海南市紫霞路68号爱国人士、文学爱好者谢澹如宅二楼东厢房。瞿秋白经常同“左联”中共党团书记冯雪峰商谈“左联”的工作并介绍他与鲁迅相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广大群众的爱国抗日情绪高涨，民族矛盾加深，电影界“转变方向”。1931年初夏，在瞿秋白的指导下，在电影界成立了以夏衍为首的第一个党小组，指示田汉、聂耳灌制《义勇军进行曲》唱片。

左翼文艺运动中，他与鲁迅、茅盾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的思想交流和合作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1932年11月下旬，白色恐怖弥漫着整个上海。组织上通知瞿秋白，党内出了叛徒，国民党政府已经注意到了瞿秋白，需要他马上搬出紫霞路68号。危急情况下，鲁迅三次将瞿秋白夫妇转移掩护到自己家避难，讨论革命文化运动，成为难得知己。

在此期间，瞿秋白与鲁迅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瞿秋白把他青年时代写的一首诗书写成条幅，赠给鲁迅：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

鲁迅先生也亲笔写下一副对联赠给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著名作家丁玲将瞿鲁之间的交往概括为“光辉的、战斗的、崇高的、永远不可磨灭的友谊”。

他不是枪手，却懂得用文字制造信仰，鲁迅称他“通天晓地的才子”。1935年为悼念文学家瞿秋白，鲁迅怒写挽联：“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不还家”，该联创作与瞿秋白被捕后拒绝劝降、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直接相关，亦赞颂了为国捐躯的其他烈士。

上海期间，瞿秋白坚持不懈地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根据《瞿秋白年谱新编》统计，他完成了论文《上海战争和战争文学》、通俗说唱《英雄巧计献上海》以及讽刺国民党反动派投降政策的杂文《新英雄》等著作。他还在此重新校阅了茅盾著名的长篇小说《子夜》的修正稿，撰写了评论茅盾中篇小说《三人行》的论文。此外，他还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剧本《解放了的唐吉坷德》。

在白色恐怖环境下，瞿秋白还创作了大量杂文，借用鲁迅的笔名发表，这些文章思想深刻、艺术精湛，被誉为杂文的高峰。

在上海时期，瞿秋白迎来了创作上的“黄金时代”，文坛领袖鲁迅为他在工作、创作和生活上提供了很多帮助，瞿秋白也将鲁迅视作政治上、文学上的知己，他赞誉鲁迅“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蒂克的革命家的诤友！”

1934年1月初，瞿秋白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工作。临行前，他特意去到挚友鲁迅家中告别。当晚，两人谈得很晚，鲁迅留瞿秋白住宿。为表示惜别之情，鲁迅和许广平腾出床给瞿秋白，自己搭地铺睡，只为给瞿秋白安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31年11月在瑞金成立，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主席，明确了临时中央政府的性质与委员会的任务‌。

1934年1月，瞿秋白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教育人民委员。遵从中央调令到中央苏区之后，从上海经秘密交通转道香港到达瑞金苏维埃政府工作，支援前方红军将士，与徐特立等领导并开创了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新局面。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撤出根据地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同时，成立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为了增强对国民党军士兵进行政策宣传和策反工作的效果，创造出很多灵活有效的方式，如以歌谣的形式写成布告张贴在敌人的必经之处，对瓦解敌人斗志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瞿秋白的领导下，苏区文艺也蓬勃发展。“斗争离不开文化”，他在瑞金创办党校，建立中央列宁师范学校和普及列宁小学，还写教材、讲课，教战士识字。成立了中央工农剧社、高尔基戏剧学校，以及各省苏剧团。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等左倾错误的领导，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1935年初，瑞金、长汀等地相继失陷，留守苏区形势急剧恶化，斗争更加艰苦和危险，瞿秋白的肺病加重，中共中央分局决定护送瞿秋白转移脱离苏区，转道经香港到上海隐蔽就医，做地下工作，并派出200名武装人员护送。

2月24日拂晓，瞿秋白一行渡过汀江来到濯田梅径村大山中，因煮饭炊烟引来了国民党保安团，双方展开激战。何叔衡牺牲，邓子恢突围，病弱的瞿秋白与张亮、周月林隐伏在丛林中被俘。

当时，何叔衡见敌人越来越近无法突围，对邓子恢说：“我革命到底了！”随后从悬崖跳下摔成重伤，被搜山的保安团枪杀。新中国成立后，在梅迳村建何叔衡纪念亭，亭中“何叔衡同志死难处”碑文由董必武题写。

据突围的邓子恢的回忆：我叫瞿秋白赶快向外突围。这时瞿秋白身患重病，躺在担架上，拉他走还是不走。无奈，我冲出重围到山下河边，把仅剩的几个战士集中起来，用机枪阻击追敌，边打边走.....

