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血染红的革命军人残废证 ︱睹物思亲（7）

向天一戈

这是父亲项远获得的第一本《革命军人残废证》，距今已经七十五年了。

封面:

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人殘廢證

释文:

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人殘廢證

二十軍撫字第00988號

查項遠同志在偉大的革命戰爭中光榮負傷致成殘廢特发給此证。

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一月七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之印

(红色方形关防)

释文:

姓名 項遠 性别 男 民族 漢

年龄 32 籍贯 江苏省無錫縣

負傷時所在部隊職别 一師二旅四团

一营特派员

負傷時间地點及原因 1942.10苏北盐城大團員(应为“口”)伏击日寇撤退时負傷

释文:

殘廢情形 下颌部贯通枪伤，下颌骨骨折，腮腺受伤拿下，神经八级，牙齒脱落大部，曾虽镶了假牙，但咀嚼食物严重受影响。

殘廢等级 弍等乙级

證書號數 00988

填發機關 一七四团政治處

填發人 赵学模

填發日期 1953.1.17

　　

残废证记载的父亲这次负伤伤势很重，颌面部被日军两颗机枪子弹造成贯通伤，下颚骨骨折，牙床被击穿后大部分牙齿脱落，加之创伤部位难以止血，形成大量失血。而当时新四军的医疗条件极差，能挽救回生命已属万幸，后期休养疗伤的条件更无从谈起，连安全稳定的环境都难以保障，更别谈药品和营养补充。父亲从1942年负伤，牙齿被子弹打掉，直到1949年解放后才有条件装了义齿。他回忆在那个时候期吃饭是件最痛苦的事情，由于基本丧失了咀嚼功能，吃东西只能圐囵硬吞，有稀软一些食物尚好一些。但战争条件下，生冷干硬才是家常便饭。负伤时父亲只有21岁，由于无法正常进食和消化不良，造成严重的胃下垂和胃炎。长期营养不良使他非常消瘦，之后几十年胃病都是反反复复。所以，负伤后造成的身体损伤是长久性的，有些是不可逆的。

▲父亲在负伤后拍摄的第一张个人单独的照片，1950年拍摄于江苏太仓。时任二十军五十八师一七三团副政委。虽然这个时候条件改善很多了，但是他依然很消瘦。

　　

今天观看手中的这本《革命军人残废证》，是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央人民政府名义颁发第一版革命军人残废证。在毛泽东主席签发的证书正文中，开宗明义的指出此证是颁发给在“伟大的革命战争中光荣负伤致成残废”的革命军人。这是对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了建立新中国，而浴血奋战的革命伤残军人的最高评价和褒奖。也是迄今为止，所有同类证件中规格最高、定调最高、发放范围最清晰的一版《革命军人残废证》。

虽然当年二等乙级伤残的抚恤金，每年只有33元(旧币330000元)-36元，每个月只有2.75-3元。但是，父亲却把伤残抚恤看做莫大的荣誉，十分珍爱这本用自己的鲜血染红的证书。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党和人民、中央政府和军队，给开国功臣们颁发的“功劳簿”。

▲1956年拍摄于浙江黄岩，此时二十军部队已从朝鲜战场班师回国，父亲在1955年授衔时被授予上校军衔。虽然全国解放已有几年，生活条件好多了，但他依然很消瘦，下颚的伤痕明显可见。

附件：　

在父亲项远《我的小传》和《抗战往事》的回忆录中，都写到了这次负伤疗伤的详细经过。他说道:

　　“一九四二年九月，我从新四军一师二旅四团二营调一营当特派员。一营是四团的主力，按不成文的规矩，新调到一营去的人，都要在战斗中检验一下你表现怎么样。十月二日，我们得到情报，日军有一艘汽艇，要从东台到盐城去。一营在团参谋长饶惠谭带领下，奉命在刘庄以南、白驹以北的大团口设伏，副营长和教导员要我随一连行动。那天一连的位置在正面，日艇首先要经过一连的伏击阵地。午后，听到远处传来敌人汽艇马达声，连长命令做好战斗准备。随着汽艇越来越近，在离我前卫班一二十米时，下达了开火命令。日军在毫无准备情况下，出现了短暂慌乱，但很快清醒过来，汽艇迅速在靠上对岸，鬼子兵很快爬上河堤，依托地形向我还击。当时我们武器装备很差，敌人机枪占领了堤坝上民房屋顶的制高点，以密集火力压制了我岸火力。参谋长就命令三连派一个排从敌人左侧渡河，解决掉对岸土房上的敌机枪，可急切间找不到渡河船只。考虑到与敌已经形成对峙，一时间难以消灭敌人，担心日军的增援赶到，参谋长命令一连撤出战斗。我就和一连长指挥战士沿着河堤向北撤出战斗。敌人发现我们后撤，就用机枪火力追着我们打，奔跑中不时听到有子弹从头上掠过的声音。突然，我觉得脸上受到狠狠地重击，尔后一片麻木。我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负伤，直到从后面上来的战士告诉我，“特派员，你负伤了！” 我才觉得脸上有热血淌下来。但没有停下脚步，只想着赶快脱离敌人机枪火力范围。终于跑出一段距离了，迎面遇到从后面上来的担架队，我这时已经跑不动了，被战士们扶上了担架，抬到了离河岸较远的一个小村庄。

