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洋五七干校的红色记忆——黄黎民

中国红色文化交流_奔红畴之声

沙洋五七干校的红色记忆

（2026年1月26日）

黄黎民

天门钟祥沙洋京山交界的“沙洋省五七干校”的轮廓在红色的晨光里摇曳。1968年，我才6岁，随父母经过黄陂“斗批改”运动后，又随父母踏上这片红色土地，从老二团到新二团，从麦场到化肥厂。五年的红色时光，芦席棚的炊烟，绿色田埂上的红旗，玩童中的传颂的红色故事，人们朗诵毛泽东语录的声音，人们为社会主义无私奉献的努力，父母亲默默无闻的辛劳，都化作我终身红色的养分。铭刻在生命里的红色印记，成为激励我弘扬红色文化的动力。

老百姓是我们的根和本。在实践生活中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深深体会到这一点。1969年的夏日，沙洋的河水带着少童年人的梦想。放学路上，我和同学手牵手蹚进小河摸鱼，刚摸到几条银闪闪的鲫鱼。上游突然传来轰隆隆的水声。汛期的洪水正顺着河道猛冲下来。浑浊的河水瞬间漫过膝盖，我只觉得一股巨大的力量拽着身子往下游漂，同学的手在慌乱中滑脱，耳边是呼啸的风声和同伴的惊呼。就在河水漫过胸口即将被卷入深水区的刹那，路过的老乡扔下扁担，踩着水冲过来抓住我的后领，像拎小鸡似的把我拽上了岸。湿漉漉的我瘫坐在河滩上，看着湍急的河水裹挟着杂草翻滚。我第一次懂得了“敬畏”二字的重量，也记住了老百姓在危难中伸出的救援之手所承载的温暖。 干校老二团我们连队的住址附近周围就是村庄。当地农民大伯经常邀请我到他们家去玩。为了加深与农民接触和感情，我就去了。通过与他热情交谈，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也对淳朴的中国农民加深了了解。那个年代的农民，确实是朴实、热情、勤劳。后来那位农民送我一只板凳狗。我带回家后，因为学业和父母的工作，无法养。在父母的要求下，我依依不舍地还给老乡。

也是这一年，麦场附近的小河成了我们的“天然泳池”。两岸的少年们喊着号子对游，溅起的水花里藏着不服输的韧劲。我趴在水面上扑腾，手脚不协调地乱划，喝了好几口带着泥沙味的河水，却倔强地不肯上岸。从呛水到换气，从“狗爬式”到能稳稳地游过河对岸，汗水与河水交织的日子里，不仅学会了一项技能，更淬炼出“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勇气。多年后回望，那段在激流中成长的经历，恰如红色岁月里的精神隐喻：人生如逆水行舟，唯有迎难而上，方能抵达彼岸。

每天清晨，我背着书包和小板凳，穿过长满狗尾巴草的田埂去团部上学。必经的村庄里，老乡家的狗子总爱蹲在路口“拦截”我们。母亲教过我：“遇到狗不能跑，你越跑它越追，站稳了，它就不敢靠近了。”于是每次遭遇“狗患”，我们便挺直腰板慢慢往前走，看着狗子们在脚边吠叫着打转，最终悻悻离去。这段看似平凡的上学路，让我早早懂得了“临危不乱”的智慧。芦席棚搭成的校舍是我们的学堂，长凳拼起的桌子上，课本被翻得卷了边。而芦苇席子下学习红色书籍和毛泽东的思想的朗朗书声，构成了最质朴的红色启蒙。

父亲的驻地就在团部附近。一排排芦席棚在风中微微晃动，里面的陈设简单到极致：一张木板床，一个装衣物的木箱，墙角堆着劳动用的锄头和镰刀。父亲是革命战争中经受生死战争考验的革命者，更是遵守革命纪律的战士。当时作为被劳动改造的干部，父亲每天毫无怨言，天不亮就下地干活，挑粪、挖沟、割麦。他曾经握笔的手磨出了厚厚的茧子。我常在放学后去看他，远远地望见他佝偻着身子在田里劳作，汗水顺着脸颊滴进泥土里。心里很难过。后来父亲被调到化肥厂烧锅炉，他不怕苦不怕累，日以继夜辛苦工作。每次见面，父亲总是擦拭完额头的大汗，微笑叮嘱我：“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劳动最光荣，踏实做事，诚恳做人。”那些在芦席棚前的短暂相聚，没有华丽的言辞，却用言传身教诠释了“艰苦奋斗”的红色精神，让我明白，真正的信仰，藏在脚踏实地的劳动付出里。

