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营小学的煤油灯光

大匹克

一营小学的煤油灯光

1962年的秋天，我们那片营区终于有了一所小学。当父亲告诉我这个消息时，八岁的我几乎整夜未眠——终于能像其他孩子一样，背着书包走进课堂了。

九月的清晨，我穿着母亲连夜改小的旧夹克，小心翼翼地捧着自己用空墨水瓶做成的小煤油灯，走向那所新学校。四排土坯房围成一个方正的大院，这就是一营小学的全部。没有围墙，只有四周的白杨在初秋的风里沙沙作响。

一年级的教室在东南角，我和另外二十几个孩子被分到甲班。教室里没有电灯，窗户上糊着泛黄的报纸。所谓的课桌，不过是两块长木板架在打进土里的木桩上。板凳要自己带，于是每天清晨，你会看到一群孩子胳肢窝下夹着小板凳，像搬家的蚂蚁队伍般走向学校。

我们的班主任张老师总是第一个到教室。她约莫三十岁，齐耳短发，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上总别着一支钢笔。也许是我比同龄孩子大些，开学第三天，张老师轻轻拍着我的肩说：“你来当班主席吧。”

这个任命让我不知所措——在家的弟妹中，我从未担任过任何“领导职务”。但张老师的目光那样温和坚定，我便红着脸接下了这个任务。

二年级的儿童节，我戴上了红领巾。张老师为我整理衣领时，手指微微发颤。那天她还给了我一个二道杠的标志——我成了中队长。回家路上，我走得极慢，生怕风吹皱了崭新的红领巾。

记忆中最清晰的，是刘文山到来的那个下午。

我们正在上算术课，教导主任领着一个瘦小的男孩站在门口：“新同学，刘文山。”

所有目光都投向门口——一个个子矮矮的男生，胳膊下紧紧夹着一个小板凳，手指因为用力而泛白。张老师领他走到我旁边：“文山坐这儿吧，你是班主席，要多照顾新同学。”

这一坐，就是十二年。

文山话很少，但他的算术作业总是工整得令人惊叹。后来我知道，他父母亲去年在任务中牺牲了。我们渐渐成了朋友，分享同一盏煤油灯的光，在那些没有电的夜晚一起写完作业。

三年级开学不久，我们发现张老师咳嗽得越来越厉害。她上课时常要扶着讲台，额上渗出细密的汗珠。有几次，她甚至需要坐下来讲课，可只要稍有好转，她就又站回讲台前。

“我不能耽误你们的课。”她总是这样说。

深秋的一天，张老师讲着讲着突然剧烈咳嗽起来，她转身面向黑板，肩膀微微颤抖。教室里安静极了，只听见窗外落叶的声音。等她转回身时，眼角还带着未擦净的泪光，却已经继续讲起了课文。

那个冬天过后，我们再也没见过张老师。

新学期开学那天，校长站在我们班门口，沉默了很久才说：“张老师……去治病了。”教室里先是寂静，然后响起了低低的抽泣声。我的二道杠臂章突然变得沉重——张老师别上它时，手指的温度仿佛还在肩头。

四年级的儿童节，我戴上了三道杠的大队长标志。站在操场上，看着全校同学，我突然理解了张老师说的“责任”二字。

只是我个子太矮，领操时后面的高年级生根本看不见我的动作。体育老师便搬来一个方凳让我站上去。阳光下的操场上，一个站在凳子上的大队长，成了营区小学特有的风景。

刘金华就是那时开始找麻烦的。他是六年级最高的男生，一直以为大队长会是他的。每次我领操，他总在队伍里故意做错动作，或者发出怪声。有几次，他甚至在我值日时把黑板擦藏起来。

“他嫉妒你。”文山悄悄对我说，“但他不敢太过分，因为大家都记得张老师最喜欢你。”

其实我并不在意三道杠，只是常常想起张老师——如果她还在，会怎么教我处理这些事呢？我学着记忆中她的样子，遇到刘金华的挑衅时，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然后继续做该做的事。渐渐地，他的刁难少了，毕业时，他甚至主动跟我握了握手。

五年级开学不久，父亲接到了调令。

离开前的那个傍晚，我一个人去了学校。空无一人的教室里，我坐在曾经的座位上，抚摸木板上不知多少孩子刻下的痕迹。夕阳透过窗格，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煤油灯还躺在抽屉里，灯罩已经裂了细细的纹。

我转到新学校后的第三年，听说一营小学盖了新的教学楼，有了真正的课桌椅，通了电。那盏煤油灯的时代，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了。

很多年后，我偶然遇到了当年的教导主任。他已经白发苍苍，但还是一眼认出了我：“那个站在凳子上领操的大队长。”

我急切地问起张老师的下落。老人沉默良久，才轻声说：“她没能熬过那个冬天。其实她早就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但坚持要教完你们那一学期。”

“她临走前说，最放心不下的是你和文山——一个太懂事，一个太沉默。”

走在回家的路上，六月的阳光明亮得刺眼。我忽然想起那个夹着小板凳站在教室门口的瘦小身影，想起煤油灯下一起写作业的夜晚，想起张老师咳着讲课时额角的汗珠，想起站在凳子上看到的那片整齐的操场。

原来有些光，并不需要电源。它在墨水瓶做的小小灯盏里，在一个老师温柔的目光中，在童年最朴素的日子里，一经点燃，便足以照亮长长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