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 母亲的回眸

师跃

　　母亲离开我们已是整整三年，那年她九十一岁，而她的音容笑貌仍会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

母亲在世时，我每次回到她位于行署大院的二楼家中，推开房门，总会看到她坐在老式圆桌前，不是俯身绘画，就是低头剪报，或是专注缝补。听见动静，她回眸看来的一瞬间，我看到她目光里透着温婉和坚毅。

　　母亲的一生，平凡却又厚重。

母亲1932年生于昆明市东寺街敬德巷4号， 属猴，原籍玉溪市通海县河西镇石山嘴村师家湾七组。我的外公外婆几代人都在昆明东寺街生活，平时做点小生意，有一栋进深颇长的房屋，屋后辟有一方小巧的花园，草木葱茏间，藏着母亲儿时的清欢。临街有三间门面，其中两间出租，生活还算殷实。母亲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她是老小。年少时，她先后在昆明崇仁小学和昆明护国中学读书，让她积攒了一定的文化知识。母亲小时勤快懂事，深得外公外婆的喜爱。外公经常在外夸赞：“我这个小老妮（对最小姑娘的爱称），很能干，又孝顺，里里外外的家务、杂事都能办得妥妥的”。

平静的日子在1940年左右被战火打破。彼时，日本侵略者的飞机频频轰炸昆明城区的商业街区与居民区，母亲的童年记忆里，便多了“跑警报”的仓皇与焦灼，这与汪曾祺先生在散文《跑警报》中记述的场景如出一辙。汪先生笔下“警报一来，大家都往郊外跑……三天两头有警报，有时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两次”的文字，恰是母亲当年亲身经历的真实写照。狂轰滥炸之下，昆明城满目疮痍，无数平民伤亡，大量建筑损毁。外公的小生意也未能幸免，受战事重创难以为继，临街的门面只得忍痛处理，曾经殷实的家道，就此渐渐衰落。

　　解放后，母亲于1950年初任职东寺街下街街道办事处治安委员，还担任“群众识字班”负责人，她总自豪地说自己当过校长。她同时加入山洪歌咏团，走上街头宣传党的形势与政策。1951年8月是母亲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她光荣参军，进入省军区教导团参训；1952年11月调至省军区司令部从事文秘档案工作，1953年3月又转任省军区政治部秘书处工作。在部队的三年里，母亲磨砺出坚韧的意志与抗压能力，也养成了雷厉风行的行事作风。

　　到了1954年8月，母亲结束了三年的军旅生涯，转业到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工作。在领导身边工作，母亲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工作更加勤奋努力。母亲有一次兴奋地对我说：“在省委办公厅工作期间，有一件让我终身难忘的事，就是近距离得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那是1956年12月，周恩来总理出访缅甸回到昆明，在省委办公楼会议室开会，给云南省领导干部作重要讲话后，特意来看望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当时大家在办公楼一楼大厅围成半圈等待周总理看望接见。母亲因年纪轻、个子小，便站在了前排。总理走到她的面前亲切地问道：“你是当地昆明人吗？”，我母亲激动地回答：“是的，总理”，随后，总理与她握了手。“握着总理温暖的手，我高兴地流出了眼泪。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也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母亲说起这段往事时，眼睛里依旧闪着光亮。

　　母亲与父亲相识于解放初期的昆明，当时父亲在金马坊茶室当学徒，母亲常于夜晚到庆云街参与腰鼓、歌唱活动，父亲也常前去打腰鼓，二人就此结缘，每次活动结束后，父亲都会主动送母亲回家。1951年5月，父亲到昆明市参加工作，几年后两人结为夫妻。1953年，父亲积极响应市委号召，主动报名前往镇沅县支援边疆建设。1957年6月，母亲毅然放弃省城优渥的工作与生活条件，随丈夫奔赴镇沅，先在县法院工作，后又先后任职于景谷文化馆、镇沅文化馆、镇沅邮电局。文革期间，父母因“站错队”，全家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两年有余，直至1978年才得以平反。1979年3月，母亲调到市图书馆工作，直至1988年5月退休。

