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伴侣——札记•忆二伯

刚刚好

图 / 原兰州军区政治部 西电校史馆 佚名文 / 刚刚好背景音乐 / 《延安颂》廖昌永 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共和国有两所最著名的军事院校——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 这两所军事学院因所在地为哈尔滨和西安，亦被称为哈军工、西军电。 这两所学院都是中央军委直属的军事工程技术院校，哈军工侧重综合性军事工程(航空、海军、炮兵等)，西军电侧重通信电子技术。 陈赓大将是哈军工院长兼政委，王诤中将是西军电开创时首位校长。1959年两校同时入选全国首批20所重点大学，成为当时国防科技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校在五十年代为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奠定了中国军事工程技术教育的基础，其历史贡献和办学经验对后续国防科技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尤其西军电，是1931年红军时期我军创建的第一所军事学校。 这所学校当时校名叫“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亦称“红军通校”。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红军通校与陕北红军无线电训练班、红二十五军无线电训练班合并组成中央军委无线电通信学校，又称“延安通校”。 毛泽东曾3次为该校题词，其中1940年10月题词“你们是科学的干里眼顺风耳 ”是很多人熟悉的。 抗战烽火中，延安通校（西军电前身）培养出2000余名红色通信战士，从学校走出40多位共和国将军，涌现出以李白、张露萍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英烈，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二伯与父亲都出生于黄土高原的陕北延川县永坪镇贫瘠的一小山村。 1934、1935年，16岁的二伯与父亲参加了陕北红军，走上了艰苦卓绝的革命道路。 1936年初，二伯被选调进入延安通校第一期学员。作为第一期仅5名学员之一的二伯毕业后，留校担任专职党支部书记，协助创建了陕北红军通信兵，成为陕北红军通信兵的元老之一。 　　中央军委无线电通信学校(延安通校)旧址 　　1936年，刘克东在杨虎城部队任通信连副连长从事地下工作时的留影。 1936年经中央决定，受周恩来及李克农同志的亲自委派，二伯随叶剑英、汪锋、彭雪枫、潘汉年、边章五、刘鼎、吴自立等8人组成一临时党支部，经洛川赴西安分别开展对东北军及西北军的统战工作。 进西安后隨汪锋进入杨虎城部任职，并在杨虎城属下阎揆要部建立了秘密电台，负责西北军西安方面与陕北党中央的联络工作。 他直接参与了西安事变中西安与党中央的秘密通讯联络工作。西安事变期间，他亲自发报向延安中共中央报告了蒋介石被抓捕的消息。这是他一生中引以为傲的一件大事。 返回延安后在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跟隨彭德怀、贺龙参加了著名的忻口、太原、中条山、百团大战等战役，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等转战陕北的重大战役，以及解放西安、兰州等解放大西北的多次重大战役。 战争年代，先后担任八路军电台台长、陕西省委首任电台台长、军委三局股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通信科长、第一野战军通信处长、西北军区通信处长等职。 　　延安气象观测站旧址 1944年，美军以盟军的身份，请求在陕甘宁边区以及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他们的气象观测网和气象通信网。 中央军委责成军委三局王诤负责此事。在王诤领导下，经过组织培训，在有关地区建立了20个气象观测站，同时建立了我军第一个以延安为中心的气象信息传送网。 二伯兼任了首任气象队队长，被称为我军红色气象事业创使人之一，更重要的是，为日后新中国气象事业奠定了基础。 　　1951年，全军通信教育会议全体合影（第一排左四为刘克东） 　　1955年，在张家口通信兵学院，二伯二妈与苏联顾问诺沃尔洛夫夫妇合影。 　周恩来总理签署的任命书 1950年9月，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二伯兼任了中央人民政府邮电部及西北军政委员会西北邮电管理局局长。 1955年二伯由中央军委任命为通信兵学院副院长（院址在张家口）。 1960年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西军电）副院长，其间他直接参与和领导了通信兵学院西迁及西军电建设的多项工作。 　　1959年，西军电4位院领导与苏联顾问合影(左一为刘克东、左三为曾庆良、右三为王赤军、右一为黎东汉)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9月3日西电微信公众号《西电记忆》发文 “今天，向抗战中的西电人致敬！”