在课余时，母亲则带着我融入了田间地头的劳动生活。春耕时，我们踩着泥泞插秧，冰冷的泥水浸透裤脚，腰弯得酸痛，却看着绿油油的秧苗在田里扎根生长；秋收时，弯腰捡黄豆、摘棉花，指尖被豆荚划破、被棉壳磨红，却在装满收成的竹篮里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我们种的枣树在三年后结出了青涩的果子，捡来的香瓜西瓜甜透了盛夏的时光，摘桃子时踮起脚尖的模样，至今仍清晰如昨。那些与泥土打交道的日子，让我亲近了自然，更读懂了“粒粒皆辛苦”的真谛，体会红色文化的的内核，让“自力更生”精神在劳作中深深扎根。

在那些难忘的岁月里，我除了参加劳动与学习，而且在干校中体会红色文化的生活和内涵，亲身感受许多鲜活的红色乐趣。我们去马场看马，看着骏马在草地上奔腾，心中涌起在实践中锻炼成长的无限豪情；跟着老乡放牛、养猪，在与牲畜的相处中学会了责任与关爱；在课余时间，打弹弓枪、挖陷阱、滚铁环，摸鱼抓虾时溅起一身水花，掏鸟窝时屏住呼吸的紧张；烤土豆时飘来的焦香，叉青蛙时的小心翼翼；还有偷偷吃生鸡蛋时的新奇，这些童年趣事，为艰苦的岁月添上了温暖的红红火火的底色。

而最难忘的，是晚上在团部或校部看露天电影，银幕挂在老槐树上，我们搬着小板凳挤在前面，看着革命影片里的英雄人物，心中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唯有一次，校部礼堂放《三本五十六》，工作人员拦住我们说“不让小孩看”，那份小小的遗憾，反而让红色影片和战争片子在心中更添了几分神圣。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的消息传到干校，整个连队都沸腾了。我们敲着锣、打着鼓，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向校部，一路上，“东方红，太阳升”的歌声响彻芦苇荡。夜空里，仿佛真的能听到卫星传回的《东方红》旋律，那一刻，自豪感在心中激荡，红色文化中“家国情怀”的种子，在少年的心中悄然发芽。我忽然明白，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唯有国家强大，才有个人的安宁与幸福。记得在家里搬到新二团后，我学会做红缨枪，学电影中的儿童团站岗放哨。还随姐姐她们高年级的同学野营拉练，学习红军长征精神和老八路的抗战精神。在化肥厂期间，经常观看厂宣传队排练红色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等和“收租院”，接受红色文化教育。

五年的五七干校岁月，如同一座红色熔炉，使我从童年走向少年，淬炼和塑造着我的思想品格，滋养着我的幼小的心灵。芦席棚下的坚守，田埂上的耕耘，惊险中的成长，集体中的温暖，还有那些刻在记忆里的红色瞬间，共同构成了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与坚韧，懂得了责任与担当，领悟了家国情怀的深刻内涵，红色文化的基因，就这样融入了我的红色血脉。我深深懂得，红色岁月不是尘封的往事，而是滋养心灵的清泉；艰苦磨砺不是人生的缺憾，而是淬炼成长的熔炉。那些在五七干校的日子，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照亮了我前行的路，让红色精神成为永恒的生命底色。

1971年的那个午后，却让我经历了生命中最惊心动魄的时刻。在化肥厂，我和同学“瘦子”偷偷挖地洞，正当我们在洞里畅想“秘密基地”的模样时，头顶的泥土突然簌簌掉落，紧接着是轰然一声巨响，洞口塌方了！我被埋到了胸口，而“瘦子”整个人都被泥土覆盖，只露出一只手。我吓得大哭，拼尽全力喊“救命”，幸好附近劳动的大人听到声响赶来，用手一点点刨开泥土，才把我们救了出来。“瘦子”脸色苍白，嘴唇发紫，医生说再晚一会儿就危险了。这次生死考验，让我深刻体会到“团结互助”的重要性，也让我明白，红色文化中“集体至上”的理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危难时刻能够依靠的力量。

在化肥厂期间，已经是小学二年级的我，每天上学要到一团小学。记忆中记得教室是面包型的，旁边有一个马车大队，有几台马车，课间我们经常去看马和骡子。去学校要经过两里多路。上学放学都要排队统一走。当时我是班上的小干部，是五好战士、红小兵。同学们放学回家就由我统一指挥。记得当时同班和同年级的同学有几个后来家里也回水果湖省委机关了，我们后来在武昌水果湖小学、中学也在同班学习。

如今的我，虽然已经过了半百年龄，但是那一段童年的红色记忆虽留存的红色基因永远不会改变。我已经投身红色文化宣传工作数十年。每当向年轻人讲述那段岁月，我总会想起沙洋的芦苇荡、芦席棚、田埂上的红色足迹。我想告诉他们，红色文化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革命先辈的平常的举动中，由无数平凡人的故事、无数真实的经历构成的。它藏在为红色共和国劳动的辛勤汗水里，藏在遇到危难中的人民群众的援手间，藏在对红色江山和人民国家的信心和热爱中，更藏在每一个人成长的红色印记里。我们传承红色文化，就是传承那些在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所蕴藏的红色资源、红色传统，让勇敢、坚韧、担当、奉献的红色品格，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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