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序:文学中情感与思想的双重祛魅，已在“滑稽诙谐”的滥用中，露出其苍白内核。</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当我们轻易说出“幽默”、“戏谑”，便将一种本应包含矛盾与张力的复杂精神实践，降格为肤浅的技巧展览。《文心雕龙》论“谐隐”，将其视为“怨怒”与“欢谑”的一体两面，是“自有肺肠”的真情在特定社会压力下的曲折投射。它能是东方朔《金马门歌》的“金蝉脱壳”，是张衡《讥世》里刺向虚妄的“利刃”，更是《诗经》里“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所蕴含的微妙分寸——嬉笑中藏着哀矜，嘲讽边界外守着人性的温度。</p><p class="ql-block">而今，“滑稽诙谐”却正经历着一种危险的“去语境化”抽离。它不再是面对深渊时智慧的自卫与情感的迂回，而沦为轻飘的修辞点缀与流量密码。其人格的重量消失了。《世说新语》中嵇康临刑前的一曲《广陵散》，那份从容，是底色悲怆与风度谐谑的无上融合，其“诙谐”源于对死亡这一终极荒诞的直面与超越。反观当下，多少诙谐只剩喧嚣的“塞万提斯”，而失却了《堂吉诃德》内核那深切的人文悲悯。当创作将“打诨”视为临了的必然“出场”（黄庭坚语），而非灵魂震颤的自然流露，这便把活生生、有痛感的人，异化为预设程式的表演符号。</p><p class="ql-block">这一审美降维，植根于古今创作核心动能的根本位移。刘勰言“为情而造文”，《毛诗序》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其“情”，是劳人思妇的块垒（《诗经》），是屈原“九死未悔”的痴缠，是阮籍“夜中不能寐”的孤愤。现代流行创作机制的病灶，却在于“为文而造情”。情感被工具化、模块化。它不再是驱动创作的原始“风暴”，而沦为用以“赋能”文本、确保传播效力的计算“零件”。情感的温度，被流量的热度取代；生命的厚度，被数据的广度覆盖。</p><p class="ql-block">古代一切伟大的诙谐篇章，皆以深厚“思想”为脊柱。庄子“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背后，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磅礴宇宙观。《史记·滑稽列传》中优孟、优旃的妙语，其锋芒直指君王政令的疏漏与人性的贪婪，蕴含着朴素而锐利的民间政治哲学。正如鲁迅所言，真正的喜剧是“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撕破需要力量，这力量来自对“价值”何在的笃定认知。反观当下，许多作品仅在“撕”，却不知何为“无价值”，更缺乏建立“有价值”之物的思想坐标系。思想的缺席，使诙谐必然滑向虚无的贫嘴与恶俗的狂欢。</p><p class="ql-block">这便是文学叙事“扁平化”危机的症候：情感被抽空，思想被悬置，“谐”便只剩一具徒然颤动的空洞皮囊。当作者失去了对“劳人思妇”那种源于生命体验的同理共情，失去了对宇宙人生根本问题的严肃求索，其笔下的一切机巧，不过是“市娼抹青红，妖歌嫚舞眩儿童”（苏轼批评怀素、张旭语，喻空洞浮华）。真正的力量，如《文心雕龙》揭示的“隐”，“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是在遮蔽中更深刻地揭示，在曲折中更精准地抵达——其背后，是凝视深渊的勇气，是理解复杂的智慧，更是对人类境遇永不熄灭的温情与善意。</p><p class="ql-block">文学的深度，永远取决于作者灵魂的深度。倘若我们无法在碎片化的喧哗中，找回那份“情动于中”的真诚，重建以思想照亮生活的志趣，那么，所有叙事终将在轻佻的戏仿与自我重复中，耗尽其最后一丝生命力，成为时代喧嚣中一声无人倾听的、苍白的回响。</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