…… 首页“将星璀璨”，列出的从1931年红军时期开创的41位西军电领导干部中，刘克东排名第12位。 　　1971年，王诤复出后，二伯夫妇去北京看望通信兵卓越的创建者与老领导王诤。 王诤将军先后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军委通信兵部主任、四机部部长等职。 　　1993年二伯参加全军“三先”表彰会与军委各部领导合影（前排右二）。 　　1993年国庆，二伯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受到江泽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与江泽民握手者。 二伯“被离休”后，没有机会再参与领导工作，但作为一个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兵，不甘于在家吃闲饭。 不让从军，他就从教。不让当官，他就做民。 他以一位老红军赤诚之心，投入了撰写回忆录及关心下一代的工作。 他每天伏案边回忆边写作，视力下降到只有0.2，戴上老花镜还要借助放大镜才能写下去。 他停不下来，从白天到夜深人静，借着放大镜在灯光下，写啊写啊，手抖得厉害也停不下来。几十万字的文章，都是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 他先后撰写了《彭总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模范》被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丛刊收录。《让历史祝福未来-—跟随彭老总纪事》、《解放西北记事》、《我的一生》等多部回忆录。 他离休后共撰写革命回忆录和党史资料约60万字，除《红旗飘飘》外，部分文章还发表于《星火燎原》等刊物。 他关心青少年一代，先后在陕西省、西安市大、中、小学及企事业单位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工作，还兼任十几所学校课外辅导员。 他担任西安市关工委副主任，兼任西安市家庭教育讲师团团长、西安市关心下一代协会常务理事等职务 不遗余力的做革命传统教育报告百余次，在西安及兰州军区干休所系统成为具有社会影响和知名度的老红军。 我有两次去西安出差，当地的合作伙伴听说后，非要拜访二伯。从进门到离开，2、3个小时都是他在讲，令他们感动不已！直说未曾想到还有思想境界这样高的老红军。 二伯还捐款为家乡建立了希望小学，多次向希望工程等公益事业进行捐赠，并用自己的工资资助了多名失学儿童。 他的工资几乎全捐赠于公益事业，没有存款，没有房产，就连居住的小楼也是军产，住了六十年早已陈旧不堪，家里只有无数的荣誉证书与奖杯锦旗。与今天的省部级干部或同级的军队干部相比，大相径庭！ 他的事迹多次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陕西日报、西安日报等各种媒体报道并受到中央及各级政府领导的接见和表彰。 目睹二伯一生对党忠诚、严于律己、艰苦奋斗的点点滴滴，他的身教胜于言教。这种耳濡目染的榜样力量，比任何教科书都更具震撼力。 我从出生隨父母南下入川后从未回过陕北老家，也未见过二伯二妈。 文革时期父亲被打倒揪斗、抄家，有次我从学校回家正遇上在俱乐部会场批斗父亲。年少血气方刚的我直接就往台上冲，被人抱住。 父母亲耽心我呆在家里会出事，因二伯住在西安陕西省军区干休所安全一些。父母商量后让大哥与我去西安二伯家住段时间，1967年，文革武斗最激烈的一年，我与大哥去西安二伯二妈家居住了几个月。 这段时间里，经常与堂弟去兴庆公园玩，在湖中游泳、抓鱼，去附近的西安交大看大字报，但更多时间，听二伯讲陕北老家的故事，参加红军后艰苦奋斗、烽火硝烟的革命历史。 二伯的口才比父亲好，比父亲讲战争年代的故事更多，也更精彩。 大哥中学时期曾从成都转学去西安，住在二伯家。打算毕业时报考西军电，因堂姐已是西军电学生，平时帮大哥补习功课，后因大哥身体原因未体检通过，悻悻而返回成都。 此后每次回延安老家，路过西安都去看望二伯并在他家小住。 二伯与二妈以及我父母亲身上那种坚定的信仰、朴素的作风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早已通过一言一行融入我的血脉，深深影响了我，成为我立身处世不可动摇的精神坐标。 二伯居住在西安兴庆公园旁边的军队干休所，干休所几乎都是一栋栋的2层小楼，外人称“红军楼”。 每栋楼前有块空地，可以栽种花草树木。二伯搭了一个葡萄棚，又栽种了一些花木，春秋之季枝繁叶茂的小园令干休所的老干部们赞叹不已。 兴庆公园东侧，有一个郁郁葱葱、占地6000多平方米的“红军林”，每年都吸引来众多游人慕名参观。这个林子就是1990年二伯提议下建造的，他说，要以此作为传统教育基地，弘扬老红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 　　 二妈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1941年到全国解放，她先后在军委三局，晋绥联防司令部，第一野战军司令部，西北军区司令部从事无线电通信报务工作。 全国解放后，先后任职于西北军区、西北空军、铁道部、二机部、七机部、邮电部的有关部门或下属单位，担任相应的基层领导职务。 二妈于1980年离休。离休后与二伯一起投入到了撰写回忆录及关心教育下一代的工作。由于二伯患上了比较严重的眼疾，视力严重下降，因此很多回忆录和回忆文章都是在她的协助下完成的。 二妈自己也在多种报刊出版物上发表了很多篇革命回忆文章。