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逝去的知青歌曲（原创）

杰子美篇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一声号召，在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一千七百万城市中学生，或自愿或被迫告别故土，踏上奔赴边疆、扎根乡村的征途。

艰苦的生存环境，与家人的千里相隔，对终身扎根乡土的无尽忧虑，让知青们深陷失落。身处社会底层的他们，在插队支边的漫漫岁月里，尝遍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也将满腔心绪化作了一曲曲知青之歌。

彼时，从陕西、陕北、山西、河北的乡村，到新疆、内蒙、东北、云南的建设兵团，知青歌曲遍地流传，至今尚未有系统的搜集与整理。仅目前见于网络、诸报刊文章、收录于录音磁带的，便有《四季歌》《75天》《地角天边》《南京之歌》《精神病患者》等数十首，皆是知青岁月的真实印记。

这些歌曲，是知青们在文化娱乐匮乏的寂寞岁月里，为自我慰藉创作的心声，更是上山下乡生活的鲜活写照。依循知青的心路历程，它们可分为前后两期：初离家乡奔赴农村时的作品，满是悲壮凄婉的思乡之情；历经农村生活的重重磋磨后，旋律里便多了对生活的幻灭与怅惘。

远离城市的知青，精神世界如久旱的土地，渴求着文化与情感的滋养。云南兵团知青陈英惠在回忆中写道：“每当夜晚来临，知青们便三五成群围坐，对着月光吟唱思念亲人和故乡的歌，向着故乡的方向大声呐喊，排遣难以忍受的寂寞与痛苦。”东北兵团的知青亦如此，精神生活的贫瘠让唱歌成为他们消解苦闷、抚慰孤独的唯一方式。

知青歌曲多为借曲填词，云南知青还曾自嘲为“借曲家”，而这些作品却自带浓郁的民歌风韵。“泪水相流就落肩上”（《山西知青离乡歌》）、“还要回来还要回来、回到故乡！”（《广州知青歌》）、“火车，火车，慢些走！”（《火车慢些走》），这些质朴的词句，让知青离乡歌成为当代民歌民谣中的佳作。孔子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知青歌曲亦如是，它们是属于那个时代的《诗经》，是知青群体最真挚的情感表达。

“文革”时期，知青群体的信息传播渠道多元且通畅，一首歌曲往往能在各地衍生出不同的唱法与词曲。《梦见母亲》在云南与内蒙兵团便有两种唱词，《四季歌》因知青信口填词更是版本繁多，就连《南京知青歌》中“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异乡”一句，在江苏、北大荒等地也有“深陷”“深嵌”等不同表述。知青歌曲既有鲜明的地域与群体特色，也藏着整个知青群体共通的情感与记忆。

在众多知青歌曲中，《南京知青之歌》影响最广、流传最远，道尽了南京知青初下乡时的复杂心绪，更是当时社会思潮的直接映射，有着深厚的社会心理背景。它曲折地诉说着知青被剥夺的生活、对命运的无奈、被压抑的生命活力，以及由此而生的失落、迷茫与幻灭。

这首经典之作的词曲作者，是南京市五中66届高中毕业生任毅（1947—）。他自幼爱好艺术，小学时加入南京市小红花艺术团学唱，中学又进入市中学生艺术团研习二胡与吉他，深厚的艺术积淀，让他得以将知青的心声谱成旋律。1969年5月，南京五中的知青相聚后，任毅当夜抱吉他创作，至天明完成了《我的家乡》——《南京知青之歌》的雏形。此曲脱胎于1964年南京五中毕业生赴新疆时的《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任毅对其做了大幅修改与重新填词，让旋律更贴合知青的思乡之情。落笔“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沉重的修理地球是我的命运”时，他内心满是沉重，却也终于吐出了胸中的块垒。

最初，任毅不敢将其命名为《知青之歌》，因歌中无豪情壮志，无宏大理想，唯有纯粹的思乡与知青作为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特殊群体的失落感——而这样的情绪，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被禁止公开表达的。彼时的舞台，只容得下对领袖、对上山下乡的歌颂，只许流露欢乐，可正是这份忧郁与真实，让这首歌戳中了无数知青的内心，成为人人传唱的经典。