　　母亲对我们兄弟三人管束很严，自小便注重培养我们独立生活能力。我虽是家中老小，她也从不惯着宠着。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从未打过我，我若是做错了事，她只需用眼神瞪我两眼，我便心知该及时改正。在她的言传身教下，我小学时就学会了洗衣、煮饭、种菜，还会养鸡鸭、喂兔子，后来又学着宰鸡；也能自己动手做各类玩具，木弹弓、陀螺、滚铁环、木手枪、风筝和用枪子果的“竹筒枪”样样都会，甚至还摸索着做出了有难度的滑轮车，再往后又学会用缝纫机，能进行简单的缝补。我们兄弟三人在母亲的教导下，个个听话懂事，从没给父母惹过麻烦，邻里街坊也都称赞母亲教子有方。

母亲的脾气算不上温和，但心地善良，是那种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她对子女的爱，永远细致入微。记得我小学毕业那年，因突发阑尾炎需要手术。母亲忙前忙后，日夜守在身边。手术虽然顺利，但麻醉过后伤口的疼痛让我难以忍受，是她一直耐心安慰、轻声疏导。之后她又细心熬煮鸡汤为我滋补，让我很快康复。还有一次，大哥爬树时不慎摔断了手。母亲着急得四处寻医，后来听说离县城三十多公里的勐大，有位名叫李有龙的接骨医生很有名气，便毫不犹豫地带上大哥，搭乘每天仅有一班的班车赶去求医。在她的精心照料下，大哥的手恢复如初，后来参军入伍也丝毫没有受到影响。母亲还重视开阔我们的眼界。她曾几次分别带着我二哥和我去昆明，让我们看看外面的世界，增长见识。这些点点滴滴，都是她默默的爱的证明。

　　我的母亲是位见过世面的人，既当过兵，也在大机关工作过。在我记忆里，她多数时间是留着齐耳短发，衣着干净整洁，走路带风，神情从容干练，棘手的事到了她手中也会变得条理清晰。即便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艰苦岁月里，母亲也总有办法让平淡艰苦的生活透进一束光，从未让我们挨过饿。她会在休息日天不亮就特意走到很远的小路口，等候进城卖鱼的农民，买回来为我们补充营养；每月会去国营食堂找熟悉的师傅买一小份炒猪肝或炒瘦肉，给我们打打牙祭；到了生日，总会煮上两个鸡蛋，祝福我们又长一岁，那份简单的快乐，足以让我们幸福许久。遇上重要的日子，无论多难，她也会请来摄影师，在五七干校的田埂边、大会堂的广场上，为我们留下几张珍贵的成长照片。这也让我至今仍喜欢用手机或相机，去捕捉生活中的美好瞬间。

　　同样让我难忘的，还有母亲每年夏天必做的昆明特产“茄子鲊”，咸香下饭，滋味悠长。这道菜做起来很麻烦：要把茄子切条、晒干（正值雨季时节，得时时防着雨水），还要炒香大米、花椒和八角，磨成鲊米面，再把蒸过的茄子条均匀裹上鲊米面，装罐压实，密封发酵三五天才能吃。母亲这门手艺一直做到了八十岁，如今回想起来，仍会让我口中生津。还有一件小事深印在我心里：每年八一建军节，母亲都会参加座谈会。因为女兵很少，散会后，同事总会把剩下的炒花生、糖果包一小包让她带回家。我们这些孩子，便也欢欢喜喜地分享着她那份军人的荣光，咀嚼着来之不易的甜蜜。

　　母亲天生一副热心肠，待人热忱，心直口快。即便是陌生人，她也能很快熟络起来。只要有人找她帮忙，她总是尽心尽力，跑前跑后地为人家排忧解难。曾有老伙伴要去昆明看病，她便亲自带着去，托熟人、找门路，直到看完病才放心；以前镇沅的年轻同事来思茅办事，她热情地邀请到家里住，一住就是十天半月，还帮着协调各种事情；有人需要反映诉求，或是夫妻两地分居需要调动工作，她也乐意带着去沟通、想办法。在图书馆工作时，她总是耐心指导读者借书找书，有问必答。因此，大家都敬重她，亲切地唤她“师阿姨”。