2月25日，瞿秋白等由保安十四团二营乘船押往上杭县监狱。瞿秋白化名林琪祥，职业为医生，虽受到严刑拷打，但始终未暴露身份。

由于叛徒的出卖，暴露了瞿秋白身份。敌人如获至宝，5月9日，瞿秋白被作为“共党要犯”从上杭用船押到河田上岸走陆路，关押在长汀城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部（汀州试院）。

展馆按原样1：1复制的木板房展厅，还原瞿秋白在长汀关押的囚室。

瞿秋白在这间临时囚室里，度过了生命最后的41天时光。正是在此，他就着昏黄的油灯书写了人生最后的篇章，包括七首狱中诗词、未成稿目录、致郭沫若的信以及日后激起轩然大波的《多余的话》。

七首狱中诗词中最熟悉的是其《卜算子•寂寞此人间》：

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

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

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

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彰显其在复杂险恶的革命环境下，以词明志，展现出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高尚的精神境界。

致郭沫若的信中写到：……我现在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了……在这等着“生命的结束”……还记得在武汉我们两个人一夜喝了三瓶白兰地吗？当年的豪兴，现在想来不免哑然失笑，留得做温暖的记忆罢。愿你勇猛精进！

囚禁期间，他胸怀坦荡，敢于负责，严于解剖自己，写下了著名的《多余的话》，成了他留给后人的精神遗嘱。“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在生命的尽头，他将自己一生的传奇浓缩进了这篇万字长文中。

《多余的话》并不多余，那不是忏悔，而是信仰的确认，是瞿秋白伟大而复杂人生的浓缩，是写给党、写给同志，尤其是写给党的高级干部，写给知我者看的革命经文。在自述和自我评析中蕴含着对革命、对自我、对信仰、对党的事业等问题的坦诚独立见解，展示了其光明磊落的心灵世界。

瞿秋白赠给狱医陈炎冰的照片并题字，通过灵魂与躯壳的辩证关系，强调精神追求高于肉体存在，体现了他为追求真理义无反顾、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

囚禁期间，在师长宋希濂通过优待、软化、劝降等无效后，蒋介石电函“瞿秋白在闽就地枪决，照相显验”。

新中国成立后，原国民党陆军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忏悔道：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和文学家——瞿秋白先生，竟死于我之手，将我碎尸万段，亦不足以弊吾之辜。

瞿秋白从容就义临行前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张照片，上身着黑色中式对襟衫，下身穿白色齐膝短裤，黑线长袜，黑布鞋，举目挺身，从容淡定而行，不惧死亡！

照完相之后，还在亭子里饮用了敌人为他准备的刑餐，留下绝笔诗《偶成》：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末署“秋白绝笔”，凸显革命者“从容就义”的气节。‌‌面对生死，他泰然自若，临刑前高唱《国际歌》。行至一片草地时，他席地而坐，挺直腰板，微笑着向刽子手点头道：“此地很好！开枪吧！”

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用他36个春秋的壮丽年华，谱写了一曲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凯歌，这种共产党员的特殊气质，让后人无比敬畏！

尊重历史，敬仰先烈，后专程来到距罗汉岭不远的瞿秋白关押处一探究竟。

瞿秋白关押处位于长汀城原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部（原汀州试院，现汀州博物馆）内。斑驳的砖墙和陈旧的木屋，无声诉说着那段峥嵘岁月。在旧址一角，有处逼仄的房间，曾是关押瞿秋白的地方。小屋潮湿而阴暗，太阳当空时，少部分阳光可透过天井照进门窗，屋内陈设仅有一床一桌一椅。

在囚室的天井中，有一株枝干苍劲的石榴树，曾是瞿秋白在此的见证者，至今仍生机勃发。石榴树年年开花，岁岁鲜艳，正如革命先烈坚守的信仰一样，殷红如火，生生不息。

瞿秋白好友郭沫若的散文名篇《石榴》，借石榴赞颂了这种高贵的精神品格：“石榴有梅树的枝干，有杨柳的叶片，奇崛而不枯瘠，清新而不柔媚，这风度实兼备了梅柳之长，而舍去了梅柳之短。”这正是革命者瞿秋白生动的形象写真。

瞿秋白就义的消息传出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及所属日本、英国、美国、德国等国支部纷纷发表悼念文章。

1955年，中共中央决定将瞿秋白遗骨由福建长汀迁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并举行隆重的瞿秋白遗骨安葬仪式。周恩来等亲自扶送瞿秋白遗骨入墓穴。

1985年6月18日，瞿秋白就义50周年，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正式恢复了瞿秋白作为“革命先烈”的地位。

在他出生的家乡，在他就义的地方，在华夏大地，人们永远敬仰他，永远怀念他。

“儒雅的书生”，不仅指瞿秋白“腹有诗书气自华”的精神面貌，更是他作为“布道者”“写作者”剧烈燃烧的生命之光。在紧张而又奔忙的时光中，瞿秋白常年拖着病体熬夜写作，留下了500多万字有关政治理论、文学艺术及语言文字等方面的丰富著述。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能让每一位参观者深刻感受到他在面对艰难险阻时的坚韧不拔，以及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甘愿奉献一切乃至生命的崇高精神。

36岁，多么瑰丽的青春芳华！瞿秋白烈士的人生，折射出的是文人与革命、思想与信仰、个人与时代之间的关联。他所追求的理想，如同这满园的生机，虽历经风雨洗礼，却始终熠熠生辉。他是“永久的青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不断前行。

他留下的“只待共产大同”之思想火炬没有熄灭，他翻译的《国际歌》仍激励我们“要为真理而斗争”，“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细致地瞻仰参阅瞿秋白的生平，对心目中的书生英雄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肃然起敬。他不仅是我党早期的革命领袖，更是现代文学巨匠与文艺大众化的先驱。

瞿秋白烈士的革命精神、事迹成就，彰显着信仰的力量无穷，也赋予人勇气和毅力。和平与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让瞿秋白烈士的精神永远在我们心中闪耀，激励不断前行，共同努力实现国强民富之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