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当理想只剩下盼望

一盅清茶

文字：一盅清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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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致谢网友+自有

在我中小学阶段，好像“理想”二字是常态出现的。歌曲中、作文题目、报刊社论处处可见，语文老师曾笑评过：“你们的春游作文，怎么都是在公园里围坐一圈谈理想？”

那会儿写作文谈理想都是工农兵，到了高中，心里想的却都是大学、工程师。至于“共产主义接班人”，自从三年大饥荒以后也很少提了。

而插队后的老三届，理想到哪去了？

插队农场进兵团，问你去了几年？

酒桌上的老同学纷纷报来：最多的14年，是董家耕同时代的先锋；最少的5年，是“工农兵大学生”离开农村的。

忽然有人说起已经去世的阿新：“他怎么后来没有考大学？”

阿新曾是我们班上的学习尖子，数理化卷子一百分是常态，扣分才是偶然（不过他的音体美三门要靠老师高抬贵手）。如果不是文革，以他高二的成绩，无疑能给母校在大学录取榜上增光添彩。但是1966年6月1日以后，一切都转了一个轨迹。

下乡我和他插在同一个公社，不过相隔太远，我去看过他两回，住过一夜。他担任大队卫生员，有一个红十字药箱搁在他的床头巡视要用。

大回城那会儿只听说他被分到了“饮食服务公司”这个单位。这其实就是从前被“社会主义改造”后的 分布在街头巷尾的小本经营，他被分在一个澡堂子里工作。

那场大回城比起十年前的上山下乡，更像是一场雪崩式的撤退。每个知青被随意安排到城市的犄角旮旯去，谈不上什么特长、爱好。但我还是想象不出当年离大学很近的优秀生，在澡堂子里能发挥怎样的特长？

1977年底，我回到家乡那座城市。这天循迹找到阿新的“单位”，那隐迹在街道上的那家澡堂，好像改名叫什么“卫东浴室”。挑开门帘，迎面而来的是混杂着肥皂气味的热浪，等眼镜上的雾气消失，看见坐在柜台后面“卖筹子”的那位正是我要找的故人。

他抬头看见是我，并没有多惊讶地递过来一个红头的竹筹，说：“天气冷，先去泡泡。”竹筹头部涂有红绿白漆，是代表不同价位的。他熟练地报账收款，算发挥了作用吗？

那会儿在北京正值恢复高考的热浪席卷着学生和家长，插队后原地就业或回北京后待业的知青都在狂热地复习备考。有的已经当了爸爸妈妈了，有的还在家靠父母。我当初舍不得丢弃的初等数学讲义，被借去复印了不知道多少遍，我自己也在给他们辅导中积累了不少的人脉。他们没有想到居然还有机会实现十年前的梦想而且不需要“领导批准”，阿新难道不知道这个消息？

冒着一头热气的我，在柜台前对他说：“小平同志到处找你呢，要你去报考大学。”

他指了指身后的阁楼。那间阁楼就在头顶上，有个木窗户正好可以俯视柜台，和柜台共用一个天窗透光：“我已经结婚了，那间房子就是单位的，我走了就要归还。”

他已经三十岁了，在回城以后似乎也没有了当初的理想，结婚生子就是必然。

在农村时，我不也曾向往过电灯灿亮的公社织布厂吗？因为那里算是离工业文明稍近的地方；也听过知青说“回城扫马路都干”的，那是感觉到被社会抛弃后的失落。

是啊！他已经不是十多年前的高中生了，在求学的大好年华荒废了学业，现在重新开始有多少困难要去克服啊！

下乡多年的艰苦岁月，对有些人来说是磨练。他们当初的理想尽管被一次次的无望淹没，但是埋藏在内心的火苗始终没有熄灭，等到小平复出一阵春风，就会重新燃烧起来。已在一个国有单位就业的同学老秦，本已经在犹豫中错过了报名，但随后立即安排好家庭，挤上了78那班车，和77级一道走进了大学课堂，并且考上了十二年前理想的那所大学。

对更多的知青，理想还是停留在曾经的作文题目上。当他们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在土地上谋生成为第一目标后，那些空洞的说教早已被他们遗忘。理想只剩下了盼望，诗与远方让位于眼前的苟且。等到春风再度，时代的列车却不再让他们从容地上车就关门离站了。

老秦说他曾在街头遇到已退休的阿新，阿新的第二句话就是托他找一个晚上有地方睡觉的值夜班的工作，比如停车场、看大门之类的。不知道阿新遇到了什么困难，也不知道最后解决了没有。

回想上山下乡的历史，对知青最大的伤害不是那繁重的劳动，也不是那恶劣的生存环境，甚至不是中断学业的文化倒退。把一代学子的理想与奋斗目标全部降低到盲目谋生、把青年应有的自信扼杀在“回城扫大街都干”的生存需求水平，你还能指责他们之中除了几个作家、没有出现别的人才吗？。

如果你是那种始终不放弃自己理想和目标的同代人，请接受我最衷心的敬意。我为自己在几十年中不断降低的目标而惭愧，面对着种种压力和诱惑，我那越变越低的目标只能算作盼望，而不配算作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