记得她七十六岁那年，群艺馆的老师请她帮忙照看几天画展，她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有一天傍晚，她去换班，穿过草地时不小心被铁丝绊倒，造成了骨折住院。群艺馆的老师来看她时十分内疚，她却笑眯眯地说：“没事，是我不当心，没看清路。”母亲就是这样，用她直爽的热心肠，温暖了许多人。

　　母亲还是一个“厉害的人”。骨子里带着军人的刚气与正义感，遇事从不怕事，敢于仗义执言。单位里领导行事不妥、处事不公时，她都会直言指出，促使对方秉公办事，不敢肆意妄为。她曾跟我讲过：“在五七干校那会，军代表非要我搞‘早请示晚汇报’，我偏不做。他故意找我的茬，我直接回怼：我当兵的时候，你还在玩尿巴巴呢！那军代表听了，再也没敢多说一句。”还有一回，她在五七干校写了一封信，让军代表去县城时转交县革委会的一位负责人。那位负责人拆开信一看，转头就跟军代表说：“这信里，全是反映你的问题。” 讲完这段往事，母亲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退休后，母亲依然保持着那份“不服老、不服输”的劲头，专心做了两件很有意义的事。一件是潜心学习国画。出于对中国画的热爱，她加入了老年国画研究会，从零开始执笔。经过十多年的刻苦钻研，尤其在工笔画上小有成就。她的作品笔意娟秀，设色素雅，韵味含蓄，温润如玉。不少作品在各类比赛中获得一等奖、优秀奖，有些还被画展收藏。省、市电视台也曾采访报道过她的绘画故事。另一件事，则是延续了她自1984年就开始的剪报习惯。母亲将报纸、杂志中实用的生活常识、医药偏方、养殖技术等资料，分门别类地剪贴整理，装订成册，既方便自己，也惠及他人。尤其她收集的医药知识，涵盖多种疾病的预防与治疗，时常有亲朋好友来借阅、摘抄，有的人一个单方就治好了病，有人凭其中的方子缓解了病痛。一次她和一位医生交流时，对方笑称：“你这知识储备，都能当医生了。” 绘画与剪报，构成了母亲晚年生活的重要篇章，让她活得充实、丰沛而又愉快。

　　年近九旬的母亲，岁月仿佛格外优待她，虽然鬓角染霜，黑发却依旧错落其间，容颜未被纹路深刻，眉眼间温润细腻，全无粗糙之感，历经沧桑依旧从容优雅、气定神闲。她自有一套保养之道：晚年忌寒性食材，青菜、苦瓜等从不入口，只吃白菜、蒜苗、蒜苔、豌豆等温性蔬菜；肉类只选猪肉、鸡肉与鱼肉，不食牛羊肉。她偏爱小食，炒蚕豆、炒黄豆皆是心头好；虽身患糖尿病，每日仍会吃些老街的豆沙包子、金钱酥饼干，也不见影响到血糖的稳定。母亲一生未曾出过省，笑言守着电视，便能看遍四方风景；她极少在外就餐，总说外头的滋味不及自家烟火。直至八十八岁，她仍坚持亲自买菜做饭，子女仅稍作协助。她还有个护眼小妙招，每日以热毛巾敷眼，这般坚持，让她年近九旬依旧能轻松穿针引线。

　　母亲用水一般的温情，山一样的坚强，成就了一生的责任和使命。由于母亲在边疆民族地区工作三十年以上，并作出积极贡献，1992年12月，地委、行署特发给她“支边光荣”的荣誉证书，予以表彰。单位曾给予她这样的评价：工作一贯认真负责、勤奋踏实、吃苦耐劳，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兢兢业业工作，踏踏实实做人；在图书馆她加强管理，积极做好读者服务保障，树立了图书馆人的形象，赢得了领导、同事及读者的尊重；她以身作则，廉洁自律，勤俭持家，交办的各项任务不折不扣完成，对职工求助热情，积极帮助和扶持年轻同志；她为人正直、热情直爽，团结同志，乐于助人，为单位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工作得到了单位领导、职工和读者的一致好评；她那种勤勤恳恳，忘我工作的奉献精神，那种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那种为人正派，忠厚老实的高尚品德，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母亲没有半声呻吟，带着无牵无挂的安然，就像睡着了一样，走得干净利落，走得平静安详。