等我从昏迷中醒来时天已经黑了，听到不远处副营长和教导员在商量晚上的行动。副营长说，“刚才侦察员回来报告，大团口的日军汽艇已经开走，咱们得把伤员都送到斗龙港去”。又指着我低声说，“他可能不行了，流血一直止不住”。那时我还是清醒的，只是下颌骨被打掉三分之一，牙齿脱落，连在牙床上。人不能讲话，加上伤在脸颊部，贯穿到口腔，很不好加压包扎，三四个小时了流血还止不住。我这时满身是血，脸色十分难看，也难怪副营长担心我挺不过去。当晚由三四个侦察员护送我们伤员在大团口过了串场河，到达斗龙港附近。这一带无敌情，我们七八个伤病员被分散在老百姓家里。第二天上午，团卫生队的医生带着卫生员过来检查伤病员伤势。见到我流血过多十分担心，好在这时伤口流血减少了，要想办法补充生理盐水。那时团里卫生队没有输液器，只好用200CC的针管往腿上推，搞得我两腿很久都不能走路。两天后给我做的手术，用了全身麻醉。医生用铁丝做了个罩子，上面蒙一块纱布。医生一边滴药，一边说“一、二……”，让我跟着数，数了不到十，就觉得医生的声音越来越远，后面就听不到了。 我到半夜才醒了过来，头还是昏昏沉沉的。身边的小勤务员跑去找医生，说“特派员醒了”。医生过来告诉我，手术做完了，下颌骨的碎片和打掉的牙齿都拿掉了，口腔的伤口也缝住了。但用了很多棉球，要用舌头顶住才行。

休养了一段时间，外面的伤口慢慢愈合了，但口腔里的由于有唾液，伤口久久不能愈合。进食就成了大问题，满嘴含着棉球，连流食都不能吃。开始打几针葡萄糖，可当时哪有那么多金贵的葡萄糖。还是聪明的医生想到了个土办法，把卫生队仅有的一只玻璃漏斗给了我，到镇上买来藕粉和白糖，在农民家里买来鸡蛋，将这几样东西冲在一起，把漏斗插到咽喉部，一提勺、一提勺往里灌，一天喂几次。就靠着个办法，身体慢慢恢复了，不久能自己走路了。

后来医生告诉我，这一次太危险了，也太幸运了。说我中了两颗机枪子弹，子弹有两个进口，一颗打掉了下面的牙齿，一颗打碎了三分之一的下颌骨。如果再往下一点打到动脉，血止不住就没救了。还说，不要看现在下巴掉下来了，以后可以长上去的。

我在盐东斗龙港地区休养了两个月。该地区我军部队较少，日伪据点也不多，局势比较平稳。但是卫生队还是很紧张，就怕听到由远而近或四周村庄的狗吠声。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要挨家挨户通知伤病员，做好应对准备，一旦出现敌情，马上按预案转移。这就是抗战期间，游击根据地后方医院的处境。

大概到了十二月初，我们接到了转移命令，在斗龙港登上海船，利用夜色掩护沿海岸线向南航行。大海船扬起风帆行驶在茫茫大海上，外面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听到海浪的拍击声。遇到风转向调整船帆时，船体剧烈摇摆，倾斜的很厉害。船上的人不要说站不住，躺在船舱里也要打滚。天亮后我们驶进了王家港。其实从陆地上走的话，盐东到台北王家港的距离不过五六十里地，但是这一带被伪军谷正刚部控制，封锁比较严密，抬着伤员的担架通过封锁线比较困难。当时二旅奉调进至盐阜区，承担保卫新四军军部的任务，这一带是黄克诚三师的防区。一师的防区主要在东台、兴化、台北一带，其后方医院也在台北垦区东边，我们现在是从盐东转移到一师的后方医院来了。一到台北，卫生队护送我们来的人与师医院办完交接后就归队了。说是师后方医院，伤病员也是分散安置在老乡家里。我们来的这个地方是师医院一个医疗队的驻地。

我休养了一段时间才从后方医院回到旅政治部，知道了二旅将要南下，而我伤未痊愈不能随部队行动，就留在了二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