《南京知青之歌》原作仅有三段，在传播中渐增至七段，其中“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用我的双手绣红地球绣红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的唱段，流传最广。1969年8月，这首歌被苏联称作《中国知识青年之歌》，以小合唱配小乐队伴奏的形式，在莫斯科广播电台播出。也因这首歌，1970年2月19日，任毅被捕入狱，五个月里日夜经受审讯，同年8月3日，他在全省公判大会上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彼时的年代草菅人命，任毅早已做好了面对死刑或无期徒刑的准备，十年刑期，竟成了意料之外的“轻判”。

即便作者入狱、歌曲遭批判，《南京知青之歌》的传播也从未停止。1971年后，它被入伍的知青带入军营，又由城市兵传遍部队，彼时它被称作《可爱的南京》，却依旧让无数人为之动容。

知青歌曲中，离乡歌占据着重要篇幅。这些初期作品，哀婉中藏着悲壮，怅惘里透着执着，有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决绝。除了《南京知青之歌》，北京知青的《山西知青离乡歌》、重庆知青的《年轻的朋友你来自何方》皆是经典。《山西知青离乡歌》创作于1968年秋，北京首批知青赴山西插队前，朋友们临别聚会通宵合唱此曲，知青登车离京后，这首歌便在北京与山西的知青群体中广为流传。它仿山西民歌曲调，尽展悲怆，带着山西梆子的凄凉与激烈，知青吟唱时，又添了几分柔婉的乡愁。

1968年12月上山下乡指示发表后的数月里，全国各大城市的火车站，每天都在上演着悲壮的“欢送”场景。鼓号齐鸣、大喇叭声震天，夹杂着父母亲人的哭喊；知青们的临别誓言，与未婚夫妇的泣别交织在一起。一片喧嚣与纷乱中，被吊销城市户口的知青们，对前路既有模糊的憧憬，更多的是茫然无措，心底翻涌着巨大的失落，就连送行的知青，也被深重的寂寞笼罩。他们已然明白，属于他们的“文化大革命”，就此落幕。

思乡歌集中涌现于1969至1970年，彼时知青尚有余暇，且正处于离开城市的阵痛中，故而作品数量繁多，也成为知青歌曲中思想内涵最丰富的类别。而在上山下乡的两年后，农村严酷的现实彻底击碎了知青的幻想，幻灭感在群体中蔓延。他们坠入社会底层，生活难以自立，归城又遭人轻视，成了非农、非工、非兵、非学、非商的漂泊者，《四季歌》里，便唱尽了这份“流浪人”的悲哀。

曾几何时，知青们怀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天换地的雄心奔赴乡村，可这份热忱很快便在现实中消散，异地的秀丽风光，也渐渐失了魅力。一切如同一场噩梦，让知青们陷入无尽的迷茫。他们在《精神病患者》中悲愤吟唱：“世上人，讥笑我，精神病患者；我有青春被埋没，有谁同情我。”残酷的境遇，让压抑已久的怀疑、失望、委屈，最终化作怨愤与呐喊。这一句句歌词，浓缩着千万知青的血泪，是真正源于生活的民谣，绝非文人墨客的无病呻吟所能比拟。

知青上山下乡的岁月，浸透了一代青年的青春与血泪，而这些知青悲歌，便是用真诚谱写的时代心声。它们的动人之处，在于毫无伪饰的真性情，敢哭、敢骂、敢爱、敢恨，在人性被扭曲的“文革”时代，这份纯粹的真情，尤为珍贵。

知青歌曲中，情歌亦占有一席之地，且大多以悲调为主。这些情歌，纯真质朴、深沉凄恻，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绝非轻浮的趋时之作所能比肩，其细腻传神的情感表达，足以与中国古典情歌相媲美。与知青自创情歌相伴的，还有从《外国民歌200首》中流传的经典，以及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红河谷》等，在知青口中传唱，映照着他们对真挚爱情的执着追求与美好向往。

　　

“文革”期间涌现的知青歌曲，是研究“文革”历史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珍贵史料，是那个特殊时代的真实记录。它们以艺术的形式，勾勒出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有着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从文学角度而言，这些作品达到了颇高的艺术水准，朴素真切的词句俯拾皆是，无一丝刻意雕琢。它们如同一面三棱镜，折射出一代知识青年丰富、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也映照出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图景，历经岁月冲刷，依旧在时光里静静回响，成为永不逝去的时代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