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水绞

崔国安

每至年关，无论家宴还是酒席盛宴，面对满桌珍馐，舌尖百味翻涌之际，眼前总会浮起一碗冒着热气的饺子——1977年正月初一清晨的那碗水饺。近五十年来，那碗水饺像一帧泛黄的老照片，永远定格在我岁月的镜框中。

那年腊月下了一场大雪，大地银装素裹，“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社直机关所在地像被冻住一般，寂静得无人、无影、无声。单位里家在农村且拖家带口的“一头沉”同事们，早在腊月二十八就踩着积雪回家办年了。只留下我这个刚参加工作一年的青年，独自值守空院，从腊月二十九守到正月初三。那时民风淳厚，夜不闭户，值班不过是形式，但我丝毫不敢怠慢，怕上级随时打电话查岗。

六七十年代的人民公社时期，就只有公社、粮管所、供销社、食品和初中学校五个集体食堂，对于大多数是单身的人吃饭是桩大事。我们单位的人都在公社食堂搭伙，可一到年关，食堂也放假，所有集体灶火都熄了。单位虽备了猪肉、鸡蛋、面条，可初中毕业的我，只有对着炭火盆上那副三角铁架发愁，本就不会做饭，更何况还是这原始炊具？于是就吃自己从家里带来的糍粑。早饭烤糍粑，午饭清水煮糍粑，晚饭再烤糍粑充饥。糍粑块在炭火上慢慢鼓成焦黄的“小枕头”，开始几顿尚觉焦香，连吃两天，便味同嚼蜡，肚子鼓胀，消化不了。

正月初一清早，我正对着刚燃的炭火和放的糍粑发怔，没有一点味口。木门忽被叩响，隔壁王阿姨的女儿围着红围巾，脸颊冻得像红苹果一般：“我妈叫你去吃饺子！”我本想谢辞，忽然惊觉今天正月初一，按老规矩，该是我先去给王阿姨拜年才对，就跟着去了她家。

王阿姨那时四十多岁，中等个子，身形圆润却显端庄。一张丰腴的圆脸上，最惹人注目的是那双明亮的大眼睛，眼波流转间总含着温润的笑意，让人一见便觉得亲切。虽说是社直部门的领导，丈夫也是有头有脸的领导干部，全家吃的是让人羡慕的商品粮，但她身上没有半点架子，更从未流露出看不起农村人的样子，还对我这个刚从田地里走进机关不久的农村青年，总是轻声细语，热情有加。她有时下乡工作特意叫我同行，路上讲她们年轻时工作中的故事，当地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鼓励我多读书学习，踏踏实实工作。到了生产队又悄悄教我如何“听话听音”，了解乡亲们的心声。她的教导像初夏的风，不疾不徐地拂过，那些细微的叮咛，都透着真诚的扶持。多年后我才明白，她那双眼晴里的光亮，不仅来自天生的和善，更源自一颗懂得俯身托起他人的心。

想着想着已走到王阿姨家门口，我还没有来得及说出“拜年”二字，王阿姨扎着粘有面粉的围裙从厨房出来说：“不是让你来拜年的！今儿大年初一，按老规矩得吃‘扁食’。你一个人值班，又不会做饭，快坐下，饺子好了。”她转身从冒着白气的锅里捞起一碗饺子递给我，那一个个鼓起的“半月”，卧在炖素猪肉与汤里，绿色的蒜苗如翡翠点缀在碗里，接到手里已香气扑鼻。

那饺子是王阿姨一家除夕守岁时包的，猪肉地菜馅里拌了葱末和自家磨的辣椒粉，那地菜是她一家趁天晴去地里采的，饺子皮薄得透出隐隐青绿，咬下去，地菜的野香混着肉汁在舌尖炸开，那是任何调料都调不出的、属于土地深处的鲜美。

我后来走过天南地北，吃过无数花样的水饺，却总是没有吃到王阿姨的饺子那样的味道——不是馅料不同，是再没有那样一双在火炉旁细细捏褶的手，没有那种把别人孩子当成自家孩子疼的心意。

很多年后我终于明白，那一碗饺子的独特风味之所以令人经年难忘，是因为其中揉进了比食材更深的滋味：那是农耕文明里“远亲不如近邻”的古老智慧在烟火中的回响，是物资匮乏岁月里邻里间毫不吝啬的慷慨分享，更融入了长辈对晚辈无差别的无声呵护与关怀。当风雪围炉，暖意升腾，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善心与温暖便悄然流转，所谓世间至味，从来不只是食物本身，而是那一份将心比心的善良、那颗在朴素日子里依然发光的、不计回报的爱心，它们让最寻常的时光，也浸透了人性的温度。

王阿姨的饺子已沉淀在我的记忆里，历久弥新，并不断发酵，成为每个春节必然苏醒的乡愁。

如今，超市冰柜里的饺子琳琅满目，可机械压制的花纹永远模仿不出手指的温度。每当沸水翻起“白玉元宝”，我总会看见1977年正月初一那个大雪覆地的早晨：屋外天地皆白，室内炭火通红，在天寒地冻的岁月里，是那一碗朴素的水饺，温暖了整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