她在关心教育下一代的工作中也做出了很多贡献并受到各级组织的表彰。 1976年我结婚回延川老家，返回西安回四川前，二妈送给我们一对搪瓷痰盂。愚顿的我一时半会脑筋没转过弯，二妈看出了我的疑惑，问我：“你看看它的形状像啥？”，“什么也不像，就是口大肚圆”，我回答。 但瞬间我反映过来了，痰盂口大肚圆有"聚财纳福"的象征；更深的民间说法是，其形状与女性子宫相似，暗含"早生贵子""多子多福"的象征祝福。 在物资匮乏的那个年代，痰盂是家庭必备日用品，新婚夫妇组建家庭需要添置这类生活用品，送痰盂既实用又寄托了“家庭圆满、人丁兴旺”的美好祝愿。 那个年代的住房没有卫生间，都是公共厕所。清晨起来都是端着疾盂去公厕的职工，带回来后才感觉真正的方便实用。 　　2019年10月，二妈百岁生日诞辰 未曾想到，2019年去西安参加二妈百岁诞辰时才知当年二伯因解放战争时期在彭德怀身边工作，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后，60年代初，受到彭德怀和习仲勋案的牵连，被逐渐旁置，竟受其影响降级降薪。 1963年才45岁的二伯即“ 被身体原因 ”早早离休。“林彪事件”和粉碎“四人帮”后，彭德怀和习仲勋案得到平反，经中央军委批准恢复正军职及行政级别，令人啼笑皆非。 2004年6月二伯因病在西安逝世，享年86岁，我赴西安送别了尊敬的老人。 　　2021年7月23日，二妈因脑梗后肺部感染，走完了人生之路，享年101岁。 堂弟刘巍从小立志报效祖国，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时，他不符合下乡条件，却主动申请去延安宜川县插队落户。当年陕西日报、西安日报都曾作过专题报道，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 在宜川插队时入党，后担任大队支部书记。恢复高考时，仅小学文化的他考上西北大学，毕业工作后不久又考上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在共青团中央工作。 后调香港新华社分社工作，又考上英国剑桥大学法学专业博士毕业，成为共和国成立后剑桥大学第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的法学博士。 　　上世纪八十年代，刘巍与我父母亲合影留念 　　2019年10月，二妈百岁诞辰，我们赴西安给老人贺寿，与二妈、堂弟刘巍全家合影留念。 　 2024年7月，堂弟刘巍全家一行赴西电捐赠二伯珍贵历史资料，参观校史馆。 西军电自1931年在江西苏区建校（红军通校、延安通校、通信学院、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到归地方更名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简称西电）至2023年以来，累计为国家培养各类人才约32万余名。 其中包括26位两院院士(含恢复高考后校友20位)、120余位解放军将领、10余位国家副部级以上领导，以及大批航天总师、科研院所所长、技术骨干和行业领军人物，形成了以“院士校友多、将军校友多、航天总师多、所长总工多、创业英雄多”为标志的"西电现象"。 从二伯二妈到我父母亲，家族亲人里从红军、八路军到人民解放军先后有15名亲人报国从戎（不完全）。 从将军到士兵，从老红军到中国第一批赴柬埔寨联合国维和部队军人，都有他们光荣的历史、战斗的足迹和踪影…… 我从小聆听的革命前辈事迹不仅是故事，更是历史的回响。 二伯二妈与我父母一生践行着“忠诚、干净、担当”的革命底色，他们的言传身教如春风化雨，不仅塑造了我们家族的红色家风，更奠定了我一生的价值基石。 百年岁月，百年芳华。二伯与二妈在革命战争年代历经烽火硝烟，在共和国的革命和建设中付出毕生精力，成为革命伴侣的一生成为我们家族的荣光！ 　　2025•乙巳年腊月腊八节于三亚•海棠湾后记：二伯与父亲一样，离开我廿多年了，前两天一位老友来海南环岛自驾游，专程来海棠湾看我。 席间谈到他二伯的故事（也是当年延安通校第一期学员，与二伯曾是战友），我国导弹之父——钱文极。 两弹一星的功勋者国人皆知，而隐藏其后的同样功勋卓著的导弹科学家因从未解密却鲜为人知。 钱文极是我国第一代地空导弹总设计师，曾任通信兵部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副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二研究院副院长、第四机械工业部第十九研究院院长、国家电子计算机工业总局副局长。 他长期从事通信机研制技术领导工作和地空导弹武器系统研制的领导工作，主持完成了红旗一号、红旗二号等型号研制任务，对我国通信技术、电子技术、导弹技术、计算机应用事业的发展和相应的技术基础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故事是2022年4月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编印出版的《导弹人生》一书正式发布，首度向全社会公开了此前隐姓埋名几十年的中国导弹武器型号总指挥、总设计师们的故事。 谈到他二伯与我二伯间战友情谊故事及他曾去我二伯家的一段往事时，动情地讲：他决定将其二伯的故事写出来，让更多的青年一代了解老一辈革命家。 他的话触动了我，万千思绪……写下此文，以资纪念敬爱的二伯二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